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浙江金华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视觉中国

　　集资诈骗罪如今已取消死刑，但集资诈骗行为仍活跃着。无序的发展，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有法律专家指出，民间融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非法集资界限模糊

　　法治周末记者 张贵志

　　“将吴英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3月2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吴英减刑一案，并当庭作出裁定。

　　这已是吴英第二次获得减刑。自2009年，她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到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改判死缓，再到2014年，她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吴英可谓是经历了从生到死再到生的历程。

　　“无期到有期，有盼头了。”吴英的父亲、今年已65岁的吴永正说，“自己曾常想，是否还能等到女儿出来的那一天？而如今有了希望。”

　　吴英的减刑，虽是个好消息，但吴永正“现在更关心的是，接下来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立案的问题”，而吴英还希望尽早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吴英与“七掮客”

　　吴英，1981年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曾被誉为“亿万富姐”。年少时因成绩一般，读到初中她便辍学到姑姑那里学美容。

　　跟着姑姑学了一年多美容后，吴英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在那里，吴英认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第一批借钱给吴英的人。美容店开了半年，她又到东阳市一所技校学习。但读了一年半，又开始跟着姑姑学美容。

　　2002年6月，与丈夫周红波登记结婚后，吴英夫妇在东阳开了家美容美体沙龙店。吴英自此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6年，本色集团在东阳横空出世。25岁的吴英以1亿元注册资金先后创办了“本色集团”的8家公司，业务涉及酒店、商贸、建材、婚庆、广告、物流、网络等。

　　同年，吴英斥资1.6亿元投资了多套房产，这些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吴英也由此一跃登上2006年度“胡润百富榜”第68位、“女富豪榜”第6位，外界一度传闻其资产高达38亿元。

　　短短一年多时间，吴英是如何借来这些巨款的呢？

　　在2008年4月16日的庭审中，吴英称：她以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甚至“3个月回报期”利息达100%，向林卫平等人融资。这样，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在这11人当中，身为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原中队长的林卫平，从2006年3月到2007年1月，共借给吴英4.7亿元。

　　2006年3月，吴英以成立公司需要注册资金为由，向林卫平借款500万元，支付时先扣除1个月利息60万元，实付440万元。据说，这是民间借贷圈的行规。

　　林卫平借给吴英的钱，也是从社会非法集资得来。根据起诉书显示：林卫平一般向亲友同事借贷。其在2006年共向9名同事借款达2000万元；从自己和妻子的亲戚、战友处借款6998万元；向义乌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共借740万元；还有一群从事资金生意者，他们向林卫平提供了总额高达6.2亿多元的资金，另有一家公司向其提供了7790万元借款，目前尚不清楚该资金的来源。

　　与林卫平一样，另外一些借给吴英钱的人也有人向其他人融资。例如，介绍林卫平与吴英认识的杨军，作为中间人，在借贷成功后，也会拿到不菲的介绍费。

　　上述给吴英借款的11人，其中有4人被东阳市人民法院以非法集资罪判处1年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被另案处理的还有3人，他们被外界称之为吴英资金的“七掮客”。

　　林卫平链条上的资金来源人数最多，有71人和1个单位。

　　据法院查明，“七掮客”中，除了吴英的干姐利率基本符合法定外，其他6名放贷的月利率基本上达到4分以上，高者甚至超出一角。

　　“亿万富姐”神话破灭

　　就在各大媒体报道这位只有25岁的女“亿万富豪”的“传奇神话”时，吴英于2007年2月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彼时，吴英正在北京筹措资金。随后，本色集团被查封。仅仅10个月，本色集团的神话破灭。

　　2009年10月，浙江金华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人。

　　吴英上诉后，浙江省高院于2012年1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院死刑复核。

　　2012年4月20日，最高院复核认为：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省高院重新审判。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死刑缓期执行满后，浙江省高院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刑事裁定，将吴英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

