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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经
  政治局会议解读：产业基础能力产业链水平如何提升
  中央第三轮巡视完成对中管企业全覆盖
  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 将迎来一个怎样的2019下半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分类评价审核趋严 中小券商忙整改
企业动态
  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到访茅台：探索两家合作可能
  中国上市游戏公司数量达198家 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5G时代淘金 分享通信董事长：运营商的新时代来了
  百强房企7月销售规模环比降29% 多地成交现转冷趋势
  特斯拉在美国遭"群攻" 翻身还得靠上海工厂
海外经济
  波音拟更改737 MAX飞行控制软件以解决缺陷
  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印度拟将进口量削减至少三分之一
  文在寅就白名单发表国民讲话：日方鲁莽自私后果自负
  丰田第一财季营业利润增长8.7% 下调全年目标
  葛兰素史克完成与辉瑞交易 成立消费保健品合资公司
研究探索
  政府融资模式全面重构如何实现稳增长及惠民生
社团工作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达62.2%
 
 

国内财经

政治局会议解读：产业基础能力产业链水平如何提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要求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专家表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更要重视产业基础能力培育和产业链安全，这展现了应对复杂环境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产业基础能力主要是指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基础能力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认为，产业基础能力是在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对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和控制力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
如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专家表示，要注重产业基础能力的发展质量、可持续性以及国际竞争力，并着力补齐产业链短板。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要加强原创技术的研发，培育基础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此外，产业的配套能力也很重要，产业发展不能碎片化，应该成体系，要注重产业链的完整性。”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
在李晓华看来，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短板攻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等措施，为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环境，使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互相促进。
“要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张春晓认为，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过程中，要摒弃浮躁，需静下心，踏踏实实做事，定能收到实效。

中央第三轮巡视完成对中管企业全覆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集中公布了接受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的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的巡视反馈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经党中央批准，今年3月至6月，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对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党组织进行了常规巡视。至此，完成了对中管企业的巡视全覆盖，成为十九届中央巡视全覆盖的首个板块。巡视期间，中央巡视组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强化政治监督，紧盯党组（党委）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建工作责任、整改责任等情况。
从巡视情况看，中管企业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巡视也发现，有的党组（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深入；有的落实深化国企改革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有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压力传导层层衰减；有的党建工作责任落得不实，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记者注意到，除了共性的问题，通过巡视，不同的企业、单位还暴露出了些“个性”的问题。
例如，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被指做精做强主业办法不多，深化国企改革紧迫感不够强；国资委被指“文山会海”现象比较突出；中国铝业集团被指安全环保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南方电网被指对上轮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打折扣。
另外北青报记者发现，有不少企业、单位被指存在廉洁隐患和相关问题，例如：中国商飞被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从业规定问题时有发生；中国华能被指招投标、煤炭购销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中国一汽被指对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范不够；中国三峡集团被指存在廉洁风险；中国联通被指一些重点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中国电信被指重点岗位廉洁风险较大。
巡视反馈强调，要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巡视整改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 将迎来一个怎样的2019下半年？

