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一个从认识到落实再到深化的过程对四川而言，背负着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新的治理思路、发展思路。
　　巴蜀大地，各地地形不一、环境迥异，既有高原山地，又有平原浅丘；既有经济发达的平原城镇，又有贫困集中连片的四大片区。如何因地制宜，找到一条契合当地资源禀赋的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围绕这一话题，本期的“5人谈”邀请相关人士共话绿色发展思路。
　　严守底线，明确界限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
　　打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本报记者 寇敏芳
　　有着“聚宝盆”之称的四川大地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矿山开发管理过程中如何贯穿“绿色”基调？记者采访了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
　　记者：矿山与“绿色”，这两个难以相融的词汇如何找到结合点？
　　杨冬生：首先是从矿业权设置源头确保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四川已经明确，设置矿业权不得涉及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区、基本农田等。四川还将是否涉及上述区域作为出让矿业权的前置要件。
　　其次是在准入评价体系中提升环境要素的比重。省国土资源厅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审批意见、土地复垦方案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作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前置条件之一。
　　第三是坚持淘汰落后产能。我们正在开展煤矿、非煤矿山整顿关闭、化解过剩产能和矿山企业兼并重组。同时，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区及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矿业权退出处置工作。目前，已初步查清各类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采矿权设置情况并提出处置建议。
　　记者：因为历史原因，有些采矿区与居民区距离很近，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威胁，如何破解这个问题？
　　杨冬生：近年来，对于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四川实施了一系列整治工程。2013年以来，四川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83亿元，补助各地开展9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项目。对于已经废弃的矿山，我们开展了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截至目前，已争取国家下达指标20万亩，覆盖我省16个市（州）。
　　记者：如何确保在建矿山绿色开发？杨冬生：对在建矿山，我省以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为抓手，初步形成在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今后，我们将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加快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同时，组织编制并全面实施省、市、县三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及工作方案，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点项目，解决矿山地质环境新老问题。今年我省还将全面启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支持矿山企业技术和工艺改造，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联防联控，区域协作
　　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
　　面对环境污染不能独善其身
　　史晓露 本报记者 蒋君芳
　　近年来，区域联防联控已成为共识。作为全省最早开展大气和水污染联防联控的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有哪些经验和体会？记者对话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
　　记者：在大气和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方面，成都市与周边城市建立了哪些工作机制？
　　王锋君:“十一五”以来，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就开始探索大气和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通过开展污染协同治理，实施污染协同减排。2010年，如今的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环保局签署了《成都经济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此后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合作机制不断成熟。截至目前，已建立成都平原经济区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成都与周边地区秸秆禁烧联动机制、成都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以及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跨界饮用水源保护协调机制等。
　　记者：当时是如何想到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
　　王锋君：空气和水污染均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要全面防范环境风险，解决环境问题，上下游、邻近区域的关联密不可分。在污染面前，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独善其身。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快捷有效的跨行政区沟通协调通道或机制。
　　比如，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秸秆禁烧联动机制施行之后，成都和相邻城市间开展接合部联合巡查检查，及时互通污染监测、遥感监控、风力风向等情况。通过信息共享，即可实现对大气污染做到“早预判、早应对”。
　　记者：深入推进区域联防联控还需解决哪些难题？
　　王锋君：目前，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之间虽建立了合作机制，但缺乏有效的工作约束，没有像京津冀地区那样实行环境保护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建立起网格化的工作格局。所以，我们要争取将成都平原经济区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样纳入国家治理战略，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支持。
放眼全局，立足未来
　　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基础性工作
　　本报记者 王成栋
　　四川的绿色发展处于哪一阶段？又该如何将绿色发展引向纵深？记者专访了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
　　记者：在您看来，四川绿色发展整体处于什么阶段？
　　李晟之：宏观上是向好的。最为切身的感受是，以前我们到一个保护区，地方政府基本都在说“开发”，现在则主要说“保护”。而且产业政策引导、环保执法力度等方面，也都有了明显指向性。但绿色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一个从认识到落实再到深化的过程。对四川这样的西部省份而言，还背负着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记者：那对四川而言，做好绿色发展有哪些当务之急？
　　李晟之：我觉得还是要把基础性、制度性的工作做好。核心有三点：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创新机制体制；强化法制建设。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两层意思：管住政府的手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家都明白，绿色发展不是政府唱“独角戏”。但怎么发挥市场的作用？关键是要抓住明确产权这个“牛鼻子”，比如自然资源产权等。
　　创新机制体制方面，主要说的是创新传导政府压力的问题，这个需要顶层设计。举个例子，地方政府都很关心绿色发展怎么考核。因为，“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办”这一块相对缺失。
　　强化法制建设。执法是守护生态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卡。而立法，又是执法的依据。个人认为，结合四川实际，要完善与绿色发展特别是与环保相关的法律体系，再加强执法力度，最终形成绿色发展的高压态势。
　　记者：您说的基础性工作，其实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李晟之：这么说也对。毕竟万事开头难，何况是重塑新发展路径的框架性工作。最后，我还有一个建议，绿色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要做好迎接阵痛和反弹的准备。但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和反弹，都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能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