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逝去的光荣历史

　　2008年8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报道，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透视（GlobalInsight）预测，由于美国经济快速滑向萧条，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2009年将占全世界（11.783万亿美元）的17%，超过美国的16%，从而比该公司以前的预计提前4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不仅将终结美国维持100多年的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地位，也将终结整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制造业霸主地位。这条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许是凑巧，此前三天，在8月8日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海船的表演，唤起人们对 中国制造业长期领先全球的历史记忆：

　　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便占据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出口大国地位长达上千年之久，以至于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公元23~79年）哀怨地将本国经济 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导致黄金持续外流，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学术界普遍公认，中国在16世纪以前，技术水平全面领先于西方。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和李约瑟著述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众多权威科学技术史文献都强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技术流向几乎完全是单线程地从中国流向欧洲。即使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于明代中叶完成地理大发现之后以至晚明，虽然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 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陆续赢得了优势，但直至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特别是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发生，手工生产依然是制造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技术方面，中国商品仍然凭着千百年间发展积累起来的精湛工艺、专有技术和优良质量而风靡欧、美、日本市场，致使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开通中欧直接贸易海路之举在相当程度上竟颇有“为人作嫁”的色彩，中国制成品藉此赢得了比此前历史上广大得多的出口市场而迅猛发展。

　　由于本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硬币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美洲白银西流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J.Hamilton）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

　　二、 中国制造业的没落

　　令人扼腕的是，拥有如此良好的基础，中国制造业两千年的上升势头却因为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而断送。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手工制成品在技术含量、品种花色、质量等方面总体上已经丧失了竞争优势，但至少在国内市场上还能够与西方机器制成品平等竞争，没有法定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制成品就连在国内市场上的法定平等竞争地位也被一步步剥夺了，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近代制造业难以生长。而由于近代制造业极端落后，无力自卫，国土广大的中国犹如怀璧匹夫般刺激了强邻的觊觎之心，就连在“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分工格局下安稳苟活的希望也一再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破，连绵的战争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了中国本来就极为薄弱的一点近代工业积累。如此恶性循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时，新中国奠基者们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仅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如联邦德国1950年为55%~60%，美国1953年为48.4%，加拿大1951~1955年为49.6%，瑞典1951~1955年为54%~58%。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上，当时中国不仅瞠乎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在当时那个尚未经历全面非殖民化、独立国家不多的世界上排名第26位，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印度1949年钢产量也有137万吨，为中国的8.67倍；1949年中国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其中原油产量位居世界第27位，发电量排名世界第25位，而美国1950年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116620亿吨，日本为6232万吨，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