　　现鉴于吴英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浙江省女子监狱提出减刑建议，建议将吴英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改为10年。经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审核，报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3月23日，浙江省高院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浙江省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和浙江省女子监狱分别指派警官出庭，吴英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理查明：吴英在减为无期徒刑后，能服从管教，积极改造；遵守监规纪律，无违规扣分；认真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成绩良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期间共获得9个表扬。

　　浙江省高院认为，吴英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

　　曾有48人因集资诈骗被判死刑

　　根据公开资料，浙江的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从那时开始，很多中小企业大都通过民间融资获得资金，从银行贷款的很少。

　　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汇总300个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显示，早在2004年5月，温州市民间借贷发生额即为6492万元。当时，浙江省银监局对部分地区的企业民间集资进行了测算，温州、台州地区分别是110亿元和80亿至100亿元，湖州、丽水地区分别是70亿元和85亿元，宁波市的民间借贷总量估计至少在50亿元以上。

　　在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整个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亿至1500亿元左右。

　　“我们需要钱，都是找亲戚朋友借。这么多年了，从未找银行贷过款。”在浙江台州经营着一家小厂子的郑晓(化名)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到银行贷款，而是找银行贷款非常麻烦，而且银行也不愿意贷给我们这种小企业。”

　　“如找亲戚朋友借，随时要就随时拿，只要把利息说好就行了。”郑晓说，他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么做的。

　　但在借给陌生人时，一般需要熟人介绍或担保。郑晓说，还有人把钱放到典当行专门吃利息，典当行老板经常以3分利息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吴英也有一批中间人为她四处借钱，他们中间有的人是典当行的老板，有的人是金融掮客，以放高利贷为生。

　　作为典型的民营企业集资类案件，2012年1月18日，浙江高院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后，引发了学术界和媒体关于民间借贷出路、金融垄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行为边界的争议。

　　而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的，吴英并非第一人。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以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含死缓)的被告人就有曾成杰、王红等共48名，5人最终被执行死刑。浙江作为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民间借贷也成了集资诈骗类案件的重灾区。

　　上述被判死刑的罪犯中，曾成杰是在“吴英案”后第一个因非法集资被执行死刑的；王红则是刑法修正案(九)拟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后，国内被曝光的首例一审“判死”案例。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取消集资诈骗类犯罪死刑，最高量刑为无期徒刑。

　　浙江位列集资诈骗案高发省份之首

　　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至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受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其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高峰期。

　　“吴英案的根源是金融垄断，监管不到位的结果。”2012年4月4日，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博鳌亚洲论坛“民间金融与银行业的开放”分论坛上坦言，“吴英案不能简单的判死刑，现在小微企业很苦，因为正规的贷款贷不到，只能被逼着向民间借贷。”

　　保育钧认为，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世界性的难题：“大企业、国有企业及部分民营企业贷款不难，但小微企业贷款却经常陷入困境。”

　　据调查，我国超90%的小企业贷不到款，原因何在？

　　“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没有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保育钧称，存贷款利率被管制没有市场化，没有存款保险机制，监管留下大量的空间，管得越多越死，上面越乱等，使得小微企业贷款面临诸多障碍，这也是吴英案发生的根源。

　　2012年3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推出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等在内的12项具体任务。

　　2014年，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温州颁布实施。

　　温州金融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条例颁布实施4年来，借贷中心共完成信用查询2.15万笔，备案民间借贷5.6万笔，总金额511.26亿元，平均每笔金额90.43万元，平均年化利率为15.86%。

　　集资诈骗罪如今已取消死刑，但集资诈骗行为仍活跃着。无序的发展，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有法律专家指出，民间融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非法集资界限模糊。例如，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规定较为笼统，引发各界对民间融资法律边界的争议。同时，新型民间融资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信息披露和债权维护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

　　“建议赋予民间融资合法地位，明确行业准入资格、参与主体权利与义务、经营范围、借贷利率、监管主体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公示制度，推动民间融资走上法治化发展轨道。”上述法律专家说。

　　责任编辑：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