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动态 第153期
目 录
•国内财经•
国务院发文促外资增长
央行官员强调要避免把微观金融监管职责推卸给货币政策
证监会再次明确支持并购重组
上期所修订月度参考价计算方式
安徽省紧扣五大环节建设制造强省
新疆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企业动态•
联通从上交所撤下混改方案
电动车初创公司FMC获2亿美元投资
浙商银行推业内首款区块链应收款链平台
穆迪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业务会削弱其信用质量
•海外经济•
特朗普要求加快基建项目建设速度
美政府要求UBER接受20年隐私系统审核
富国银行提拔前美联储理事ELIZABETH DUKE任董事长
德国最高法院裁定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计划或违反欧盟条约
•研究探索•
PPP条例应定位为民商法
报告称清洁能源将成为我国新增能源主体
•社团工作•
对外承包商会支招中企出海承包工程项目避险
·国内财经·
国务院发文促外资增长
据悉,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商投资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通知》明确,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特点,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不断提升我国引资新优势,促进吸收外资实现稳定增长。《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出经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路线图。
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发挥外资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极作用,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移,支持重点引资平台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充分赋予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支持国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和拓展引资空间,提升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
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完善外国人才引进制度,积极引进国际高端人才。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为外国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提供便利。年内出台外国人才签证实施细则,完善外国人才评价标准,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放宽有效期限。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抓紧完善外资法律体系,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深化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重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研发环境国际竞争力,保持外资政策稳定性连续性。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利用外资工作,按照职责分工,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央行官员强调要避免把微观金融监管职责推卸给货币政策
据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温信祥8月16日发文解读已于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称,该会议透彻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内生和外生角度看,金融风险不仅来自金融领域,而且来自非金融领域。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和国企债务高这三个方面的金融风险,可以视为金融“客户”带来的风险,影子银行资金运用也大量投向地方债务、房地产等领域,即使是这些“外生”的风险也有深刻的内部根源。
文章指出,要避免把微观金融监管职责推卸给货币政策。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风险,本次会议提出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指宏观风险。会议指出要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责任,压实监管责任,就是要避免把任何微观金融风险和市场波动都夸大成为宏观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并非只是应对“刚性兑付”类的消除微观风险,并不能保证所有微观机构或产品都是安全的,而是要求“买者自负”,正常的市场波动也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特别是由于机构和产品的风险最终都将体现为流动性不足的风险,要避免因个别机构和产品缺乏流动性倒逼央行流动性供给。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是针对银行体系而言,并非针对微观主体。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提前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坚持稳健经营,避免“规模偏好”和“速度情结”。
证监会再次明确支持并购重组
据悉,在并购重组政策回暖的背景下,证监会再次就此释放积极信号。8月15日,证监会在官网发文称,并购重组已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并从市场化程度提高、助力供给侧改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助推国企改革、服务扶贫战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六个方面总结了成绩。
证监会还表示,证监会通过大力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按全市场口径统计,2013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金额为8892亿元,到2016年已增至2.3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41.14%,居全球第二。
