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动态 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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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经
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未提房地产 明年楼市或回温
发改委规范政府定价机制 减少直接制定价格水平
前11月全国棚改已开工616万套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总量
2018地方债发行规模约4.3万亿 明年额度有望提前下达
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近52亿元中央冬春救灾资金下拨
企业动态
京东数科股权变更刘强东持股14.02% 仍是实际控制人
万通地产前九月销售额下降68% 32亿跨界并购告吹
五粮液集团李曙光:明年销售收入有望跨越千亿元台阶
奥迪宝马试水中高端电动车:新能源车竞争格局变数多
我爱我家收购中环互联 将签业绩对赌协议
海外经济
梅姨确定议会退欧协议投票时间 或再遭不信任投票
欧盟将WTO“深度危机”归咎于美 批评美国的贸易限制
T-MOBILE美国收购SPRINT进一步:获美国安全部门批准
谷歌将斥资10亿美元在纽约兴建新办公区
研究探索
杨骏:很大一部分金融风险源自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
社团工作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解决高房价问题有两条路
国内财经
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未提房地产 明年楼市或回温
11-12月,除苏州、承德升级了限购政策以外,其他城市房地产调控基本处于平稳之中。相比其他时期,近段时间房地产调控显得有些平静。2018年以来,房地产陆续出台的调控政策多达444次,预计全年在450次左右,刷新历史调控纪录。年内调控政策出台次数同比涨幅高达75%。2018年也成为历史房地产调控政策最密集的年份。
除了收紧约束性政策锐减,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未提及房地产。诸多传言令外界对楼市调控猜测渐多。
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未提及房地产,是否意味着房地产调控已经到位甚至放松?新城控股副总裁欧阳捷的看法是,当前,经济下行无疑是政策方向最为关注的。尽管房地产投资、开工、成交、房企到位资金仍处于正增长区间,但市场已经出现下行信号,增速整体趋缓,销售出现明显压力。房地产的重心在住宅市场,市场下行三要素来自于投机客全面退潮、首置客无力购房、改善客出现观望。如果房地产市场不稳,固定资产投资也难以稳住,就会给稳中求进、保持增长带来更大的压力。
因此,欧阳捷预计,调控政策会悄然放松,明年住房市场会出现回温。欧阳捷的看法几乎代表了业界绝大部分观点。然而,果真如此吗?
约束性政策锐减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以来,楼市政策明显减少,只有苏州承德两地针对限购政策有所升级。其他城市基本无收紧约束性的调控政策发布。大部分调控都是重申之前的调控政策,针对房地产调控内容基本以落实之前政策为主。
11月15日,江苏省苏州相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召集在苏州的房企开会,并下发新的限购政策,并将在其他区推广。据相关媒体获取的会议材料显示,相城区住建局要求,严格购房资格审查,包括暂停对申请人积分小于600分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房,个人积分由相城区积分办提供,11月19日起执行。
12月10日,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网站显示,近日,承德市住建局、国土局制定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在进一步加强购房资格审查的同时,明确围场县、隆化县、宽城县纳入调控范围。同时明确严厉打击规避调控政策行为。
除了苏州和承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合计仅6次,叠加上旬的8次,月内房地产调控合计仅14次。政策内容基本是规范市场。其中,辽宁省还发布了加快去库存政策。再加之,近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未提及房地产,这使得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似乎增添了些许猜测。
政策会否放松?
欧阳捷认为,“机构的嗅觉非常灵敏,各种政策研讨会的信息都会流传出来,虽然大多仅仅是专家意见,但政府官员的调研方向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信息。”欧阳捷的依据与业界不少人士看法一致。“市场下行趋势不变、压力增大已是共识,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可能在6%-6.3%之间。全球经济同步收缩,中国经济或难以独善其身。因此,稳经济成为重中之重。”
58安居客首席分析师张波也认为,近两次的政治局会议均未提及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有特定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今年以来的楼市调控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楼市降温房价企稳已成定局,并且今年在加大于楼市乱象打击的过程中也充分净化了市场环境,目前楼市正处于平稳和健康发展之中;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系统性风险会对楼市产生影响更不容忽视,表面未提及房地产,实则和房地产存在重大关联。
在这种背景之下,欧阳捷甚至判断,政策放松是大趋势,严冬不会来临,明年住宅市场将会回温。“市场成交量下滑是住宅市场的主要问题。限购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投机,既然投机客全面退潮,放松限购就成为稳定提升成交量的政策首选。比如,降低入户门槛、降低社保条件、降低人才标准,都会增加市场成交量。限价也有放松,一些城市在市场下行时放松高端盘价格,释放高价地入市,顺势解决了高端盘堰塞湖问题。部分一二线城市房贷利率下调已经成为小趋势,也会推动住宅市场的回温。”这是欧阳捷的看法。
不过,张波认为,不提不代表不重视,不提不代表要放松,的确近两次的政治局会议均未提及房地产,给了市场较大的想像空间,但单从未提及就揣测未来楼市调控可能会出现变化未免太过武断。他认为,楼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楼市降温房价企稳已成定局。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方面今年已经开始加速推进和落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制度正在各城市纷纷落地,地方主体责任的落实以及差异化的调控政策体系的建立都已经收到一定成效,虽未在近期政治局会议重申,但依然会作为重点在后续的政府相关报告中列示。
就未来走势,各个利益主体看法不一。不过,业内普遍认为,调控政策见底趋势明显。亿翰智库中国上市房企研究中心主任张化东认为,连续两次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及房地产内容,一方面说明房地产这种平稳态势是被管理层所接受的,另一个方面来看,房地产市场暂时不会有过多收紧政策。可以明确这是见底态势。至于调控未来,张认为还是因城施策,城市政策之间的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大。
调控政策见底趋势明显,但宽松政策出现可能性不大。10月29日,针对未来房价走势,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央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发生改变,决不会允许调控前功尽弃。
发改委规范政府定价机制 减少直接制定价格水平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新修订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以进一步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对比修订前的听证办法,新办法扩大了听证范围和听证形式,完善了听证人构成。同时,进一步规范了听证会参加人产生方式和听证程序,提高了价格听证的公开透明度,并且强化了监督制约机制。
