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利养懒人”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规矩，北欧的“福利国家”应该是最多懒人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妨通过北欧国家和美国就业保障制度的对比，来看看完善的福利制度如何“养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美国的传统 制造业，瞄准的是大众市场，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制”。“福特体制”的特点是标准化、流水线化，不仅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工人也可以随意替换。工人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其功能近乎一个机械手，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有“普通技能”大致就可以应付。与之相对的，是精品生产，瞄准的是所谓“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或称“缝隙市场”“小众市场”。特别定作的高端产品，批量甚小的特殊产品，乃至生产消费品的特殊器具、机械等等“生产性物资”，都属于这类。这样的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技能非常精深，职工必须具有处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的能力。介于两者之中的，则是多元化的大规模生产(DMP: diversified mass production)。这种生产仍然面对大众市场，保持很大的批量，但比较灵活，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随时根据产品的原型进行修改。日本的 汽车业和电器业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体制，鼓励少数人拔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创造阶层。这些人不管从事哪个行当，都有通才教育的背景，视野开阔，创意充足，不受本专业传统模式的限制。因此，美国每能领导突变式的变革。乔布斯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弄潮儿。同时，这些聪明人能够设计出傻瓜都能操作的大规模生产程序，减少了对高级技术工人的依赖。一旦工人如同随时可替换的部件一般，企业就随时可以“外包”到低薪国家，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异常灵活，但也导致了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导致了所谓“冲向底层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既然中国工人能干美国工人的活儿，老板凭什么支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如果印度工人拿一半钱就能干中国工人的活儿，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过高了。美国制造业在“ 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德国、北欧等发达国家，则不仅不怕“中国制造”，反而把“中国制造”看成是自己的机会。与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工会相对照，北欧的工会，大多欢迎全球化的竞争。德国的各种精密仪器、机械，则是“中国制造”的基本工具。德国人骄傲地宣称，中国固然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是德国的公司建造的。这就使德国制造业成为“中国崛起”的赢家。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在德国、北欧的生产体系中，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绝非随时可以替换的部件。许多产品，除了这些工人外谁也作不到一流的水准。采取终身雇佣制度的日本，大致也是如此。 

　　不妨举几个例子。2012年10月底美东飓风前夜，我从电工那里订购了便携发电机，是个美国牌子，噪音很大。我问：“有安静点的吗?”答：“你愿花那个钱，就买本田。”这台美国牌子的900美元。本田多少?上网一查，同等能量的，一种2700多美元，一种4000美元。本田的牌子，放在汽车上是个平民牌。但从割草机到私人飞机，沾上“本田”这两个字就贵。几年前买加湿器也有同样的经历。买美国的牌子，100美元以下肯定下来了。但噪音大，在琴房、卧室难以使用。换个德国牌子，白天几乎听不到声音。但一台要400美元。同样是常用消费品，美国往往经营廉价的大众品牌。德国则专精于小众的高端产品，利润边际大得多。我曾为此事问过搞工程的朋友。对方解释： 机械加工的精度，只有德国和日本等几个国家能达到这样的一流水准，人家的技工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好像祖传的一样，美国那种粗犷的流水线生产，大多对此望尘莫及。由此也不难理解，美国人也可以搞出几款豪车，但缺乏足够的技能资源在高端产品上全线出击。你装个 空调，安静的高端产品几乎一色的日本品牌。美国产的窗式空调噪音往往很大，难以进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