6月17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上提到说,证券公司不能只盯着承销保荐,更要在并购重组、盘活存量上做文章,为国企国资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创新催化等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加快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这被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开始释放积极信号。
上期所修订月度参考价计算方式
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8月16日发布公告,对官网“数据与行情”栏目中的“月度参考价”计算方式进行修订,以适应现货行业贸易和计价习惯,方便产业客户套期保值。
即日起,上期所将在“月度参考价”的表格中增加“结算参考价”,计算方式为当月(三月)合约每日结算价的算术平均值。自2018年1月1日起,“月度参考价”表格中将取消“加权平均价”,仅公布“结算参考价”。
据介绍,上期所公布的每日结算价是当日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综合了当时每笔交易信息,具备公允权威性,是交易所每日结算所有合约的当日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的基准。与依据每笔成交量计算得出的月度均价相比,根据每日结算价算术平均计算的月度均价更有利于企业开展风险管理策略。
一般情况下,产业客户的期货部门根据长期合同签订的每月原料采购数量或产品销售数量,平均到每个交易日进行均匀等量保值交易,因此保值价格接近于上期所每日结算价。在此基础上,月度的保值结果汇总后,月度均价贴近每日结算价上的算术均值。
以有色金属期货为例,若以2010年1月至2017年2月每月交割日(15日)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计算,有色金属品种当月和三月合约的均价在价格窄幅波动时,两个均价之间的差值不大,但当行情出现大幅波动时,两者之间差异明显增大。
安徽省紧扣五大环节建设制造强省
安徽省经信委日前披露,安徽省将紧扣新企业、新制造、新供给、新路径、新机制五大关键环节,以此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大力研发新品、多出优品、打造精品,以更好的产品、企业、产业,更多的制造强市、强县、强区,支撑制造强省建设。
培育新企业。坚持 “抓大扶小育特色”,大力组织实施民营经济提升工程,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力争2021年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7万户;每年培育认定“专精特新”企业500户,打造一批行业“单项冠军”和“配套专家”;引导行业骨干企业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走出去”,通过兼并重组、联合联盟、参股控股等方式,面向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打造一批大企业、大集团等。
发展新制造。 “点线面”三维发力布局智能制造,深入开展 “机器换人”行动,加快生产线数字化改造,重点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等“六类关键技术装备”,打造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产业基地等。
增加新供给。把提升制造业产品供给能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研发新品、多出优品、打造精品;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和 “安徽工业精品培育行动计划”,每年培育省级新产品500项、工业精品100项以上,打造一批质量品牌标杆示范企业等。
探索新路径。提出“互联网+制造”“基地+基金”“龙头+配套”“存量+增量”“集约+循环”五条发展路径,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力争5年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4万亿元,实现全省规模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分行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智能语音、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电子信息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基地,同时瞄准10年甚至20年后的未来产业方向,及早谋篇布局区块链、人工智能、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等新兴产业。
建立新机制。加快建立省级层面的沟通协调、上下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工业云平台、企业减负综合平台“两大平台”的统筹协调作用,探索开展“中国制造2025”安徽县(区)级试点示范,建立健全“制造强省系列政策进万企”工作长效机制,总结推广各地推进制造强市、强县、强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引力,激发企业动力,凝聚各方合力。
新疆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近日,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17年本)》),共涉及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境外投资等12个领域37类项目,共79项核准事项。其中:国家级29项,自治区级38项,地州市级11项,县(市)级1项。
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5年本)》,此次修订由原来的12个领域38类项目调整为12个领域37类项目,其中:修订26类项目内容(涉及核准权限变化的15项,核准内容调整但权限未变化的11项),未变化的10类项目,有2类项目合并为1类项目。
涉及核准权限变化的15项中:自治区承接国家下放核准权限的8项、自治区下放地州市核准权限的5项、自治区将项目核准改为项目备案管理的2项。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国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以及自治区加大“放管服”的工作要求,在调整《目录(2017年本)》时,最大限度放宽企业投资准入门槛,继续减少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能够放给市场的一律放给市场,能由核准改为备案的一律实行备案管理。
《目录(2017年本)》坚持权限同步下放原则。按照国家核准权限下放的要求,在《目录(2017年本)》调整过程中,凡国家要求必须由省级政府核准的、跨地州市的、涉及全区生产力布局的项目,原则上由自治区层面进行核准;鉴于县市级人民政府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管理水平低,承接能力较弱,本次除了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到县市外,其他项目核准权限原则上只下放到地州市。