“之前规定消费者参加人由‘消费者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而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些价格主管部门采取了全部委托推荐的方式产生消费者参加人。消费者就缺少一个自主通道,感到自己‘被代表了’。本次修订后的内容改为‘自愿报名、随机选取和其他群众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在操作层面必须赋予消费者自愿报名的权利,从而保证一定数量通过自愿报名方式产生的消费者参与。”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专家表示,此次修订将政府制定定价机制纳入价格听证范围,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制定价格逐步从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机制的转变。通过制定公开、透明的定价规则、作价办法等定价机制,推动价格调整的机制化、透明化和常态化,尽可能减少直接制定具体价格水平。这将有利于规范政府定价行为,防止政府定价的随意性,而且有利于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提高价格调整的科学性、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修订是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日前表示,要进一步加快完善价格调控体系,加强价格与财政、货币、产业、民生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围绕重点商品构建市场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推进智慧价格应用系统建设,增强价格调控预见性、及时性、有效性。
发改委透露,未来将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创新定价方式方法,引导垄断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并进一步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政府价格管理程序,让政府定价在阳光下运行。
前11月全国棚改已开工616万套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总量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消息,1—11月,已开工616万套,完成投资16000多亿元。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启动新的棚改三年攻坚计划,今年开工580万套。这也意味着,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总量。
住建部公布的棚改数据显示,2008—2017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帮助约1亿人“出棚进楼”。其中,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6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截至2017年底,全国累计开工改造林区棚户区166万套、垦区危房238万套、国有工矿棚户区305万套。2013—2017年,全国棚改完成投资约6万亿元。
今年7月12日,住建部召开棚户区改造工作吹风会,住建部表示,各地应当及早开工新建项目,加快建设续建项目,加大棚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做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棚改安置住房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严格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住建部指出,依法依规控制棚改成本。同时,各地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切实评估论证财政承受能力,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不盲目举债铺摊子。
住建部指出,2016年以来,一些地方在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商品住房库存已经不多的情况下,没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仍然偏高。住建部称,应督促这些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市县,及时调整棚改安置政策,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
10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
会议指出,调整完善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市县要尽快取消货币化安置优惠政策。各地要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力,科学确定明年棚改任务。
保持中央财政补助水平不降低,有序加大地方政府棚改专项债券发行。对新开工项目研究出台金融支持政策,严禁借棚改之名盲目举债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棚改用地,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早日住进新居。
据《央视财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强调,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方,应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棚改安置政策,更多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的地方,可以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2018地方债发行规模约4.3万亿 明年额度有望提前下达
进入12月,地方债发行脚步明显放缓。
截至12月17日,仅有两笔地方债准备发行,分别为2018年雄安新区建设一般债券(一期至二期)与2018年雄安新区建设专项债券(一至三期)。发行日期为12月19日,发行总金额为300亿元。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发现,今年地方债的发行呈现出年初低开、二季度提速、8月达到高峰的趋势:7月开始攀升(7569.54亿元),8月达到顶峰(8829.70亿元),9月开始下降(7485.46亿元),10月大幅降为2560.31亿元,11月则遽降为459.4133亿元。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时指出,明年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未来的经济运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内部的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三大攻坚战也进入关键时期。地方债发行方面,在近年来逐渐规范的基础上,明年的政策可能会更灵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明年地方债的发行规模或略有扩大,但关键还是取决于明年的经济与投资增速。如果民间投资放缓,地方政府将承担更重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据全国人大网消息,12月14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委员长会议上,委员长建议,12月23-2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授权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
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需在每年3月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通过后才能下达,这导致每年前两个月地方政府发债额度几乎为零,“全国人大如果授权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可以让地方更早发行债券,让地方债发行额度在12个月份中更为平均,减少对市场的冲击”。
地方债发行规模遽降
地方债发行突然骤减,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放缓以及全年新增地方债额度基本用完息息相关。
自8月中旬开始,今年的地方债发行迎来井喷。
今年8月以来,财政部连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三份文件,在前期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地方债发行限制要求,明确要求地方政府今年新增的1.35万亿元专项债券要在10月底发放完成。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自《意见》出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提前完成任务。截至9月30日,一般债发行量达到年内新增限额的地区已有北京、浙江等17个;专项债发行量达到年内新增限额的地区则有广东、陕西等14个。