与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描述不同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2018年第三季度政治局会议后重提“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再次提及了“六稳”的目标。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看来，整个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预测，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刺激的话，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行。
从官方发布政治局会议内容来看，宏观政策的表述与年初定调基本一致，核心在于定于“逆周期”。一贯躲在“积极”一词背后的财政政策被预测将会“提力增效”，这意味着财政主导的项目落地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速度；货币政策则重提了对于流动性的关注，这意味着更多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
会议拿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方向：包括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等。
其中不乏一些新提法，诸如“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稳定制造业投资”等，它们指向了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系统面临的新问题：一些品类消费增速的下滑，制造业投资的下滑等等。
其中一些问题来自于短期因素的困扰，而更多的则是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积累的结果，这意味着对它们的解决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最终会在这里交汇。
稳住逆周期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涉及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那么下半年经济形势是什么？会议说的很清楚，就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是政策理解的出发点”，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冯俏彬看来，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财政货币政策的描述与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定调基本一致，仍旧保持了一种逆周期调整的取向，意味着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好于预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乐观期。但是在冯俏彬看来，整个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上半年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二季度GDP增速降到了6.2%，再看消费、投资和出口，亮点也不多，加上贸易摩擦，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强。”张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本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财政政策的描述为“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冯俏彬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执行多年，但是各个时期的内涵有所不同。今年财政政策确实非常积极，预计下半年的财政政策还会进一步加力提效。”
在冯俏彬看来，尽管年初的专项债、减税、赤字率的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在从资金准备到项目落地，是有一个时滞的。下半年，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落地速度。
在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看来，从总量上来讲，像过去十年前那样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历史阶段已然过去了，但在很多方面，比如城市排水管道等一些惠民生工程方面还有空间，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效果；减税降费是极积极财政政策的另外一种体现。总之粗放式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无论是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地方政府金融杠杆来看，未来都会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质量。
货币政策方面也展现了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年中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为“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一季度对货币政策的描述相较，强调了流动性问题。
一位接近货币政策机构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央行提及多次的政策目标，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有提及，不过在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暂未提及；二季度又出现下行压力，所以再次提及。
在该人士看来，目前的宏观货币政策整体已经趋于稳定，政策重点在于如何帮助实体企业融资，打通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央行近年已经在努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很多整个传导环节并不完全是货币政策机构能够控制的，比如货币市场利率如何传导至企业贷款利率？影响因素很多。
滕泰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资金本身会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地方，流向有硬资产抵押的地方，在中国的话还会流向有潜在的政府担保的地方，比如说国有企业。这些流向的规律很难改变，在不能改变规律的情况下，一旦减少货币供应，自然就会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受到冲击，反过来，要是放水又会优先流向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和股市。”
“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在宏观政策呈现稳定微调的背景下，此次会议在投资、消费、产业等诸多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措施。
在消费方面，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冯俏彬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是此次会议的一个新提法，其具体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很可能指向以教育、医疗、养老、家政等服务业方面的改革。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变量。但是对供给侧的改革也同样可以适应消费、满足消费甚至激发消费。目前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很强烈，但另一方面供给也不充足。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释放空间”，冯俏彬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增速均快于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
在滕泰看来，如果回归到经济学上，从影响消费的一些变量和因素来看，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变量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金融因素（比如信贷的利率），此外还有消费结构、储蓄率、就业情况、对经济的预期、居民财产性收入（如股市收益状况），这些都会影响消费的增速。
“要继续扩大消费，很难再走以前的老路了。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根本。今年1-6月，居民可支配收入尽管是提高的，但这主要是个税的起征点调高带来的，如果剔掉这个因素，实际上收入本身增速也在放缓。因此，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话题，要发展壮大、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才是中国社会消费持续增长的根本。”滕泰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滕泰看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涉及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而在过去十几年中，土地和资本两个要素获取了超额的要素报酬，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解决。
在一些短期政策上，边际消费倾向因素也会影响消费。“目前来讲，城镇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如何扩大农村消费，加速小城镇化的过程，也涉及到相关的改革措施”，滕泰表示。
滕泰还提及了股市的作用，“中国股市的长期下跌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大的，1.4亿的股民背后是差不多4.5亿人口，股市的持续下跌消灭了大量的财富，造成财产性收入减少，成为消费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未来提振股市信心、科创板的开创、走出熊市，以及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也会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腾泰表示。
在投资方面，会议提出要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冯俏彬看来，这些补短板工程均有带有一定政府投资的属性，将会是下半年财政投资的重点方向。
“稳定制造业投资”
在本次年中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稳定制造业投资”，其背景在于过去的半年时间中，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杰看来，其中包括一些外部原因，诸如贸易摩擦对于制造业预期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内部的原因：一方面是制造业的利润较低，难以凭借自身利润进行投资，而其融资难的问题还尚未最终解决，因此影响了投资；第二方面，制造业人才聚集效应较弱，诸如金融等行业的虹吸效应让制造业面临人才的紧缺，而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投资又极大的依赖于人才；第三方面，产业政策倾斜于头部企业，而颇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却难以被覆盖。
在滕泰看来，制造业投资下滑，第一个是由于诸如铁矿石、钢铁焦煤、焦炭等上游成本的冲击，对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构成了非常严重的成本冲击，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9年诸如PMI、工业利润等指标均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4%；制造业PMI指数自3月开始出现下滑迹象，5、6、7三个月连续低于枯荣线下方，7月略微上浮。
在滕泰看来，稳定制造业投资肯定不是平均着力的，先进制造业才是真正要发展的方向，应该在供给侧结构调整当中，重点放在鼓励和支持先进制造业。此外去产能要减少行政力量的干预，更加尊重市场化去产能，用市场化方法培育新供给，让新的供给自然冲击老的供给，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将老的供给关掉。未来如果出台制造业的投资政策，应该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手段。
在张杰看来，稳定制造业投资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因此也需要整个政策体系的配合，特别是诸如供给侧改革在内的长期政策，并不仅仅是短期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就可以立杆见影的。张杰说，“总体而言，稳定制造业投资将会是一个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交汇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是在RCEP谈判的关键阶段举办的一次重要部长级会议，也是首次在华举办的RCEP部长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来自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16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和东盟秘书长共同出席会议。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及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等中方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推动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市场准入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已经结束，剩余谈判内容也在积极推进。在规则谈判方面，新完成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3项内容，各方已就80%以上的协定文本达成一致，余下规则谈判也接近尾声。
与会各国部长表示，RCEP对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展，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创造有利于贸易投资发展的区域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各方要保持积极谈判势头，务实缩小和解决剩余分歧，实现去年RCEP领导人会议确定的2019年年内结束谈判的目标。
钟山部长在会议发言中充分肯定郑州第27轮谈判和本次部长级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早日达成RCEP协定，有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呼吁各方全力冲刺，实现年内结束谈判的目标。
RCEP谈判于2012年由东盟发起，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RCEP涵盖47.4%的全球人口，32.2%的全球GDP，29.1%的全球贸易以及32.5%的全球投资，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自贸区谈判。