《目录(2017年本)》的发布,更加注重推进权限下放后的配套制度建设,强化政策性条件引导及事中事后监管。坚持“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注重发挥地方政府就近就便监管作用,行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安全监管等部门的专业优势,以及投资主管部门综合监管职能,实现协同监管。
·企业动态·
联通从上交所撤下混改方案
据报道,作为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在8月16日晚出炉。公告显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中国人寿等14家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此次混改。但仅仅在发布几小时后,中国联通就主动撤下了发布在上交所三份公告。
8月17日凌晨,中国联通在上交所发布公告称,因技术原因,公司已申请继续停牌,将在三个交易日内披露重大混改试点及通过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预案及相关文件,并复牌。
2016年10月10日,中国联通首次宣布将推进重大混合所有制改革,自2017年5月16日开始停牌,至8月16日与有关投资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在上交所、港交所发布了相关方案。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方案与中国证监会的定增新规存在有两处明显相悖,关系到最关键的两大问题,定价和比例。而定增新规在推出之际便充满争议,认为剑指炒作性重组的同时,势必束缚市场正常的产业重组,也会对联通混改这样重大的改革进程造成重大影响,不料果然被言中。不过,现在尚不能确定,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是否需要遵从这份2月份正式发布并实施的定增新规。
根据中国联通公告,中国联通将以每股6.83元价格向上述14家企业发行90.37亿股A股新股,并由中国联通集团向上述投资人出售19亿老股。混改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4G及5G相关业务和创新业务建设,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
上述交易完成后,按照发行上限计算,联通集团合计持有中国联通约36.67%股份,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核心员工)持股比例约35.19%,形成混合所有制多元化股权结构。
单在中国联通A股公告发布后几小时,三份公告分别题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的公告及恢复买卖》、《中国联通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情况的专项公告》,以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均从上交所撤下。
对于上述事项,上交所当晚称,中国联通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修改确认,将在稍晚些时候发布。不过,中国联通8月16日晚在港交所网站上发布的有关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具体方案的公告,并未回撤。
2013年7月,上交所正式实行信息披露直通车规则,上市公司85%的公告实现直通披露。2015年4月,上交所放宽直通披露范围,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等事前审核公告被调整为事后审核公告,涉及股东大会、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和澄清、股东增减持股份、再融资与重大资产重组、破产重组与风险警示等事项。根据这一规定,中国联通的这次非公开发行公告走的就是为直通披露通道,交易所及监管层事先并不知情。
在中国联通撤销的《中国联通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情况的专项公告》中提及,中国联通混改试点方案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非公开发行及股权激励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将尽快履行内外部审批流程,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交易事项,并报送监管机构审批。
市场人士分析,中国联通此次发行的方案与证监会2月新发的定增新规有两处相悖,关系到此次定增最核心的内容,定价和入股比例。
根据中国联通发布的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中国联通总股本为约211.97 亿股。在本次混改过程中,该公司拟向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约90.37 亿股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约617.25 亿元。
根据证监会2月份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下称定增新规),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但中国联通方案这一比例已达到42.63%。
此外,中国联通此次确定的非公开发行价格为6.83元/股,公告称不低于定价基准日(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7年8月17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伴有三年锁定期。
但定增新规已明确定价基准日只能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但未明确A股和H股价格不一样的时候如何定价。
3月31日停牌前,中国联通H股对A股一直存在溢价,停牌时A股股价为7.47元,而港股价格目前为11.94港元,约合10.21人民币,高于6.83元/股的定增价。
一位参与发改委专家组成员曾在六月初表示,定增价格和比例问题正是联通混改的最大技术性障碍,最后是否能得到豁免,还需要找中央领导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确定是否之后凡是涉及国企混改、引进战略投资者就可以不受上述规则限制。
然而,国企混改如果能获得豁免,又怎样体现市场的公平原则?这也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有参与混改的专家提出,如果作为混改试点,经过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级市场定增,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作为战略投资者需要锁定期应更长,并需要有战略合作方面的承诺。
电动车初创公司FMC获2亿美元投资
8月16日,初创电动车企业Future Mobility Corp.(下称FMC)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戴雷透露,FMC已于日前完成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4亿元)A轮融资,投资者包括苏宁、丰盛控股和一家江苏国有企业。