到10月底,财政部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地方政府类累计发行新增债券21190亿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9364亿元。发行的新增债券中,新增一般债券7983亿元、占当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8300亿元的96%;新增专项债券13207亿元,占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3500亿元的98%—2018年地方债发行已近尾声,全年地方债发行规模约在4.3万亿元。
记者查阅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显示,11月份仍有债券发行的9个地区是辽宁、内蒙古、湖北、贵州、江西、四川、湖南、宁波市和大连市。其中,湖南省的地方债发行额度最大,其发行的专项债券(十一期)和一般债(三期)金额共计146.467亿元。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其信息披露文件发现,湖南此次所募集资金投向,均为偿还2018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赵锡军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基于上半年的固投增速放缓,“7·31”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在宏观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地方债发行逐渐宽松,“但下半年来,市场的信心和预期略有不足,导致今年的地方债发行规模或与去年4.36万亿元的地方债发行规模大致持平”。
撬动投资规模或超万亿
新增专项债是地方融资的重要渠道,从目前专项债的发行种类来看,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占比较大,而从已发行专项债来看,募集资金多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建设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随着四季度基建投资开始发力,地方债发行的积极效应已经显现。此前有专家测算,全年新增专项债中将有数千亿“输血”基建,在杠杆作用下,预计撬动的投资规模或超万亿。
10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为6.7%,较前3个月的-1.8%、-4.3%和-1.8%,已有大幅提升。交行金融研究中心、上海证券、光大证券、招商证券等机构均预测,11月和12月的整体投资有望连续两个月保持回升势头。
同时,受限于政府隐性债务约束,未来基建投资反弹幅度有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表示,预计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稳定在5.7%。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认为,虽然房地产投资增速或略有下降,但基建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增速可能上升,加之制造业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这将带动11月整体投资增速继续回升至6%。
除了给地方政府的基建设施带来稳定的资金来源,今年地方债发行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体现在减少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之间的资金缺口。“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地方债在可控范围之内。从宏观调控角度讲,仅靠中央发行国债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债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董登新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
市场约束是防风险关键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4043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但如何做好地方债风险防范、建立健全的兑付机制仍是地方债发行的关键。
1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与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业务的通知》,明确经发行人认可的已发行地方债,以及发行对象包括柜台业务投资者的新发行地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柜台交易。央行表示,这将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可以看出,在支持和规范地方债发展方面,政府从政策层面出台了很多配套措施,”董登新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比如,此前允许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地方债、地方债可以在沪深交易所挂牌,现在又允许开展银行柜业务。可以说,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传导上,已经为地方债打开了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央政策的导向,即支持地方政府合理通过地方债进行融资,开展地方基建项目。”
与此同时,防范地方债风险的脚步仍在向前。
“早在2014年,国务院43号文便明确提出,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也包括将积极推广PPP模式等措施,”赵锡军表示,“但在监管层面的加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此前的城投债信用危机已经说明,地方政府发债的同时必须考虑自身的财政状况及偿还能力。”
赵锡军进一步指出,提高地方债的流动性,进一步打通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传导,有利于更好地展现地方债风险,让投资者自己做选择,“通过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能让地方债保持相对稳健的发展。除了财政部门预算和债务额度的约束,市场给地方债管理施加的外部约束,更是防范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所在” 。
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近52亿元中央冬春救灾资金下拨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18—2019年度全国冬春救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安排下拨2018—2019年度中央冬春救灾资金51.929亿元,用于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今冬明春受灾群众生活困难,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
会议强调,进入冬季,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温降雪天气,地震、山体滑坡等灾害时有发生,灾害形势依然严峻,需要高度关注。各地要做好冬春救助工作,同时要高度关注贫困地区受灾群众的特殊困难;要围绕“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工作目标,通过强化工作部署、加大款物投入、加快工作进度、加强跟踪检查、做好绩效评估,全力做好冬春救助工作。
企业动态
京东数科股权变更刘强东持股14.02% 仍是实际控制人
这两天,京东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除了低调上线了P2P产品之外,记者还注意到,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京东数科”)还进行了企业名称、注册资本、股东及股比等方面的变更。
根据工商信息显示,12月12日, 北京京东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同时,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5.74亿元增资15.9%至30.61亿元。
实际上,就在20多天前的11月20日,,京东数科CEO陈生强才在“JDD-2018京东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正式宣布“京东金融”品牌更名为“京东数字科技”(JD Digits)。
值得一提的是,京东数科的股东及股比也出现了变动。
根据信息显示,目前京东数科前五大股东分别为宿迁东泰锦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强东、陈生强、宿迁东和晟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金启东股权投资(厦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中,宿迁东泰锦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京东数科第一大股东,出资比例为16.13%;京东集团CEO兼董事长刘强东为第二大股东,出资比例为14.02%。
