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决策
 
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并作总体部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中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习近平表示，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改革调结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础的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面对今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科学判断，我们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持定力、稳定政策，稳中有为，创新调控方式，坚持不扩大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推出简政放权、贸易投资便利化、利率市场化、扩大营改增试点等多项改革，出台巩固农业基础、释放内需潜力、优化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促进民生改善等政策措施，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从而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社会预期，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不断积累积极因素。刚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三季度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农业丰收已基本定局，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呈现积极变化，城镇就业继续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会议研究了促改革、调结构各项措施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要坚定信心；在经济稳中向好时，也要保持清醒头脑。要看到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发展还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仍很繁重。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但还需要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继续抓好已出台措施的落实，使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让政策效应持续发挥，真正做到既利当前更惠长远，夯实稳中向好基础，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
　　会议要求，一要以政策兑现为目标，毫不松劲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政策措施落实中的薄弱环节，加快完善和细化配套措施，以务实高效的工作，让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进一步稳定来之不易的积极向好的市场预期与社会信心。二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实施政府职能转变，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克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研究推进改革的具体措施，让市场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让政府管理更加到位，努力营造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要以塑造竞争新优势为导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力度，谨防各类风险；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更好参与国际竞争。四要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为准则，做好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继续鼓励就业创业，切实落实促进大学生和困难群体就业各项措施，完善配套细则。健全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机制，妥善安排灾区群众生产生活。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对已出台的促改革、调结构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国务院将组织督查。力争使政策措施取得更大成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向好，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李克强要求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指出，今年以来，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通过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注重以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既直面当前问题，更不回避长期矛盾，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保持定力，精准发力，综合实施一系列益当前、利长远、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出现稳中向好。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新增城镇就业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国内外经济运行中仍存在较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前进路上仍有不少新老风险和挑战，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尚待巩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只要继续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发挥好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有把握的。今年有好的“收官”，也就能使明年有好的“开局”。
李克强指出，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发展有很大空间，内需潜力巨大，深化改革也会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较好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要继续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其中的“好”，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和加快改革，着重在提质增效和可持续上下功夫；就是要努力把“短项”变成“长项”，切实使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内生增长、创新驱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李克强指出，应对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养老、医疗、低保、住房等基本保障问题，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李克强强调政府性债务总体处于安全可控范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2日出席世界审计组织第21届大会开幕式时指出，今年前几个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财政增收困难。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保持定力、站稳脚跟，坚持不扩大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同时，防微虑远、求进有为，深处着力推改革，精准发力调结构，主要依靠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已取得明显效果，目前中国经济走势稳中向好，市场预期稳定向上。我们有能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实现财政稳定和可持续运行。
李克强指出，在中国，审计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改善国家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机关加强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对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措施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根据审计揭示的问题，采取了加强管理、防控风险的措施。政府性债务总体处于安全可控范围。
他结合中国情况，就审计提出三点主张：
　　第一，当好财政可持续的“卫士”。新形势下，财政必须“转型、提质、增效”，使财政收支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把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审计要发挥对财政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督促进行整改，推动财政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提高效率、惠及民生、防范风险，从而实现可持续运行。
　　第二，当好防治腐败的“哨兵”。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预防和抵御各种“病害”的功能，要发挥其独特的专业化优势，严格监督公共资金合法合规使用，不为利益所动、不为权势所怯，毫不留情地依法揭露、打击腐败，成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权力运行的“紧箍咒”、公共资金的守护者。
　　第三，当好国际合作的“使者”。各国审计机关应在依法独立审计、完善审计法规、改进审计技术和防范全球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加强多、双边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制定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促进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
 
王岐山部署今年第二轮中央巡视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10月23日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要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聚焦重点，严肃认真开展好今年第二轮巡视。要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能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
　　王岐山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髙度重视巡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探索，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端正、完善。今年第一轮巡视发现了一批问题线索，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坚决査处腐败、纠正“四风”，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实践证明，中央对巡视工作作出重大改进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王岐山强调，第二轮巡视要按照中央对巡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要不断探索创新，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运用机动灵活的巡视工作方法，提高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査的针对性，坚持做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使巡视工作不断深入，提髙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运用好巡视成果，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分类处置，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要报告中央纪委，选人用人上存在的问题要移交中央组织部，巡视结果要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反馈，加强督查督办。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抓早抓小，该诫勉谈话的要严肃认真谈话，对领导干部身上苗头性问题要敲敲警钟，确保巡视成果落到实处。
　　王岐山要求，中央巡视组要切实肩负起发现问题的责任。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要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巡视纪律就是政治纪律，绝不允许跑风漏气。
　　中央巡视组今年第二轮巡视共分10个组，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开展巡视。
 