FMC是一家电动车初创公司,总部注册地在香港。该公司原由腾讯、富士康以及中国和谐新能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和谐汽车)共同组建的基金孵化而来。但此后,腾讯、富士康相继退出,主要投资者变更为FMC管理层、和谐汽车以及数家战略投资者。和谐汽车是一家主要经营高档的汽车经销商集团。
戴雷表示,此前腾讯、富士康由于资金出境问题未能参与FMC的后续融资,因此FMC决定在内地和香港均设立融资平台,此次参与融资的内地企业即通过FMC在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进入。
工商资料显示,FMC的全资子公司知行新能源汽车投资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为1400万美元,新一轮融资股东信息尚未在工商资料中体现。
“经过三轮融资,FMC已经共计募集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亿元)发展资金。”戴雷透露,除了上述投资方,君联资本、和谐汽车以及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也都持有FMC的部分股权。
南京将会成为FMC的全球总部、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今年1月,FMC宣布了自建工厂计划,称将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共投资116.4亿元在南京建设FMC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制造基地。该制造基地将分为三期建设,一期工程计划于2019年完成,年产能为10万辆。
根据FMC此前的规划,该公司首款量产车是一款售价30万元的纯电动中型SUV,由FMC南京工厂生产,预计将于2019年底正式上市。
新能源汽车资质仍然是互联网造车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2015年6月,中国政府放开纯电动乘用车单一资质申请,虽然相较传统汽车降低了门槛,但申请者需获得发改委审核并进入工信部汽车产品公告目录。截至目前,共有15家造车新晋者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但仅有北汽新能源和云度新能源两家企业的产品进了工信部的产品公告目录。FMC尚未通过上述审批。但戴雷表示,FMC有信心在产品正式上市前取得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浙商银行推业内首款区块链应收款链平台
8月16日,浙商银行推出业内首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企业“应收款链平台”,通过区块链将企业应收账款转化为电子支付结算和融资工具。这标志着业内首次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应收账款。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智能合约和不可篡改等特性,可有效解决企业应收账款的真实性确认、快速流转等问题。在应收款链平台上,付款人签发、承兑、支付应收款,收款人可以随时使用应收款进行采购支付或转让融资,解决企业痛点。同时,依托应收款链平台构建“自金融”商圈,可充分挖掘商业信用价值,有效盘活上下游企业的应收账款,减少资金占压,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企业“去杠杆、降成本、增效能”。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包括税金、运杂费等。通俗地讲,企业把货卖给了对方,但对方没当场付钱,而是约定未来某个时点付钱,这“没付的钱”就是企业的应收账款。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企业“沉淀”在账面上的应收账款约有20万亿元。截至2016年末,全国2883家A股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额3.72万亿元;同时应付账款总额为5.63万亿元,大大高于其应收账款,平均每家达到17.43亿元。
目前,应收账款最大的痛点在于盘活、流转困难。由于信用环境较差,应收账款融资一般只做一些反向保理和明保理业务,要求作为应付款人的核心企业进行核保核签、见证确认等,并需要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不仅手续繁琐、增加成本、流转困难,而且难以防范操作风险和欺诈风险,容易形成坏账,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发展。
应收款链平台应用区块链“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等创新技术,将企业应收款改造为电子支付结算、融资工具。应收款链平台的应用首先可以帮助企业盘活应收账款,将企业账面的应收账款改造成为支付结算、融资工具;其次通过企业使用应收款对外进行支付结算,减少现金流出;还可以通过增加持有期间的贴现收入和利差来增加收益。企业还可通过减少账面应收账款的方式减少新的负债形成,达到降低负债率、去杠杆目的。
穆迪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业务会削弱其信用质量
8月15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报告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业务会削弱其信用质量,并指出此类影响在金融业务并入该企业的财务报表时尤为明显,原因在于此类金融业务通常由债务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尚不能带来理想的利润,而且借款人的历史信用记录还未建立。
报告列举了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和唯品会四家互联网企业。穆迪表示,各家受评企业的金融业务存在差异,这也成为影响其信用质量和评级的因素之一。目前,穆迪给这四家企业的评级分别是:阿里巴巴 (A1/稳定)、百度 (A3/负面)、京东(Baa3/正面)和唯品会 (Baa1/稳定)。
分析指称,相对于其他三家来说,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风险敞口较小,因为开展其金融业务的蚂蚁金服已被分拆,目前是阿里巴巴的关联公司,无需并入其资产负债表,同时还有其他股东与之共担风险。但穆迪同时指出,其监测到蚂蚁金服消费信贷业务不断增长,违约率也在上升,这将加剧阿里巴巴的或有负债。
相比之下,给予京东Baa3评级、百度负面展望,原因之一便是京东与京东金融、百度与其金融服务事业群(FSG)的紧密关系。穆迪同时表示,对于京东未来发展给出正面的评级展望,也是基于京东将分拆京东金融这一预期。8月14日,京东集团发布201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京东金融已经于6月30日完成交割,其财务数据将不再纳入京东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
而唯品会的金融部门也与企业比较紧密,但其体量较小并不会形成过多影响,且唯品会也曾表示将会分拆其金融部门。
事实上,近年来布局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企业并不在少数,除前述四家外,腾讯、乐视、小米、360、滴滴、美团等企业的金融板块均已初具规模。