而2018年11月27日,京东金融的股东中,刘强东为第一大股东,占比16.67%;宿迁东泰锦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占比15.12%。
不过,尽管刘强东目前已经不是最大股东,但仍是京东数科的实际控制人。
信息显示,宿迁东泰锦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包括宿迁泰合四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宿迁大荣恒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宿迁翼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等,而刘强东分别持有宿迁泰合四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99%的股权和宿迁大荣恒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100%股权。也就是说,刘强东仍是京东数科的实际控制人。
资料显示,京东金融集团创立于京东集团内部,于2013年10月开始独立运营,定位一家数字科技公司。而在今年11月20日,京东金融正式进行品牌升级,京东数字科技将成为整个公司的母品牌。
据介绍,未来,在京东数字科技旗下,将包含着京东金融、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京东少东家等多个独立子品牌。其中,京东金融旗下,将涵盖消费金融、支付、财富管理、众筹、保险等一系列的C端服务,也包含着企业金融、金融科技等B端服务。
“也就是说,未来的京东金融,仍将是京东数字科技最核心的一个板块。我们仍将围绕着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需求,利用数字科技为不同的金融服务场景提供服务,除了既有的布局之外,还要向保险科技、资管科技等领域进行延伸。”当时陈生强进一步表示。
万通地产前九月销售额下降68% 32亿跨界并购告吹
筹划拟跨界新能源仅四个多月,万通地产一纸公告宣布转型折戟。
今年7月底万通地产宣布拟以现金31.7亿元收购动力锂电池企业星恒电源78.284%股份,意图开展地产+新能源的双主业布局。
彼时,由于标的估值大幅增长且交易对方未设置业绩承诺、上市公司房地产主业收缩等多方面问题,万通地产收到上交所问询函。
不过,四个多月后万通地产宣告此次收购终止,这也意味着万通地产跨界新能源失利。
另一方面,近两年来万通地产业绩回暖,但仍面临着土地储备增长停滞、业务收缩的问题。今年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储备、开工、竣工面积。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2.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销售额5.97亿元,同比下降68%。
终止现金收购星恒电源
12月16日晚间,万通地产公告将终止收购星恒电源78.284%股份,这意味着公司跨界新能源落空。
对于此次收购终止,万通地产表示,在本次交易推进过程中,公司与交易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优化及后续完善措施等重要法律及商业安排达成一致,加之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继续推进交易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综上考虑,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无法按计划继续推进实施,为切实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同时,万通地产称本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且交易对手方将在约定期限内返还公司已支付全部款项。
据了解,今年7月29日万通地产披露对星恒电源股权收购方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星恒电源合计78.284%股份。
资料显示,星恒电源自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动力锂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主要瞄准轻型车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电池的二次寿命和梯次利用。
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一季度,星恒电源营业收入分别为10.17亿、14.3亿、3.07亿,净利润分别为1.04亿、2.01亿、3660万,各报告期末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12.5亿、15.5亿、16亿。
本次交易中,星恒电源100%股权估值人民币40.5亿元左右,万通地产收购目标公司合计78.284%股权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31.7亿元左右。
前三季度销售额下降68%
作为老牌地产公司,万通地产本寄希望于星恒电源意图实现地产+新能源的双主业战略发展格局。
不过,此次交易方案释出后,标的估值及业绩、交易对方未作出业绩承诺等多个方面问题引起市场和监管部门广泛关注。
上交所曾对万通地产下发问询函,重点关注到交易对手方曾在一年前入股标的公司并筹划将该资产收入囊中,且前次收购时,经营团队承诺三年利润不低于9亿元。本次估值超过前次估值逾10亿,且上市公司需支付大额现金,但交易对方及经营团队均未提供业绩承诺。
记者注意到,自2015年巨亏6.12亿之后,近两年来万通地产业绩逐渐回暖。2016年和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3.36亿、32.95亿,净利润分别为1.1亿、3.56亿。而标的公司去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占上市公司的43%、56.4%。
今年前三季度,万通地产实现营业收入28亿,同比增长114.89%;净利润3.39亿,同比增长200.34%。但扣非后净利润为1.04亿元,同比减少6.59%。
与此同时,曾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十强近两年来土地储备增长停滞,房地产业务开始收缩。今年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储备、开工、竣工面积。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建面积37.35万平方米。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2.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销售额5.97亿元,同比下降68%。
值得一提的是,年内公司股东多次进行质押所持股份。根据公司最新公告,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和二股东万通控股共持有公司股票13.5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9697%;已质押股份数量为13.55亿股,占合计持股总数的99.9989%,占公司总股本的65.969%。
五粮液集团李曙光:明年销售收入有望跨越千亿元台阶
近日,第二届中国国际名酒文化节·国际名酒联盟高层峰会在四川宜宾举行。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在高峰论坛上表示,愿意深化与世界名酒企业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他还预计,2019年公司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000亿元。
五粮液产地宜宾地处北纬28°,与国际上酒类主产区一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粮农组织定义为“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之一,也是当前中国酒业最活跃的地区。李曙光表示,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五粮液集团已发展成为以酒业为主、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预计2018年五粮液集团销售收入将突破900亿元,2019年则有望与茅台携手跨越千亿台阶,这将是中国酒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就在12月5日举行的2018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贵州茅台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静仁透露,“预计今年茅台将实现900亿销售收入,正在跨进千亿企业时代。”
