宁夏工人在装配卡车。新华社发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堆场。 　　新华社发

　　贵州六冲河大桥合龙。　　新华社发

　　柬埔寨制衣厂女工们在劳动。人民视觉

　　马来西亚吉锡器制作工厂。　人民视觉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本报今明两日连续推出专版，邀请国际学者一起解读我国传统机遇面临的变化，并探讨如何利用新机遇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世界工厂”面临转型

　　中国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附加值较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拥有更为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慢慢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成功地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出口快速扩张，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快速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丰富而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生产出低价、优质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这些产能大部分是外向型的，尤其是针对美国和欧洲市场。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中国国内条件的变化，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变得难以持续。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开始减少。第二，欧洲和美国尚处于经济危机复苏阶段，未来几年，外部需求不可能像以往那么强劲。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可能将在2020年前后真正出现。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投资要流入那些能够带来最高资本回报率的部门。这就要求金融改革的相应配套，以改善信贷分配，确保最具活力和生产率的企业获得融资。如果成功推进经济改革，中国将在中长期内继续保持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别尔格尔：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这使中国在工业化中能够花费较少。然而，中国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有明显缺陷。大部分情况下，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附加值低下。为生产高科技产品，中国可能还必须花大价钱购买生产许可证，这些花费最多能占到售价的90%，外国公司也不愿给中国关键技术。在这样的参与模式下，近年来中国从国内外感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国内劳动力、土地、投资等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东南亚劳动力更加廉价，使得很多企业从中国国内向国外转移。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慢慢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今后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提高“世界工厂”的水平，来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通过政策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还需要大力发展宇宙、航空、海洋等未来型产业，在文化产业和服务业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创造一个对外资更加有魅力的投资环境。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罗曼诺夫：显然，国民收入增长后，中国不再仅是“世界工厂”。在下一个十年，中国企业可能将生产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中国将成为富有的“世界销售市场”，对大量国外商品有需求。如果根据已制订的计划，中国正在努力获取“世界科研实验室”及“全球现代技术中心”的地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竞争力下降。印度、印尼、越南等国成为外资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这也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人口红利仍未耗尽，中国仍有数亿农村人口，有大量拥有良好技能、能够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因而，我对中国工资上涨导致失去竞争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中国工资上涨快，但劳动生产率同样在增长，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在继续提高。尽管中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达到全球价值链上游尚需要较长时间，但中国出口产品的组合在变化，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