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从高位回落后，人们开始为中国经济能否回到高增长的发展轨道而感到担忧，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逐渐响起。不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看来，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高速增长的潜力。
利用后发优势
林毅夫教授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所以资源可以从比较低的领域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领域，这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主要靠各种研发，其高风险不容忽视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自己发明外，还有后发优势，只要生产比现在好就是创新，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高1倍以上，2倍或3倍，主要就是利用后发优势。
对于中国现在增长潜力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一个比较。2008年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只有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的水平。而人均收入衡量的是平均的劳动生产力，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最后反映的是技术、产业的水平，还有社会效率的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
历史经验表明，当时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后来又高速增长了20年，而增长方式基本上也是利用后发优势，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仍有保持年均8%高速增长的潜力。当然要实现这个潜力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给未来的继续增长挖掘潜力和方向，但不能停下来搞改革，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会成功的。
林毅夫认为，所谓中国能够以低增长促改革的说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低增长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更多，更难改革。拉美、北非、中东许多国家的增速比我们慢，许多应有的改革也未能进行。所以，增长速度跟改革没有关系，必须看到问题的本质，较快速的增长中解决问题更容易。
在解决困难的时候，需要知道增长潜力有多少，怎样在发展中充分利用潜力解决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
政府的作用是因势利导
林毅夫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乐观者，1994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明确提出中国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在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当时很多人说我‘放卫星’。不过，当时的‘人造卫星’现在已经变成了‘行星’，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已经变成共识了。”
对于目前争论较多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林毅夫的观点是，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因势利导的助产士而非父亲或爷爷。目前国际上政府发挥作用是通过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按照理想模式下改革不见得是好的；二是反对政府去选择产业，给产业帮助。但每个产业都需要基础设施，缺乏政府投资可能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比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突尼斯，虽然很好地遵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念，但它发展并不好。
“如果基础设施没有产业集群，没有相配套的金融和交易的话，交易费用会相当的高，即使要素成本低也不见得在最终的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的赞同。
今年6月，林毅夫卸任了为期4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回到北京大学。林毅夫说，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他这4年工作的“毕业论文”。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办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他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长期增长靠什么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实际对一个政府来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是有好处的。历史上成功国家都有产业政策，而且发达国家到今天还有是产业政策，判断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技术发展潜力对国家比较重要。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产业失败是因为大部分受到不好的思想影响，而成功例子通常是政府产业政策所要支持的产业是跟它发展程度相距不远的国家产业，否则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了自身能力，政府大量干预，大量资源动员后还是无法建立自生能力，只好实行保护主义，从而难逃失败命运。
林毅夫教授总结出产业政策制定的一套步骤：找出一个参照模型，通常，作为参照模型的国家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发展，被模仿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参照国已经成功生产20年，它的夕阳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政府了解到这一点，以此选定一个可能具有潜在优势产业，企业看到这一点，就会模仿国家的比较优势，向政府寻求补贴。在此基础上，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些产业可以成功，可以看看国内是否已经有民营企业进驻，如果有，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比较高的教育成本，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好，由于资源有限，在这样状况下，发展所谓的工业园区，或是加工出口区、特区是有道理的。
林毅夫教授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实现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并不是梦想；在发展中，我们要改变心态，既不能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体系制度，也不能固步自封。长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升级。如果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一定要有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必须是给定的且必须能变动。最好的方式是依据自身要素禀赋，有什么用什么，按照比较优势获得最大竞争力，政府则为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条件。增长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潜力，通过政策配合把这个可能性实践出来。
或许正是林毅夫强调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因而倍受争议。林毅夫表示，无论市场参与者喜欢与否，政府总会参与经济活动，问题是如何让政府发挥好的作用而不是坏的作用。中国经济有望保持较高增速，也是基于政府发挥好的作用这一前提。
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周期性的，因为外需减少，欧美还没有走出危机，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中，上一轮宏观调控的大部分项目都已完成，如果不再投资，需求一定会下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从基础设施到能源、环境、社保，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同时，中国政府公共负债率并不高，有条件推行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中国储蓄率高，民间资本丰富，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如果政府能审时度势，制定合适的政策，中国可以避免硬着陆，实现软着陆，使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来源：理财周刊 张学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