2017年12月,在首届中国国际名酒文化节期间,五粮液集团与帝亚吉欧、保乐力加、百富门、富邑等世界名酒品牌联合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名酒联盟。在中国酒业协会的领导和指导下,一年来国际名酒联盟大力推进品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虽然中外美酒承载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但也正是这些不同,世界酒文化才丰富多采。”为进一步推进名酒联盟发展,李曙光在峰会上提出“加强交流、加强开放、加强合作”等三方面建议。
李曙光指出,各国美酒在历史、文化、产地、原料、工艺、酒礼、酒器等方面各有千秋、各有其美。经济全球化带来多元文化的互相了解、融合与认同,希望通过联盟平台加强名酒之间在历史传承、酿造工艺、文化体验、管理经验等方面交流,推动不同酒文化的相互认知、融合与进步,实现共同发展。“国际名酒联盟应该顺应趋势,加强交流,互相理解,推动共同发展。”
对于世界酒企而言,“开放”显得尤为重要。李曙光进一步表示,全球酒类市场容量高达数万亿人民币,无论是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彼此加大开放程度、共享全球市场,就是共享发展的未来。他由此建议国际名酒联盟成员能够共同推动市场、供应链体系与标准体系等方面的开放,促进酒类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李曙光看来,国际名酒联盟更应该让美酒拉近彼此距离、增加感情、促进沟通,推进合作向纵深发展。国际名酒联盟在“产区建设”“品牌开发”与“资源整合”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世界名酒、共享荣耀,天人合一、美美与共’,是国际名酒联盟的共同理念,愿国际名酒联盟能够携手并进,深化合作,共赢未来。”李曙光强调。
奥迪宝马试水中高端电动车:新能源车竞争格局变数多
年关将近,车企却格外活跃,与当前车市低迷形成鲜明对比。12月12日,小鹏汽车首款车型G3上市,三天后的12月15日,蔚来汽车第二款车型ES6上市,以及早些时候奥迪首款纯电动车型e-tron大范围路试等等,似乎在给明年新能源车市激烈的竞争奠定了基调。
伴随着车市寒冬的来临,传统车企前路迷雾茫茫。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提供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汽车累计销量同比下降1.7%,由于整体产销增速低于年初的预计,中汽协预计今年车市将呈现3%的下降幅度,成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而今年的新能源汽车却逆势上涨、产销首次突破百万辆大关,前11月销量同比增长达到68%。当然,造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有诸多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未来新能源车市场仍然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
打破原有的汽车产业格局,新能源汽车将成为中国车企向上突围的契机。但回顾传统车企在新能源领域的产品布局,在资金、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大部分仍聚焦于15万元以下偏低端的车型,新势力造车企业如蔚来、小鹏虽有意向上突围,但产品却尚未被市场认可。
此外,跨国车企强势介入给市场增添了更多变数。“全球的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黑天鹅’时代,各种挑战一再向我们袭来,商业模式的变化、技术的更迭、政策的调整,比过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的频繁。同时,结合车联网的软件、车载操作系统、电子电器软件再到‘三电’控制软件的发展,汽车行业已经开始了软硬一体化的垂直整合。”12月16日,在第九届全球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北汽新能源总经理郑刚表示。
此外,他还表示:“以宝马、保时捷为代表的传统车企,相继推出了PCM的系统。而以特斯拉为首的新势力造车企业也不断地进行系统软件的快速迭代,汽车行业确实在面临着跨界的颠覆。因此在科技、经济、政策、环境、社会的综合影响之下,‘灰犀牛’和‘黑天鹅’也开始双夹击。”
先发优势减弱
有分析称,明年注定是汽车产业调整之年,包括车企对自身产品的调整。据了解,明年大部分合资企业和豪华车品牌,均会推出纯电动车型,如奥迪首款纯电动车型e-tron、宝马iX3车型。这无疑给那些想走高端化,但又尚未站稳的新势力造车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根据跨国车企巨头的发展战略,大众计划至2020年,在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矩阵将包括约10款车型,并且计划国产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0万辆;奥迪计划到2025年,将向市场推出超过20款电动车,其中12款车为纯电驱动,覆盖从A级到D级的所有级别车型,实现全球范围内提供的3辆奥迪车中,就有1辆是电动车的战略规划;宝马方面则更为“激进”,计划到2025年,提供的25款电动车型当中,有12款为纯电动车型。
跨国车企新能源战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无疑给新势力造车企业敲响了“警钟”,留给后者的时间已然不多。12月16日,小鹏汽车董事长兼CEO何小鹏表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如果一家新的企业想真正突围将来的壁垒,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何小鹏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以蔚来ES8为例,在产品交付初期曾引发各种质疑,而在产品使用阶段,也被吐槽续航里程过短,产品可靠性较差等诸多问题,被媒体称为“半成品”。
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何“半成品”仍会有用户去埋单。市场本身对新能源和科技两个卖点,有足够的好奇,而蔚来的营销以及产品定位,正是瞄准这一点;同时,蔚来ES8、ES6尚未有直接的竞争对手,先发优势拉拢了一批用户。
但这是在主流的跨国车企还尚未布局相关产品的前提下取得的成果。比如奥迪e-tron这款车,产品技术和驾驶特点有奥迪的基因,如何定价合适,那么将会给特斯拉、蔚来带来巨大的压力。
国产核心部件的短板
在何小鹏看来,现阶段新势力造车企业对于汽车本体的制造、一致性、规模化、交付、安全性等存在很大的问题。把智能作为汽车的核心差异化,但智能到底有多少人喜欢,智能的差异化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去思考。
然而,智能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敬畏造车仍是不变的主题,所谓的语音交互、人脸识别等,虽一时能搏取眼球,但是否解决用户的痛点是关键。也就是说,造车新势力企业不能只看产品炫不炫,而是要看是否有能力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
对此,郑刚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国内车企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太多差距,导致在很多业务领域面临着被动局面。”
今年年初,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受到日本自然灾害和德国英飞凌一些产品产能不足的影响,芯片的上下游产业供货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新能源汽车主机厂的市场供给能力,其中包括北汽新能源公司。
另外,动力电池所涉及的原材料加工设备、BMS的控制技术乃至电池的研发体系,要么被国外控制,要么技不如人。同时,围绕着电子架构的变化、车内信息传输也需要重新设计,原来的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已经达不到智能汽车的要求,但在全球电子与通信系统的各个联盟中,却罕见中国的整车制造企业及半导体公司的身影。
与此同时,在诸如模具、车身和电子电器等传统汽车制造技术上,自主品牌企业仍然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在传统汽车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积累背景下,至今仍有一些技术国内无能为力,包括连续减震的控制技术、限速连接器、汽车仪表板的模具工艺以及四轮转向技术等等。
可以看到,在与各国差距相对较小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国内新能源技术短板也开始显现。“智能汽车的关键技术领域、操作系统、车联网领域的核心芯片、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的零部件,依然被牢牢地把握在海外供应商手中,目前新能源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尚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资源。”郑刚最后表示。
我爱我家收购中环互联 将签业绩对赌协议
我爱我家公告称,拟以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形式购买中环互联100%股权,目前双方尚未确定交易价格。