分类评价审核趋严 中小券商忙整改

近日，券商分类评价结果正式出炉，既有券商连续保持AA级成绩，也有机构因业绩巨亏、业务受罚等因素而被降级。
券商分类评价工作正在日趋严格。除了今年结果正式出炉前，多家公司因投行或资管子公司被罚等事项被调整扣分之外，明年开始，券商分类评价还将有可能增加声誉风险管理、科创板发行定价配售能力等指标。
不少收到降级评价的证券公司回应，正在积极对业务进行整改，更有券商人士表态，“随着分类评级指标严格和细化，券商内部治理和合规管理的要求也会随之提升。”
分类评价指标拟加码
7月26日，证监会发布了2019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参评券商中有19家评级上升，较去年较少5家，28家评级下降，比去年增加4家，51家评级维持不变。
而从近期证监会下发《关于通报2019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有关情况的函》中发现，在此次正式结果发布前夕的复核阶段，仍有55家券商的分值遭遇调减，3家券商被调整评级。
根据上述文件，在2019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工作中，证监会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在扣分方面，对股票质押业务风险、落实规范大集合资管产品专项工作、投行和资管子公司被处罚等事项进行了调整扣分。
据悉，此次分类评价将股票质押的风险管理这一指标纳入考核，在复核阶段，19家证券公司因股票质押违约被调扣0.5分。此外，今年分类评价工作中，“支持民企发展”、“合规管理能力”两个指标是今年首次启用。
实际上，监管部门对券商的分类评价审核正在日趋严格。8月1日，有券商公司提供的相应文件透露，未来声誉风险管理能力、科创板发行定价配售能力两个新指标均将进入证券公司的分类评价之中，未来考核券商业务能力的评价标准将越来越严格。
华南某大型券商人士表示，目前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都早已将声誉风险管理能力纳入行业评价体系之中，券商跟进将这一指标纳入考核也是是情理之中。“按照方案提出的指标进行管理，对券商合规和公司品牌形象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相关部门的工作量肯定是大大增加的。”
而对于新增科创板发行定价配售能指标，有券商投行人士认为，通过量化评价的指标，引导券商提升其对科创板新股的定价能力。同时也需要券商有足够能力吸引到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长期投资，符合科创板市场引导提高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比例的要求。
分类评价结果影响深远
实际上，对于券商机构而言，每年度的分类评价结果将对未来券商开展业务、获得监管许可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各家证券公司积极应对分类评价工作以及指标调整的原因。
从过往情况来看，券商不同的分类评价结果，将对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场外期权、债券承销、同业合作等业务产生影响。比如，分类等级越高的证券公司，融资规模控制的要求也会更放松，融资能力更强；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更倾向对高分类等级的券商进行授信和融资。
如果券商的评级下调，还将有可能直接券商的经营成本。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会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结果，确定不同级别的证券公司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具体比例，自0.5%到3.5%不等，评级越低，按营业收入缴纳的比例越高，对净利润的负面影响越大。
证监会官方发布的文章指出，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对不同类别的证券公司在行政许可、监管资源分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频率等方面实施区别对待的监管政策。分类结果主要供证券监管部门使用，证券公司不得将分类结果用于广告、宣传、营销等商业目的。
  在今年分类评价结果出炉后，不少券商机构也进行了积极回应，并表态将会采取相应整改措施。日前，长江证券总裁刘元瑞向公司发布一则内部公开信，总结了公司被扣分降级的原因，并重新强调目前正在执行的合规管理和风控工作，希望鼓舞士气重新拿回更高评级。据悉，今年长江证券评价结果连降三级，跌至行业底部。
7月29日，连降五级的国融证券也对外公开回应称，由于考评期内公司存在问题被连续采取监管措施，造成公司评级被接连下调，为此国融证券将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按期完成合规检查并上报报告。
“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大力建设合规风险文化，全员升华合规理念，进一步完善合规风控体系、强化公司内部控制，坚持规范运作稳健经营，努力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国融证券表态称。

企业动态

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到访茅台：探索两家合作可能

据贵州茅台集团官网消息，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郝和国率队到访茅台，郝和国表示，中国烟草公司有着强大的营销渠道，各省、市、县、乡有五百多万零售户资源，此次来到茅台就是为了探索两家的合作可能，共同探讨合作模式，借助中国烟草强大的营销网络渠道，实现双赢局面。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直接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负责烟草行业非烟产业投资管理。

中国上市游戏公司数量达198家 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报告显示，2018年收入20亿以上游戏企业和亏损企业均增加。
在2019ChinaJoy期间，伽马数据对外发布了《2019年上市游戏企业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国内共有198家游戏企业上市，较2018年底增加3家。目前各个证券市场仍有10余家游戏企业排队上市。伽马数据通过对目前年游戏业务收入超过4亿元且占其总营收大于15%的企业（共39家，以下统称“主要上市游戏企业”）分析发现，2018年主要上市游戏企业收入增长率为11.2%，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游戏市场的整体收入增长率，上市游戏企业仍是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对A股上市企业的统计也可以发现，2018年整体传媒产业发展欠佳，各个分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商誉减值的影响，净利润增速均大幅下降。但游戏板块毛利率仍位列第一且较去年小幅提升，表明游戏板块仍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报告显示，收入20亿以上游戏企业和亏损企业均增加，游戏企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据统计，2018年收入20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且其中有半数增长率超过主要上市游戏企业整体的增长率，这说明高收入企业在以更快的速度占领市场。而2018年主要上市游戏企业中亏损企业为7家，较2017年增加4家；与2017年相比，2018年主要上市游戏企业利润率也大幅下降，企业整体盈利情况有所下降。
在亏损的7家企业中，除了游戏收入下降的因素外，造成利润下降的原因还包括：第一，部分企业出现大幅商誉减值，如聚力文化因为商誉减值导致亏损；第二，买量市场竞争加剧提升了买量成本，降低了部分企业的利润率，进而拉低了主要上市游戏企业整体的净利润率。
报告称，部分游戏企业对于核心的单款产品具备较强依赖性，单款产品占据其游戏总收入超过五成，这就导致如果核心产品流水下滑，企业业绩会直接受到影响，企业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在2018年游戏业务收入占比超过总营收30%的上市企业中，有14.0%的企业单款产品收入超过总营收的50%。
而在2018年游戏业务收入占比超过总营收30%的A股企业中，有超过30家企业自2016年起就有过违规记录。
随着政策紧缩、监管趋严，企业违规行为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仅2019年上半年的数量就等同于2018年全年。其中信息披露违规占比最多，达59.4%，其次是股票交易违规，占比18.8%。企业违规行为还包括程序不规范、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证监会其他函件、违规募集资金等多种类型。
此外，伽马数据综合企业财务指标、产品状况、业务体系及风险因素等四个方面，筛选出八家竞争力企业，分别为腾讯、网易、世纪华通、完美世界、三七互娱、吉比特、网龙网络、创梦天地。
报告称，这八家竞争力企业在游戏市场中占据主体地位，其收入占据中国游戏市场的近八成；从净利率分布情况来看，竞争力企业收入平均净利率超过主要上市企业平均水平5.3%。
 而在2018年全球游戏业务收入TOP25企业中，中国企业共有4家。从收入分布上看，中国占比26%，与日本相同；从数量分别上来看，中国与日本、美国都存在一定差距。报告分析称，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但中国企业在全球游戏收入TOP25中只有4个，数量较少，因此，国内中游企业亟需发力，提升自己在全球游戏市场中的竞争力。