穆迪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蔡慧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两种主要金融服务,包括向消费者和商户贷款,以及理财产品的分销。此类服务可导致相关互联网企业面临或有负债,并有可能导致其有追加资本金的需要。”
“即使金融业务不作并表处理,因而进一步远离其核心业务,上述风险也仍然存在。因为贷款和理财服务仍采用互联网企业的品牌,且核心业务与金融业务之间仍存在战略关联。”蔡慧补充道。
尽管如此,但穆迪同时强调,金融业务与互联网企业核心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相关企业拥有的强劲流动性可缓解此类风险。
比如通过向平台交易的消费者和商户提供贷款,阿里巴巴、京东和唯品会可推升其交易量、收入和现金流。相关企业所收集的消费者和商户数据,也有助其金融业务部门决定向谁放贷和放贷多少。尽管百度的金融业务并不能直接拉动在线搜索业务增长,其拥有庞大的现金缓冲可应付潜在的资本金追加。
穆迪表示,与京东和唯品会相比,百度和阿里巴巴拥有更为庞大的现金缓冲。
·海外经济·
特朗普要求加快基建项目建设速度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8月15日颁布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缩短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的评估时间,以加快其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的道路、桥梁、输油管道和铁路等项目的建设速度。
这是特朗普无需通过国会立法就可推进其基础设施议程的为数不多途径之一。特朗普此次颁布的行政令将大幅缩短联邦机构对新建高速公路等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时间。该行政令还将扩大在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启动的改善联邦审批流程的工作,包括以统一的数据可视化工具来追踪项目进度,以提高透明度。
此外,政令还降低了奥巴马时期的防洪标准,这让保险公司和环保人士感到担忧,他们表示,此举将使美国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此,特朗普显然不以为然,白宫官员此前曾表示,特朗普认为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被过分估计了。
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医疗和税改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而对于此前承诺的“基建大跃进”,特朗普政府则一直较少提及,究其原因,如何为这项涉及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募资将成为困扰特朗普政府的主要问题。安联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安(Mohammed El-Erian)8月16日评论称,基建本有望成为催化因素,最终推动特朗普的改革议程,但特朗普再次错失了良机。
美政府要求Uber接受20年隐私系统审核
据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6月发起的针对Uber用户数据安全的调查有了结果:8月15日晚,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称FTC)宣布,针对Uber欺骗消费者的指控,为了与FTC达成和解,Uber同意未来20年实施全面的隐私保护计划,接受常规、独立隐私审核。
在Uber与FTC的共识协议中,Uber被要求在180天内取得独立第三方审核来证明它具有符合甚至超过FTC要求的隐私系统。这样的审核要每两年一次,持续20年。
FTC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共识协议的内容,征询公众意见30天,9月15日后决定是否最终颁布同意令(consent order)。FTC发布的最终同意令有法律效力,每次违反要罚款多达40654美元。
FTC执行会长Maureen K. Ohlhausen表示,Uber辜负用户的地方主要是两点:第一,虚报了它监控雇员提取乘客和司机个人信息的监测程度;第二,虚报它采取合理步骤保护这些数据。
据悉,2014年,Uber雇员利用内部工具“God VIew”不正当获取名人、政客等个人数据的情况被媒体曝光。公司高管Emil Michael甚至被爆出曾建议雇人跟踪写Uber负面报道的记者,Emil Michael之后离职。
Uber在2014年11月曾发布声明称,公司有“严格政策禁令”禁止雇员获取乘客和司机的数据,且雇员提取信息将被密切监控。据FTC调查,2014年12月,Uber开发了一个自动的系统来监控雇员提取用户个人信息,但使用不到一年就废弃了。FTC对Uber的指控称,在这之后的超过9个月,Uber对用户数据的内部使用几乎没有监控。
FTC认为,在安全存储方面,Uber称数据“在我们的数据库安全存储”,实际上,Uber的安全防护不能防止未经授权从第三方云提取用户数据。因此2014年5月,入侵者从第三方Amazon Web Service运行的数据库中,获得超过10万的姓名和司机驾照号码。
FTC认为,Uber甚至没有采取低成本的防止入侵的措施。例如,Uber没有要求工程师和程序员用区分的密钥,而是允许他们用单一密钥给他们对全体数据的全部操作权限,并且没有要求使用数据时用多重因素认证。此外,Uber把敏感用户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存在数据库的普通可读文本。
富国银行提拔前美联储理事Elizabeth Duke任董事长
据报道,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 WFC)8月15日称,现任副董事长Elizabeth Duke将从明年1月1日起接替董事长Stephen Sanger。这位前美联储理事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最大银行之一担任董事长的女性。
富国银行最近几个月正面临销售做法丑闻和其它问题。
今年71岁的Sanger将离开该公司,他在任期间领导了董事会去年面对虚假帐户丑闻的回应,这起丑闻导致前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John Stumpf离职。
Sanger是前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 Inc., GIS)首席执行长。富国银行称,他和另外两位董事将于2017年底退休。另外两名董事是Cynthia Milligan和Susan Swenson,两人均在1990年代加入董事会。Sanger明年将达到董事会强制退休年龄,他将提前四个月卸任。
富国银行还任命Juan Pujadas从9月1日起担任董事。Pujadas最近从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退休,他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巨头的合伙人,曾担任多个高管职位。
富国银行还宣布董事会委员会的主要人事变动。从9月1日起,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将由前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总裁Karen B. Peetz负责,她今年2月加入董事会,她将接替Enrique Hernandez Jr.,Hernandez在富国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获得53%的股东支持率。有九名董事在连任选举中获股东支持率不足75%,其中Hernandez的支持率最低。他仍将留任董事。