据公告,我爱我家拟向瑞融投资、刘持彬、刘持海等19名中环互联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中环互联100%股权。同时,我爱我家拟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5.0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信息显示,中环互联是一家房地产综合服务平台,业务覆盖新房代理、二手房代理、租赁、金融信息中介服务以及后端社区服务等领域。自2001年成立以来,中环互联仅在2016年有过两次融资历程,其中2016年12月5日,通过定向增发向在册员工及个人投资者融得4580万元。
中环互联业务范围主要覆盖国内重要二线城市,截至2018年10月31日,中环互联已在南昌、长沙、武汉、太原、成都、乌鲁木齐等17个城市布局,加盟门店超过2400家。
相较于我爱我家利润总额,中环互联作为后梯队成员收益并不太显眼。公告称,我爱我家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上半年度利润总额分别为11245万元、9274万元和55383万元。而中环互联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1.50亿元、2.30亿元和1.5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187.89万元、4772.67万元和3043.45万元。截至2018年6月底,中环互联的资产总计为2.45亿元、负债总计8847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56亿元。
记者注意到,我爱我家还将与交易方签署对赌协议。根据公告,我爱我家称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对中环互联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应实现的累积净利润向上市公司作出承诺。若中环互联截至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期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的补偿责任应按另行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执行。
我爱我家称,本次交易完成后,可以吸收中环互联在加盟模式上的成功经验和经市场验证的业务模式。在后续的扩张和经营中,公司可应市场情况和竞争环境,灵活采用加盟模式和直营模式,进行有效快速扩张以抢占市场份额。
对于此次收购,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表示,首先,我爱我家准备通过收购中环互联开展加盟业务。加盟业务的成本较低,铺排市场的速度却比较快。同时,我爱我家可以利用中环互联优势,迅速提升其在二线城市市场的占有率。其次,在如今市场环境下,想要实现高效、快速发展,收并购具有较强经营实力、盈利能力、优秀管理团队、稳健发展的企业是有效途径之一。未来各大中介机构的竞争,除规模竞速外,拼平台、拼系统、拼服务尤为重要。
海外经济
梅姨确定议会退欧协议投票时间 或再遭不信任投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她将把英国退欧协议带回议会,在明年1月中旬进行投票,并承诺在此之前得到欧盟的保证,打破围绕英国退欧的僵局。
距离英国脱欧只剩下100多天,一些议员指责特雷莎·梅试图通过拖延战术,在临近退欧日时才进行投票,从而迫使分歧严重的议会支持她的协议。
随着3月29日脱欧日的临近,1月中旬进行投票可能迫使议员在支持她的协议,还是无协议脱欧之间进行选择,而后一种情景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场噩梦。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试图以推迟议会退欧计划投票为由,发起对特雷莎·梅的不信任投票,借此加大施压力度。
英国工党党魁柯尔宾在下议院表示,“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对特雷莎·梅的不信任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不具约束力,但在议员们加紧努力促使她改变路线时,这可能会增加危机感。
每日电讯报副政治编辑在推特上表示,不信任投票最早可能于周二举行。
但一些保守党议员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工党的投票。这些议员希望更彻底地切断与布鲁塞尔的联系,并在上周挑战了特雷莎·梅的领导地位。同样,支持特雷莎·梅组建政府但反对其脱欧计划的北爱尔兰政党也不会支持工党,该党副党魁表示。
尽管这份维持与欧盟密切关系的协议遭遇日益强烈的反对,但特雷莎·梅仍在推进她的退欧协议,拒绝了举行第二次公投,以及让议会进行投票,以测试对不同脱欧选项的支持程度的要求。
她说,议会将在明年1月对这份协议进行辩论,然后在1月14日当周进行投票,较原定的12月11日投票日期推迟了一个多月。特雷莎·梅在承认可能面对重大失败后取消了上次投票。
特雷莎·梅挺过了动荡不安的一周,在不信任投票中胜出,并在最后一刻寻求对上月与布鲁塞尔达成的英国退欧协议进行修改。她再度重申,只有三个选项:要么批准她达成的协议,要么无协议退欧,要么根本不退欧。
“我知道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这是一种妥协。但如果我们让“完美”成为“好”的敌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欧,”她在议会发表讲话称,她的讲话不时被高声抗议打断。
“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或者完全放弃退欧,才有可能避免无协议退欧。”
她表示,欧盟已对退欧协议中最具争议的方面做出“进一步澄清”,她的政府正在寻求获得“进一步的政治和法律保证”。
没有第二次公投
但由于欧盟不太可能做出能赢得议员支持的让步,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支持举行第二次公投——她的一些大臣表示,如果政府通过举行议会投票来测试对不同退欧情景的支持程度,第二次公投是可以避免的。
“推迟议会投票,不是因为她要对协议进行任何修改,而是因为她想拖延时间并试图恐吓议员支持她的协议,以避免无协议退欧,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反对党工党议员Liz Kendall在议会表示。
议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各派系都在力推未来关系的不同选项,无协议退欧,或留在欧盟。
特雷莎·梅和她的大臣们一再排除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性,称公投将加深分歧,背叛英国选民的意愿。英国选民2016年以52%比48%投票支持退欧。
这加大了英国无协议退欧的风险,一些企业担心,无协议退欧将给英国这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带来灾难性后果。
围绕英国退欧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正在显现。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支出下降,房价下跌,家庭对财务状况越发悲观。
工党党魁柯尔宾称,特雷莎·梅是一场宪政危机的设计师,“领导着英国现代史上最无组织和最混乱的一届政府”。
包括教育大臣Damian Hinds在内的几位大臣表示,他们愿意向议会提交一系列选项,看是否有任何一个选项能得到多数支持。
在被问及是否会排除所谓指示性投票的可能性时,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表示,“没有举行指示性投票的计划。”
特雷莎·梅利用她周一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机会,拒绝了举行第二次公投的想法,并再次指出称,她达成的退欧后与欧盟保持紧密经济联系的协议是能达成的唯一协议。
“我们不要试图举行另一场公投,从而辜负英国人民的信任,”她说。
欧盟将WTO“深度危机”归咎于美 批评美国的贸易限制
欧盟周一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深度危机,而美国正处于危机中心”,并呼吁特朗普政府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
欧盟驻WTO大使Mark Vanheukelen在世贸组织评估美国贸易政策时还批评了美国的政府采购市场限制,特别是通过“购买美国货”的立法,以及对海上运输的“严格限制”。
T-Mobile美国收购Sprint进一步:获美国安全部门批准
北京时间12月18日早间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批准T-Mobile美国收购Sprint,使得这两个竞争对手高达260亿美元的合并案向着最终完成又迈进了一步。
知情人士表示,CFIUS周一对这两家公司表示,在跟他们的代表展开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后,该机构已经同意这两家分别排名美国第三和第四的运营商展开合并。
日本软银持有Sprint多数股权,德意志电信持有T-Mobile美国多数股权。
Sprint和T-Mobile拒绝对此置评。CFIUS发言人也拒绝对此置评。
该交易仍然需要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司法部等反垄断部门的批准。T-Mobile高管表示,他们预计这一程序将在明年下半年结束。