5G时代淘金 分享通信董事长：运营商的新时代来了

“三大运营商的能力是一个大金矿，他们有很多主流能力，但还有很多无法顾及。我们就是将这些能力和资源整合起来的‘淘金者’。”当5G引领下的物联网浪潮来袭，作为“运营商的运营商”，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觉得，新时代来了。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发放四张5G商用牌照。尽管此时谈5G的具体机会或许为之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5G所带来的物联网发展，给如分享通信这样的转售运营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转售商运营商指没有基础网络而经营电信基础业务或增值业务的厂商。2013年5月，工信部发布《移动通信业务试点方案》；同年12月，工信部首次发放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牌照，分享通信获得授牌。经过5年试点，2018年7月23日，分享通信获得移动通信运营商正式商用牌照。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分享通信5G战略及新品牌发布会上，蒋志祥小跑着上台，宣布分享集团的5G战略和新品牌“尚·5G”，推出了70元流量上不封顶的5G套餐。
发布会一周后，这位经历两次创业的中年人，在分享通信大楼四层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中，蒋志祥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移动在2000年推出的“移动梦网”计划，“有了移动梦网，才有各种增值业务的蔓延，才有互联网的发展。”
在创立分享通信之前，蒋志祥已经创业过一次。将企业出售后，蒋志祥本想休息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发现停不下来”。二次创业之初，蒋志祥做了一个类似云盘的应用，将文件存到一个地方，然后用短信发暗号，输入暗号就能取到文件，以此避免邮箱的数据泄漏。之后，蒋志祥又和团队开发了网信功能，通过手机短信的链接访问网页。曾经邮局的账单就这样被网信“革命”掉了。
在蒋志祥看来，分享通信与移动、联通和电信之间的关系好比“淘金者”与“矿场”，而三大运营商“开放能力比开放资费更重要”。
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许立东曾指出，移动转售企业应在现有模式基础上创新突破，一是在通信产业链上做大规模；二是以信息化业务服务集团主业，确定内部存在价值；三是提供通信能力与完善主业生态结合，围绕主业生态进行创新拓展。
“商业模式万变不离其宗很难改变，但在技术上却有很快速的迭代。”5G时代，蒋志祥看到的机会是，利用分享通信之前与三大运营商所积累的合作基础，建立混合计算的连接平台，协同整合边缘计算、雾计算和云计算，进一步释放三大运营商的能力。

    百强房企7月销售规模环比降29% 多地成交现转冷趋势

近日，万科A、新城控股、荣盛发展等多家上市房企公布的销售月报显示，7月销售额环比均有所降低。数据显示，前百强房企7月销售规模环比降低29%。业内人士认为，7月份销售额环比下降，与6月份多数房企冲刺半年报业绩有关。此外，房地产政策全面收紧预期影响也不容忽视。随着前期积压市场需求陆续释放完毕，后续置业需求明显不济，短期内房地产市场调整信号已经出现。
销售额环比下滑
公告显示，万科A7月份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13.5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481.9亿元。2019年前7月，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463.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3821.9亿元。相比于6月，万科7月份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均有所下降。6月份，万科实现合同销售面积489.3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人民币663.9亿元。
新城控股8月2日晚也公布了7月份的销售业绩。公司称，7月份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45.33亿元，销售面积约220.88万平方米。今年前7月，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469.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29%；累计销售面积约1270.4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37.90%。而6月份，新城控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95.49亿元，销售面积约253.35万平方米。
荣盛发展的7月份业绩显示，实现签约面积65.5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70%；签约金额67.79亿元，同比增长4.1%。6月份，荣盛发展的签约面积和签约金额分别为128.75万平方米和145.35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房企7月销售比6月份下降，主要是由于6月份房企业绩冲刺所致。克而瑞研究中心表示，7月份房地产市场正加速转冷，市场观望情绪愈加浓厚。随着前期积压市场需求陆续释放完毕，3月以来的“小阳春”行情早已戛然而止，后续置业需求明显不济，短期内房地产市场调整信号已经拉响。克而瑞研究中心判断，8月份市场大概率将继续走弱。
克而瑞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受上半年末企业业绩冲刺影响，百强房企7月单月销售规模环比降低29%。TOP50房企销售金额环比下滑27%，TOP3房企环比下降23%，季节性因素明显。
多地成交转冷
7月份，多个城市楼市成交量均出现不同程度转冷趋势。
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一线城市，7月份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均下降。二三线城市中，长沙、厦门、佛山、重庆、宁波等城市成交环比均处于下降趋势。
二手房市场方面，一线城市二手房热门板块持续向周边郊区聚拢。北京密云、北七家、良乡、怀柔、亦庄等区域及上海浦江镇、川沙、惠南等板块关注度高，广州新区、新塘、金洲、旧区、芳村等周边区域同样备受热捧。
租房市场7月份也出现“退烧”趋势。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2019年7月，全国大中城市租金挂牌均价为44.19元/平方米/月，环比下跌0.12%，与上月相比租金止涨回跌迹象显现。毕业季带来的租赁热潮已经过去，毕业生租房需求大体上释放完毕，大多数二线城市租金开始下滑，一线城市及部分毕业生多的热点城市租金还较为坚挺。总体而言，随着毕业季租赁热潮的退去，7月全国大中城市租金均价下跌，市场热度减退。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2019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明显体现出“张驰有度”。进入8月，楼市从稳是大概率事件。房地产融资环境直接会对房企造成影响，需求侧调控不放松的趋势下，未来楼市出现过热的几率较小。
政策性住房受追捧
与上述商品房市场明显降温不同，部分城市政策性住房签约掀起小高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7月北京新建住宅合计签约4836套，同比上涨140%，达到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6-7月份，连续2个月北京新建商品房住宅签约都在4300套以上的原因主要是限竞房签约明显增加，两月均接近3000套限竞房网签。
张大伟表示，2019年北京市限竞房是市场主流，全年供应量合计超过15093套，目前，已网签的限竞房住宅合计1.2万套。相比2018年下半年的4497套明显上涨。7月，3个项目网签金额超过10亿元，另有6个项目超过5亿元。整体看，限竞房是签约主流。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9）》指出，2019年，北京将切实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断提升住房保障水平，出台更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提升保障房建设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性住房供应力度，多渠道建设筹集租赁住房5万套（间）、政策性产权住房6万套、竣工各类政策性住房7万套，完成棚户区改造1.15万户。
北京市住建委指出，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逐步形成符合本市特点、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坚持租购并举，健全住房租赁管理体制机制，多渠道增加租赁房源供应，鼓励住房租赁企业开展规模化经营，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建设和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改建。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加快起草《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提升既有房屋居住品质，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