德国最高法院裁定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计划或违反欧盟条约
8月15日,德国最高法院发布一项裁定认为,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计划或违反了欧盟相关法律,超出了货币政策的授权范围。但由于德国最高法院不愿为德国一批政客和学者起诉欧洲央行一事召开庭审,因此,德国最高法拟请求欧洲法院作出最后判决。
德国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欧洲央行目前仍在实施的总额为2.3万亿欧元(2.7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或违反了欧盟方面“直接从(主权国家)政府购买债券”的禁令。裁定指出,“多方证据显示,欧洲央行资产购置计划的决定违反了‘货币性融资’(monetary financing)的禁令,超出了欧央行货币政策的权限,因此也侵袭了其他成员国的权益。”
为提高通胀水平和刺激经济发展,欧盟从2015年3月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计划,自此之后,欧洲央行每月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或者其他方式向市场注入600亿欧元的资金。
欧洲央行对于德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回应道,“在我们看来,资产购买计划完全在我们的权限内,”欧洲央行表示,其将等待欧洲法院作出判决,不过每月向市场注入600亿欧元的计划不会停止。
从实施以来,对于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计划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批评人士指责,这一计划演变成了一种对一些债务高企国家的变相“救助”(bailout)。
这对于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尤其如此。此次德国最高法院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由德国的偏右翼人士发起。此前他们也对欧洲央行发起过类似诉讼挑战,不过并没有成功。
德国将于9月举行联邦议院选举,该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项党(AfD)一直是欧央行政策的重要批评者。路透社报道称,对于德国最高法院的此次举措,另类选择党仍认为过于“懦弱”,称欧洲央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应该立即停止。
目前,德国央行是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计划主要参与方之一。德国央行目前也是政府债券的最大购买者,每月购买的政府债券高达100亿欧元。如果欧洲法院最后做出支持德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意味着德国央行这样的行动将不得不终止。
不过分析指出,考虑到欧洲经济当前已开始复苏,欧洲央行内部也已在探讨何时结束刺激计划,而欧洲法院的审理时间至少需超过一年,那时量化宽松计划可能已经结束或已接近尾声。
另外,欧洲法院此前曾对欧洲央行另一项更备受争议的“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债券购买计划予以支持,这意味着此次由德国几名学者和右翼政客发起的诉讼将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欧洲央行此前也已表示,其采取的措施已将欧洲法院的规定考虑在内,欧洲央行量化宽松的目标是将欧洲整体通胀率提高至2%。
·研究探索·
PPP条例应定位为民商法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7月21日起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以来,各方讨论不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8月16日表示,PPP条例应定位为民商法。
刘尚希在PPP立法研究成果发布暨研讨会上表示,与以前相关部门的立法草稿相比,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首先,征求意见稿将“共治理念”贯穿于整个条例的立法过程,比如自始至终都未提及以前一贯强调的、现实中依然在做的政府特许经营。
在他看来,政府特许经营是自上而下的,是计划体制的一种延续, “政府放点权让社会资本进来,但还是政府说了算,刀把子还在政府手里”。这与“共治理念”不吻合。他强调,“共治”本身蕴涵着平等,参与PPP项目的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其次,征求意见稿体现了问题导向,针对PPP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微观层面涉及各个主体的风险、宏观层面的财政风险等,尽力去规范各方行为、控制风险。
刘尚希同时称,征求意见稿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PPP条例的定位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鉴于“共治”理念的内涵逻辑是多元共治,刘尚希认为,PPP立法是针对多元主体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定位应当是“以民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为本位”,而不是经济法或行政法。
“只有定位为民商法,才能真正的把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做出明晰的确定。”刘尚希解释称,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接近于PPP的现实过程,但并没有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行政法则会主要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并非PPP立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认为,要把政府从多层主体、多重角色中剥离出来,确定其经济主体、民事主体的地位,PPP立法应当定位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实践中,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往往重建设轻运营,刘尚希认为,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不确定太多。在PPP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政府面临行政主体、经济主体、民事主体等多重身份的不断转换,导致社会资本方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也对社会资本方存有疑虑,担心项目出问题,政府要对债务兜底。