谷歌将斥资10亿美元在纽约兴建新办公区
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信息技术巨头谷歌12月17日宣布,将投入约10亿美元在纽约市兴建一座新的办公园区,纽约雇员人数将增至1.4万人。
美联社报道,谷歌新园区的地址选在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毗邻哈德逊河,面积预计约15.8万平方米。谷歌于2000年进驻纽约,目前在纽约有约7000名雇员。《纽约时报》指出,这是谷歌今年第二次公布在纽约的扩张计划。今年3月,谷歌曾宣布将斥资24亿美元买下曼哈顿著名的切尔西市场,同时将在57号码头租用更多办公空间。谷歌宣布的新园区距离上述两个地点只有约1英里。《华尔街日报》称,扩建计划完成后,谷歌在纽约市的办公面积将达到近65万平方米,足以容纳4.6万名员工。届时,谷歌将成为曼哈顿最重要的商业地产客户之一。
《华尔街日报》说,谷歌这一决定让人联想到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在东海岸设立第二总部的计划。作为谷歌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亚马逊于今年11月宣布将第二总部分为两部分,分别设立在纽约市皇后区长岛市和佛吉尼亚州艾灵顿水晶市,预计将给两地各自带来2.5万个工作岗位。
《华尔街日报》指出,与亚马逊大张旗鼓地筛选候选城市、在各地争取税收优惠不同,谷歌在纽约市的扩张计划较为低调,该公司还称不谋求纽约市的税收优惠政策。《纽约时报》援引谷歌母公司字母表首席财务官露丝·波拉特的话称,纽约市拥有多元的城市氛围以及充沛的人才资源,这是吸引谷歌的首要因素。
《华尔街日报》称,近年来美国科技巨头不断努力走出其在西海岸的“传统根据地”,向中部和东部扩张。除亚马逊和谷歌外,美国苹果公司近期也宣布将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投资约10亿美元设立办公点,预计会带来5000个岗位。《纽约时报》认为,这种趋势显示出科技巨头们正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搜寻人才。
研究探索
杨骏:很大一部分金融风险源自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
近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金融风险高层论坛暨《中国金融风险报告(2018)》蓝皮书发布会正式召开。在论坛上,金融风险成为与会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杨骏介绍,今年3月底以来,外汇市场发生一些波动,金融市场也因为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变化出现了比如股市下跌、P2P跑路潮、爆雷潮等现象。
杨骏认为,从根本上讲,金融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镜像反映,近几年很大一部分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来自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是杠杆率比较高。
杨骏表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部门相当大一部分扩张是在支持出口部门。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也遇到阻力,以前从货币政策角度扩张的货币本可以给出口企业,而现在这一路径不再像以前那样顺畅。由此产生了两类资产用以替代: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类就是房地产。
但与以前用于出口企业的那部分扩张货币而言,基建很难迅速产生回报,它的回报具有社会属性,就微观的一个基建项目而言,要持续不断投入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杠杆率高企;而房地产的局限在于它具有边界——当房价太高时,产业发展就没有足够的空间。
杨骏表示,现在严管地方政府的融资,包括隐性负债,而为了要遏制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可能发现没有什么好的资产可以做配置,造成“资产荒”。
杨骏认为,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如何平衡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地方政府天然就有着发展实体经济的动力,更在乎的是经济取得多大的增长、能得到多少贷款、能设立几个交易所;而对于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来说,就不会像发展地方经济那样有着巨大的动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个地方政府可能把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合格的金融监管者。
对此,杨骏建议,要从资产方的角度理解当前的金融风险,要在加大开放的同时,致力于建设市场、监管市场;既要搞市场经济,更要搞出好的市场经济。
社团工作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解决高房价问题有两条路
改革开放40年,住房制度改革成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顶层杠杆,撬动了一个行业的蓬勃兴盛。北京,作为首都这样一个特殊的城市,在房改早期进行了自我革命式的探索实践,“北京能突破的工作,其他地方就没有突破不了的”。
像往常一样,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苗乐如在百万庄大街的办公室里忙碌着,1个小时通了3次电话,处理了5项前来征求意见的日常事务。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北京房改办任职期间,亲历并见证了北京房改的点点滴滴。
可以确定的是,房改提高了人们的住房水平,不确定的是,北京的高房价让人们格外焦虑。
对于过去和未来,苗乐如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一个亲历者的思考和答案。
深思:中央推行房改是一次自我革命
中国房地产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您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人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管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屋管理工作,结合您的个人经历复盘下这40年北京的房改历程。
苗乐如:中央在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探索。北京住房制度改革的启动,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局部改革。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启动了“提租补贴”试点,决定用3到5年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推开,同年2月印发“国发【1988】11号”文件(方案)和“国办发【1988】13号”文件,北京正式启动房改工作。1988年5月,我奉命参加房改办的工作,担任北京市房改办法规处处长,后任房改办主任,一直到2013年正式退休。
北京市的房改可分为六个阶段。1988年底到1992年,是试点到扩大试点阶段;1992年7月1日,《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批复,进入全面推开阶段;1994年12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印发,进入深化改革阶段;199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停止住房实物分配;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后,北京调整了经济适用房的相关规定;2004年以后,为防止房价过快增长,落实房地产调控成为主要工作。
中国房地产报:如何评价北京的房改工作?
苗乐如: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总体是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北京的实际来贯彻落实的。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房改最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实现中央在京单位和地方的统一,这也是房改能否全面推开并取得进展的关键。房改之初,中央机关单位通过福利分房已经基本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住房困难的主要是地方单位职工和普通居民。所以,中央推行住房改革其实是一次“自我革命”,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认识。北京的工作突破了,其他城市就没有不能突破的。
扭舵:“卖出一套房子就是伟大的胜利”
中国房地产报:当时实施房改的初衷和原因是什么?