特斯拉在美国遭"群攻" 翻身还得靠上海工厂

  最近，特斯拉似乎有些运势不佳。 刚刚经历人才离职浪潮、Model 3被疑“偷工减料”、二季度财报“不及格”后，令特斯拉头疼的事情还在接踵而至。
据外媒CNBC报道，日前美国汽车安全中心（CAS）希望与另一安全组织Consumer Watchdog联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加州汽车管理局立即对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展开调查。他们认为，特斯拉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第五条，以及加州消费者法。
要知道，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一直对自动驾驶青睐有加，他甚至曾经说过，要将特斯拉的全自动辅助系统做到巅峰状态。 在今年7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中，马斯克称自动驾驶技术将会是未来公司获得大量营收的途径，并计划最快在2020年推出无人驾驶车队。
此次调查是否将影响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推进计划？
自动驾驶有罪？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技术最早于2015年10月推出，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允许驾驶者的手短暂性离开方向盘，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具备控制住方向盘的能力。
实际上，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推出后一直存在争议，大家始终很关心其安全性。 如今，美国汽车安全中心（CAS）等机构要求对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展开调查，也与此前特斯拉发生的多起与自动驾驶系统相关的重大交通事故有关。
2016年5月，一辆自动驾驶状态下的Model S在美国福罗里达州威利斯顿公路上与卡车相撞，车主当场丧命。 无独有偶，2018年3月，一辆特斯拉Model 3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路障上坠毁，造成了一名38岁的男子当场死亡。
今年5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此次事故中，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处于启动状态。 随后，特斯拉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肇事司机违反了Autopilot的使用要求。 2018年10月中旬，特斯拉暂时下架了官网所有的车辆预订界面的“全自动驾驶”选项，仅剩“增强自动辅助驾驶”供选择。
事实上，特斯拉全球首例“自动驾驶”致死车祸发生在中国。 2016年1月20日，一辆特斯拉Model S在京港澳高速邯郸段行驶时，与前方道路清扫车发生追尾事故，司机不幸身亡。 事故发生一年后，特斯拉承认车辆在事发时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这起事故也被认为是全球首例“自动驾驶”致死车祸。
  这样一项备受争议的技术，却在一路看涨。今年5月，特斯拉将全自动驾驶选配（Full Self-Driving）的价格从5000美元上涨到了6000美元。
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之所以事故频出，与其研发不走寻常路有关。据了解，在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上，特斯拉并未在加州等地的社会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而是通过现有车主成千上万辆电动车的影子模式（shadow-mode）功能来搜集路况数据，不断提升驾驶技术。
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在自动驾驶领域过于激进，L4至L5级自动驾驶不应一上来就搭载在量产车上大规模投入市场，技术尚未成熟时把试错成本推给消费者来承担是不公允的。
上海工厂成救命稻草
当马斯克引以为傲的自动驾驶技术被诟病时，特斯拉还要面对亏损的业绩报表。
特斯拉于7月24日发布的2019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汽车交付数量虽创纪录，但仍亏损4.08亿美元。 在公布的二季度财报中，特斯拉披露了上海超级工厂的进度，一些制造设备已开始进驻工厂，为“量产第一阶段”做准备。
根据特斯拉给投资者的信件内容，上海超级工厂首先开始生产的将是Model 3，如果该工厂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初顺利投产，并按计划于初始阶段每周生产约3000辆Model 3 ，那么待其完全投入运营后，特斯拉全球年产量将攀升至50万辆。
“特斯拉速度”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7月30日，特斯拉在最新提交的监管报告中披露，特斯拉需要在未来5年内完成对上海工厂140.8亿元的投资。同时，从2023年底开始，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每年须上缴22.3亿元的税收。
  特斯拉在协议中写道： “如果我们无法满足上述协议安排，就需要归还这块土地，但会获得剩余土地租赁、建筑物和固定资产的补偿。 ”
特斯拉之所以在上海超级工厂项目上投下“重注”，是因为该项目或许能解决特斯拉当前的资金压力。外界普遍认为，上海超级工厂的投产以及中国市场的销售增长，对于特斯拉实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扭亏为盈至关重要。有分析认为，在上海生产的标准版Model 3 可以为特斯拉带来25%的毛利率。
从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来看，该季度公司汽车产量约为8.7万辆，其中Model 3车型的出货量约为7.76万辆。但价格相对便宜的Model 3车型不断蚕食着利润率较高的Model S和Model X的市场需求，主销车型一旦出现问题，必然影响到后续的营收增长。
瑞银分析师科林·兰根预计：“特斯拉今年下半年亏损将会增加，因为交付可能会放缓，而价格的变动将会持续影响利润率。 ”