“要解决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需要增加一些将政府的行政主体身份与经济主体、民事主体身份相区分的规定,” 刘尚希强调,将PPP项目中政府定位为经济主体、民事主体,促使其与社会资本方平等地开展名副其实的伙伴关系的合作,是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定心丸。
报告称清洁能源将成为我国新增能源主体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8月16日发布2017版《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报告称,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清洁、低碳化特征,2030年前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将成为新增能源主体。
该报告指出,我国天然气需求将稳步增长,其需求增长主要在电力、工业和居民等领域;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将稳步发展,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逐步显现。
报告还指出,世界能源已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多元、低碳、清洁、高效、安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展望未来,能源全行业技术将快速发展,能效水平稳步提升,新能源成本不断下降;新的商业模式使更多的人消费能源更为便利,推动能源分布式发展。
·社团工作·
对外承包商会支招中企出海承包工程项目避险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近日细数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以及降低风险的手段。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是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商务部。目前共有会员企业1500余家,会员业务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企业的业务量占到了全行业业务总额的90%以上。
房秋晨介绍,从宏观层面来说,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国别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等;微观层面来说,包括招投标过程中的实施风险和运营风险,如项目管理、人员安全等等。
例如,在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国家,由于油价大宗商品价格降低,许多国家对项目的支付会出现困难,这一风险对施工企业影响很大;而在一些土地私有化的国家,使用每一块土地都要向当地居民征地才可开始施工,征地拆迁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施工进度。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绑架项目工作人员、宗教极端化等非传统风险。
房秋晨认为,做国际工程,应鼓励中国企业跟当地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和战略联盟,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减小单打独斗带来的风险。
运营模式趋于灵活
据房秋晨介绍,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从事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以EPC(设计、采购、施工)为主要模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近40年的经验。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190个国家开展对外承包业务。大承包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施工技术、机械设备制造及整个运营管理等方面。
房秋晨表示,现在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会员企业所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已占到全球工程总量的20%;也就是说,全球每五个基础设施项目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企业承做的。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今年5月发布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2016-2017》,目前大型中央直属和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主力军。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从过去的EPC,到现在EPC+F——即在原有设计、采购和施工的基础上,还加了financing(融资),将中国的资金带到国外。这样一来,在承包国际项目的同时,中方企业还解决了主办方部分的项目融资,自然更受到欢迎。
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旺盛但周期长、回收成本速度慢的特点,PPP和BOT等融资模式在大型国际基建领域得到青睐,并初见成效。
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公共资本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则是通过特许经营权调动私人机构的积极性,允许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通过对项目的开发运营以及政府给予的优惠来收回资金,
此外,房秋晨指出,EPC+工业园区、EPC+产能合作等多元化模式,可以进一步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更好地能够整合行业资源。
另外,房秋晨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由于当地政策的限制,中国企业很难进入当地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员企业在全球85%的业务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在亚洲和非洲的合同额占到80%,只有10%左右在欧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经济体。
房秋晨以美国为例指出,针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中国企业很难进入的困境,中国企业只能通过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来竞标项目,用资本撬动市场,最后通过市场获得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