苗乐如:福利分房的思路是,单位建房分房,解决住房问题,老百姓的工资不包含住房的钱。但是,福利分房的问题是,住房分配不均,且没有发挥个体积极性,解决住房问题完全靠组织和单位,个人即便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由于现实中缺乏个人参与,到1988年房改启动的时候,我国人均住房水平还不如1950年。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银行的专家建议,将单位建房的钱先补贴给老百姓,同时提高房租,这样就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通过提高房租把钱收回来后,再建房子,再分配,这样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同时本着住房商品化的方向,老百姓可以用补贴的钱来选择租房或者买房,使福利分房变为住房商品化、住房分配货币化。
中国房地产报:北京房改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苗乐如:第一个困难是在于两级财政。中央确定了35个试点城市,上海、烟台等试点起步效果不错,但这些城市都是一级财政,建房子的资金划拨和分配是顺畅的。与其他省会城市一样,北京是两级财政,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当时,北京一年开发的住宅面积是500万到600万平方米,其中80%到90%的都是中央单位建的,地方单位建的不足20%。中央财政面对的是中央单位,如果变成给北京市全体居民发补贴,中央和地方财政就会产生冲突,在体制上行不通。
第二个困难在于企业资金不足。就建房来说,政府机关由财政统一安排,企业却需要自己攒钱建房,有的企业攒好几年钱才够建房,如果这笔资金用于一次性发补贴,往后年份企业补贴的资金就没有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推行“提租补贴”的方案遇到很大困难,于是提出另一种思路,即从“共同解决好住房问题”的角度出发,把已有的房子卖给原来分到房的职工,政府拿着这笔房款去建房,来解决未分到房职工的住房困难,以此循环。1988年底到1990年一年多的时间,北京选择了六建等11个试点单位,市政府提出“卖出一套房子就是伟大的胜利”。
创新:提租补贴到标准价优惠卖房
中国房地产报:从福利分房到自己掏钱买房,老百姓接受吗?
苗乐如:这个思路出来以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让老百姓接受。从福利分房到自己掏钱买房,从依靠单位到发挥自己能力,已经分到房的人没有动力,没分到房的人也没钱买房。钱从哪儿来?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生工资基本是56元/月,我当时还是学徒,刚开始不到20元/月,后来升为二级工,40多元/月,三级工50多元/月,一年能挣600多元,10年不吃不喝也就只有6000多元。因此,这就涉及房子定价问题,如何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子是关键。
中国房地产报:定价问题怎么解决,如何让老百姓买得起房?
苗乐如:国务院1988年11号文件规定“要合理确定住房售价,向职工出售新建住房,按标准价计算,新建住房的标准价包括住房本身建筑造价、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旧住房的标准价,按重置价成新折扣和环境因素等按质计价。砖混结构的单元套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售价一般不能低于120元。”同时,北京做了很深入的调研,考察借鉴了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住房制度,以及埃塞尔比亚、坦桑尼亚等低收入国家居民家庭住房消费支出比,发现房价和老百姓收入有一个规律性的比值,房价一般是家庭年收入的3到6倍,平均5倍。如果按照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5倍来计算,老百姓在正常工作的20年到30年内就可以买下一套房子。当时国务院规定最低的分期付款标准是家庭收入的15%,也就是说挣100块钱拿15块钱出来解决住房问题,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根据国务院对标准价的规定,北京测定的标准价为350多元/平方米,这个价格也符合世界性房价收入比的规律。当时国务院文件还明确,按照这一价格卖房是建立在给职工发放住房补贴的前提下,北京因为没有发补贴,所以我们将应发补贴部分变为购房的优惠,即按每一年工龄给予折扣,夫妇双方合并计算折扣后,如果房价低于120元/平方米,就按120元/平方米出售。
另外,国家为买房人提供住房贷款,同时借鉴国外住房消费模式,由国家一次性提供职工购房贷款,将职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化成逐年偿还贷款,这种模式,使老百姓提前享受到了合理的住房水平,逐年还贷其实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所以我不赞成“房奴”的说法。
探索:解决高房价问题有两条路
中国房地产报:房改提高了老百姓的住房水平,2004年之后北京房价越调控越高,哪里出了问题?
苗乐如:房价调控的根本出发点是,通过控制房价减轻群众负担,使买房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但从实践来看,减轻负担不能靠简单地控制房价。房价越调越高的问题在于,市场需求与供给不平衡,这里既有供需总量平衡问题,还有面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供应结构问题。所以,要通过完善多层次供给、多渠道保障来解决房价增长过高过快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报:北京高房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苗乐如:不仅是北京,房价高是全球热点城市、中心城市、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房价高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房价高的本质问题是供需矛盾。从北京的角度讲,市场是开放的,房价是已经在北京买房的人买起来的,这部分人不仅包括北京原有市民,还包括大量外来的高收入群体,所以“北京房价收入过高,楼市存在泡沫”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分子是全国最有钱的来北京买房的人,分母却是北京统计的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是不对等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搭建高收入有市场、中等收入有支持,低收入有保障的多层次住房供应结构,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个人建议,在坚持“租售并举”的前提下,北京住房市场应该30%是商品房,50%是保障性共有产权房,剩下20%是公租房(过去也称”廉租房”)。
另外,解决高房价问题还要充分借鉴国际城市群、都市圈的做法,比如韩国、东京等大城市都是通过城市群效应来解决高房价的。对于北京来说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提是,这一协同包括就业、社会保障同步、政策一致、交通便捷、住行平衡,通过地区差别使得房价由高到低,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现在的北京像一座孤岛,单打独斗,使供需矛盾变得尖锐。
中国房地产报:现在年轻人对房子很焦虑,您也是从青年走过来的,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苗乐如:我们有过调查,北京买房比例最高的是35岁左右的年轻人。关键买房要理性,要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买房不是为了让年轻人当“房奴”,而是让他们满足自身的住房需要,然后根据自己生活和收入逐步还贷;另外,一定落实国家“租售并举”政策,年轻人不一定要买商品房,也可以买共有产权房,或者租到自己满意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