海外经济

波音拟更改737 MAX飞行控制软件以解决缺陷

据两位知情人士称，波音计划进一步改变737 MAX飞行控制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以解决6月份测试中发现的一个缺陷。
这次重新设计涉及使用和接收来自两台飞行控制计算机的输入，而不是一台。此举是为了应对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6月份一次模拟器测试期间发现的问题。
消息人士称，波音仍希望在9月底之前完成软件的重新设计，并提交FAA批准。
据熟悉飞机设计的人士透露，几十年来，737机型在每次飞行中只使用一台飞行控制计算机，并在下一次飞行中切换到另一台计算机。
FAA在6月份测试后表示，已确定了一种新的风险，在737 MAX复飞之前必须加以解决。
波音当时说，一个微处理器故障可能会导致飞机的机头被推向地面，飞行员很难在几秒钟之内恢复正常，从而构成风险。

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印度拟将进口量削减至少三分之一

据知情人士称，全球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印度的煤炭部正制定一项计划，未来5年内将煤炭进口量削减至少三分之一，寄望于国内煤炭产量的增加，以及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大幅增长。
消息人士称，到截至2024年3月的财年，印度煤炭进口量将从上财年的2.352亿吨降至1.5亿吨以下。由于这一五年计划还在制定中，这位人士要求匿名。
为达到削减进口量的目标，国有煤炭公司Coal India计划到2024财年将其年产量增至8.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7.7%。
印度总理莫迪希望到2024财年将该国的经济规模从现在的2.8万亿美元扩大至5万亿美元，而减少能源进口和利用国内资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此外，减少煤炭进口对印度治理空气污染也很重要。
知情人士称，未来印度的煤炭进口将以钢铁企业使用的炼焦煤为主，因为国内供应有限。使用优质进口煤炭的发电站将是另一个主要买家。

文在寅就白名单发表国民讲话：日方鲁莽自私后果自负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并就日本“白名单”事件对国民发表直播讲话。
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表示，日本从贸易优惠“白名单”中删除韩国是“鲁莽”的决定，“进一步恶化了局势”，日本将为此面临严厉的后果，他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文在寅指出，日本扩大韩国出口限制的举动不仅是对韩日双边关系的“严峻挑战”，而且也是严重损害全球经济的“自私”行为。他谴责日本的限贸举动是对韩国的报复行为。
文在寅强调，一直以来，日本均无视韩国和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韩贸易问题的努力。他呼吁日本撤销不当措施，并继续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很明显，由于日本对局势恶化负主要责任，我郑重警告日本政府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付全部责任。”文在寅如是说道。

丰田第一财季营业利润增长8.7% 下调全年目标

丰田汽车公司发布财报称，截至6月底的第一财季营业利润增长8.7%，得益于全球销量的小幅增长，以及营销成本的改善。
该公司当季营业利润从上年同期的6826亿日元增至7419亿日元（约合69.3亿美元），好于接受Refinitiv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的6954亿日元。
但该公司将本财年营业利润预期从此前的2.55万亿日元下调至2.4万亿日元，因预计日元升至将挤压盈利。

葛兰素史克完成与辉瑞交易 成立消费保健品合资公司

 葛兰素史克宣布已完成与辉瑞的交易，整合双方的消费保健品业务，成立一家全球领先的合资公司。在新的合资公司中，葛兰素史克持有68%的股份，辉瑞持有32%的股份。
合资公司将两家公司的高度互补、备受消费者青睐的消费保健品牌组合在一起，其中包括GSK的舒适达、扶他林和必理通，以及辉瑞的Advil，善存和钙尔奇。以基于科学的创新为基础，合资公司成为OTC产品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同时在所有关键地区（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市场份额均位居第一或第二的位置。
在发布公告之后，合资公司将专注于完成对两家公司业务的整合。到2022年，这有望每年节约成本5亿英镑，预计现金总成本为9亿英镑，非现金费用为3亿英镑。在节约下来的成本中，最高将有25%被再次投入到业务中，以支持创新和其他增长机会。GSK计划在三年内将合资公司从母公司剥离，并让其消费保健品业务在英国证券市场上市。

研究探索

政府融资模式全面重构如何实现稳增长及惠民生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的信息来看，整体经济形势相比上次政治局会议时更为严峻。国内经济方面，主要集中在稳杠杆和稳增长两者维持平衡难度较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在稳定国内经济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政府部门需要在稳杠杆及稳增长双重目标下主导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等工作，不夸张的说，他们面临的挑战将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及其他机构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如何面对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的国内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如何理解稳增长、惠民生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城市建设领域的各参与方，应该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形势，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明的方向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
稳增长、惠民生与防风险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稳杠杆和稳增长两者之间。二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因此维持平衡难度较大。稳杠杆是在逐步去杠杆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金融风险逐步出清的过程就是去杠杆的过程，比如包商银行等中小银行的风险、债券违约风险等；而稳增长则需要资金利用一定的杠杆，有一分钱花一分钱的方式难以逆势拉动增长；同时也需要有效的资金去处，通俗理解就是资金要投入到有较高效益的项目上。
维持二者平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的过程。稳杠杆需要在该去杠杆的领域坚决去杠杆，例如在金融领域取消刚兑承诺，资管新规的出台严格控制了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等，就是一种回归市场、坚决去杠杆的方法。稳增长需要在有较高效益的项目上适度运用杠杆，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是有较高效益，可以加大投融资力度的领域。从城市建设领域的特点来看，惠民生与稳增长可以兼顾，即从惠民生领域寻找可实现稳增长的项目，这些领域可以适度运用杠杆。
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政府部门如何实现防风险，稳增长及惠民生？
如上所说，政府部门重点是做好稳杠杆和稳增长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这需要政府部门发挥平衡的技术能力及艺术天分。
总的来说，政府部门在实现这种平衡的工作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通过政府融资模式全面重构实现稳杠杆，兼顾稳增长。在融资方式上“堵后门，开前门”，其中堵后门的政策包括：地方平台融资功能被剥离，表外违规融资受限；政府购买服务违规用于工程建设被禁止；禁止固定回报、明股实债，导致政府产业基金规模腰斩；F+EPC等垫资施工等产生政府隐性负债的建设模式被严查。开前门的政策有：地方债务置换；预算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重大项目的专项债可用于项目资本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可用于PPP项目中的政府支出，吸引社会资本。
当然在融资模式重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操作问题，比如各个部门的政策缺少协调。2017年11月1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文），进一步要求PPP项目规范实施；同年11月21日，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要求央企规范审慎参与PPP项目；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2018年7月20日出台正式文件），对于PPP项目资本金筹集及项目贷款进一步约束。虽然这些政策都有各自出台的道理，但这几个政策同时生效，则几乎让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经济活动被“速冻”。
另一方面，筛选有较大社会及经济效益的政府投资项目来重点实现稳增长。这类项目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也包含新农村建设、厕所革命、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建设、综合管廊等，还包括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到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但在筛选项目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的问题，推进项目中出现了反复的问题。比如一开始为了稳增长，国内大量上轨道交通、有轨电车项目，后来发现一些城市的项目效益较低，又大量停止审批。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这种反复的情况。有效率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任务，而这种反复降低了效率、造成了浪费。
政府部门有哪些抓手来实现上述目标？
据我们了解，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普遍认为政府部门缺乏抓手，因此也不知道如何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很多机构已经消极到认为现在政府的生意已经没法做了。
可能有人会认为持这种观点的机构或个人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消极。但通过我们与一些政府部门的沟通来看，部分政府人士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或者懵圈或者抱残守缺。如果主导政府投资项目的政府部门都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那么可想而知，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产生消极思想是多么正常。当然，有作为的政府部门也还是很多的。
我们认为政府部门需要两个抓手，一个是有较高效益的项目，另一个是可操作的融资模式，也就是说一手抓钱，一手抓项目。
很多政府部门认为，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他们缺的是融资这一抓手。这是政府融资模式全面重构对政府部门造成的困扰，尤其在地方政府部门，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也不能说地方政府部门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地方政府确实缺乏再次大规模融资扩张的抓手，然而却不缺少中小规模融资的抓手。融资是为投资服务的，我们应认识到，大规模投资不一定有高效益，小规模投资也可以有高效益。对应融资这个抓手来看，需要充分思考中小规模融资方式的作用。
未来的地方政府融资不能再有隐性负债，融资还款需要从中长期预算中安排，只要能在中长期预算中安排的融资，不管是否称为“债务”都无所谓，这是政策允许的。地方债券和PPP模式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抓手。地方债可以分为一般债和专项债，这里就不展开了；PPP模式可以让社会资本投资原本应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地方政府给予建设期补贴或者运营期补贴，通常称作前补贴或后补贴。
另外，这里没有将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融资抓手之一，主要考虑的是：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市场化运作，对于政府而言是一种投资方式，主要用于扶持产业。如果投资到具体政府投资项目中，则可以归入PPP的范畴，如不涉及具体项目层面，则演变成为地方政府引导融资的一种形式，鉴于基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这一事实，多采取明股实债，难以归为地方债券，变得不伦不类。鉴于此，它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完善，所以这里暂不考虑。
虽然很多政府部门认为，他们不缺少优质项目，但从第三方的角度看对于其项目是否有较高效益要打一个问号，有待认真研究。关于这一问题不展开讨论。
作为地方政府部门融资抓手，地方债券及PPP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一，三十年来，两者的发展历程不同。政府债券的发展经历了不允许发行、国家信用发行（地方使用）、省信用发行（地方使用）、地方债中的专项债可以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等阶段。PPP则经历了地方摸索实践、国家发改委特许经营地方试点、住建部推动地方公用设施市场化、财政部在全国全面推广PPP模式等阶段。从历程上看，地方债高大上一些，而PPP则显得更草根一些。
第二，信用等级不同。地方债从国家信用发行到省级信用支持。另外，债券属于借钱行为，需要信用支持，债券是比股权优先偿还的。PPP的信用基础一直是地方政府信用，除了部分省级PPP项目有省级信用支持外，绝大多数PPP项目是地方政府信用支持。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PPP项目是政府部分信用支持，因为政府是在预算内安排补贴，不是全部收入；而PPP的其他融资信用需要项目本身收益支持，更需要社会资本的信用支持。
第三，交易架构不同。从交易的基础来看，地方债中的一般债主要是基于预算，专项债主要是基于项目，要求前期论证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但是这个论证一般会比较粗糙，采取项目打捆融资方式，允许项目进行调入和调出；而PPP融资中的项目是确定的、相对成熟的。从交易主体来看，地方债主要是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而PPP项目核心是政府与投资人之间的交易，以及投资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
第四，预算内额度限制不同。地方债额度是国家以省级为单位进行分配，市县在省级的额度内再分配；PPP融资额度是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作为上限。
第五，所处项目推进环节不同。地方债主要是一种融资行为，体现的是融资效率。专项债虽然指向项目，但和投资、建设、运营效率关系不大。PPP不仅在融资环节体现效率，引入的社会资本还需要在投资、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体现它的效率。
以上仅是作为基本的区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不做深入研究分析。
政府部门在使用地方债及PPP这两个融资抓手时，存在的误区及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总的来说，如果地方债和PPP融资用于较高效益的项目，那么这个抓手就使用到位了，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尽理想。
第一，地方发展责任缺失。一些发展慢的地区，不愿意举债，哪怕是合法的举债，仅仅是因为担心还不起，很少考虑长远发展以及发展带来增量收入。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如果经营不善，工资发不出都可能形成欠债。如果政府部门也这么想，不理解财政预算收入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不考虑地方发展带来的财政增量收入，恐怕就不会有发展了，任何的融资抓手放在他们面前，也不会用。那么地方如何发展呢？他们倾向于让企业大包大揽，不管公益项目能不能盈利，政府反正不出钱，前期工作也交给企业来推进。如果企业可以做政府的事，那政府这么多的部门和人员应该干什么呢？我们想说的是，政府部门的发展责任不能缺失，政府投资项目需要政府来积极主导。
第二，倾向简单比较，不抓本质，盲目决策。大家都知道统计的结果是地方债的融资成本低，PPP的融资成本高，所以就简单地说地方债好，PPP不好。而对地方债为什么成本低，PPP融资成本为什么高的原因却不深究。地方债依靠的是省级信用来融资，而大多数PPP项目依靠的是市县部分信用融资及项目自身收益融资，无信用支持等级相对较低，项目收益不稳定等，都导致投资人及金融机构承担风险增加，自然使融资成本提高。如果省级政府给予地方一定程度的信用支持，PPP的成本就会降下来。据我们了解，一些省级实施的、有省级信用的高速公路PPP项目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地级市的PPP项目。作为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积极争取政策，降低成本，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轻易的否定，这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错失很好的融资抓手。同时我认为即使融资成本稍高一些也有必要，只要融资用于高效益的项目就行，但前提是一定要投入到高效益的项目中。
第三，倾向程序简单的融资方式，寄希望“创新”，忽略项目前期准备。一方面，政府部门受传统运作项目惯性的影响，普遍喜欢大干快上，嫌弃PPP操作程序多，不系统研究考虑各种政策的规定，总是在琢磨预算外融资的“创新”方式，往往是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发现不合规风险高而暂停，要么耽误了项目不再推进，要么重新用合规的方式继续推进，时间上并没有实现节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面对专项债这种简单的融资方式，由于项目前期储备等准备工作不足，不能很好的与地方债发行有效衔接，使得地方债所筹集的资金使用难以十分高效。
第四，对固定资产投资所涉及行业及地区发展水平的理解不深入，缺少针对性的机制设计。我们认为，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完全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地方债，确实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但如果项目储备或者项目前期研究充分，特别对于技术含量高，地方政府部门专业性不足的区域涉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没有专业投资、建设、运营机构的参与，难免出现投资决策失误；PPP项目中的投资人融资环节虽然只是全生命周期的一部分，但是确是其核心落地条件，这对政府信用低的地区形成“绑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金，一般在融资成本，工程成本及监管方面做出重大妥协，一旦这种妥协超过项目落地所带来的效益，就成为一种损失。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机制设计，予以完善，而不是在教训面前停下来，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第五，PPP项目的地方政府自主灵活性及地方债的全局责任重大性没有得到足够落实。对于PPP而言，虽然各部委出台了需要规范性文件，但实施主体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够很好的发挥PPP的作用，在全面预算管理的背景之下，PPP仍是非常好的稳杠杆和稳增长的抓手。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视而不见，还在迷茫之中。我在《10号文后，如何理解“规范”一词？如何认识PPP这一政策工具？》提到PPP这一政策工具如果获得政府、金融机构等部门支持，它可以直接发力于三端（存量资产、现有负债、增量发展）：通过运作存量化解或降低债务，盘活资产价值；通过运作增量实现基础设施补短板，有效解决经济面临的困境；同时极大的提升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参与度、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有效促进公用事业领域资本市场的成熟及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目前很多地区通过PPP在三端尝到“甜头”。对于地方债而言，虽然额度受限，但是在目前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所以足以让地方政府部门引起高度重视，发行地方债需要有较强的全局责任意识，政府部门自身需要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总的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地方债还是PPP在实践中都难免有缺点，但不可否认，这都是目前所需要的。选择地方债和PPP不是零和博弈，非此即彼，而应该通过机制设计使得它们更加完善，使其各得其所，各发所长，融合使用。（作者系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财政部及国家发改委PPP库的双库专家，曾参与数百个城市基础设施及区域发展咨询项目。）

社团工作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达62.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19年7月份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19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2%，环比上升11.8个百分点，同比上升8.3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上。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库存预警指数越高，反应出市场的需求越低，库存压力越大，经营压力和风险越大。
 数据还显示，从分指数情况看，7月市场需求指数为27.5%，平均日销量指数为32.7%，市场和销量处于低迷状态。
从区域指数情况看，7月份全国总指数为62.17%，北区指数为60.34%，东区指数为63.95%，南区指数为62.6%，西区指数为61.92%。因为东区包含省份均为提前实施国六标准的省份，6月底的国五车清库透支了较多消费潜力，因此东区指数环比上升幅度最大。
从分品牌类型指数看，2019年7月进口&豪华品牌指数、合资品牌指数、自主品牌指数较上月上升。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析称，部分地区6月经历国五转国六，提前透支了消费，7月价格回收，销量比6月明显下滑，经销商库存压力增大。另外，8月与7月市场需求持平，6月消费透支的影响将持续到8月，并且8月有传统中元节，南方部分地区消费者由于受传统习俗影响不在8月购车，车辆成交率会降低。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预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