工信部推产业政策符合性认定试点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有关负责人日前披露，为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防止落后产能转移和环境污染，工信部正在推进产业转移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认定试点工作，选定上海、河南、四川、甘肃四省(市)作为试点地区。他说，“工信部要求各试点地区要根据国家《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下称《转移目录》)，严把产业政策闸门，杜绝落后产能转移”。
　　据了解，国家《转移目录》着力推进现有产能的布局调整和优化，主要对15个传统行业提出了转移的方向和重点，并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出台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及《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进行了很好的衔接。《转移目录》既体现了区域的特点，又落实到具体产业发展承接载体，指导性强，可操作性强。一是针对国家区域战略确定的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分别明确了发展方向；二是按照省(区、市)分行业提出承接发展的重点，并明确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带或产业园区(集聚区)。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有关人士表示，经过一年的试点工作，2014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对全国产业转移进行摸底，从整体上调查各省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及其产业发展定位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一致性。
　　据介绍，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中，近半数地处西部，重点发展方向是能源、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其中，成渝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黔中地区将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以航天航空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滇中地区将建设成为以化工、冶金、生物为重点的区域性资源精深加工基地。
　　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接下来在推进试点工作的一年中，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转移目录》等相关规定，特别注意防范落后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贯彻落实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注重科学发展，坚持高起点的导向原则。同时，有关部委还将调查近年来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衔接情况。
　　今年上半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对产业转移的新动向作了系列调研。有关调研的结果显示，由于国家最近出台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新规定，东部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传统行业在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中，预计会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加速转向西部。“今年以来，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速度加快，重庆、四川、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省份实际利用外来资金增幅均达两位数。”工信部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在对全国产业转移进行摸底的基础上，工信部、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等将从产业方向、环境污染、落后产能、生态保护四方面，酝酿提升政策红线的标准。有关部门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严格资源节约和环境准入门槛，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坚持高标准，严禁污染产业；根据国家化解产能过剩总体要求和原则，严禁落后生产能力转入；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划定生态红线，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监管。
　　具体而言，国家将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转移目录》等的规定，对区域经济在产业发展、土地供应、财税支持、信贷投放等方面实施分类指导。进一步明确，确定各地区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是其他政策跟进的基础和前提。环保部将根据不同地区阶段性发展特征，进一步细化和实施区域化的环境准入标准。对在重点流域江河源头新建的有色、造纸、印染、化工等项目，一律不批。严格审查、严格把关化工石化等高环境风险产业园区规划、西南水电开发规划、中小流域综合规划、能源资源开发规划。按照国务院《关于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家有关部门守土有责，密集关注和监测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转移情况。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严密监测产业转移对生态保护区影响。
 
最高法推三举措解决知识产权案赔偿难
 
10月22日，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案件，常由于知识产权无形性的特点，导致损害赔偿计算困难、赔偿数额较低等问题。近年来，各地法院已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该问题。这包括：运用专业分析方法、加强裁量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支持权利人基于制止侵权成本而提出的赔偿请求等。
　　一是积极运用专业分析方法。法院引导和鼓励当事人运用经济分析、专业评估、会计核算等方法，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中运用经济分析和专业评估的案件逐渐增多。强生公司纵向垄断协议案中，法院即对垄断协议造成的损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经济分析。该案中，上海高院以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等四方面情况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进行经济分析与评估，判断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
　　二是加强裁量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在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酌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
　　所谓酌定赔偿计算方法，是在计算赔偿所需的部分数据确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下，法院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要的其他数据，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金克胜在同一场合举例说，假定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法院如果认定侵权人的某种产品侵犯了他人专利权，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如果可以确定该款产品的销售数量和价格，也就是说可以确定侵权产品的销售收入，但是利润难以确认，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根据案件证据确定某上市公司的同款产品的利润率，就用该侵权产品的销售收入乘以上市公司的该款产品的利润率的方法，来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据此确定赔偿数额。这种方法实际上根据具体案情酌定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所得，来据此确定赔偿的数额。
　　据金克胜介绍，与酌定赔偿相类似的还包括法定赔偿。法定赔偿是指在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侵权获利都缺乏证据而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侵权的情节在法定赔偿的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之间确定赔偿。而酌定赔偿实际上根据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所得来确定赔偿。所以，酌定赔偿和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不同，酌定赔偿不受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限制。
　　金克胜说，酌定赔偿的计算方法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接近权利人所受的损失，更加可以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酌定赔偿的方法计算赔偿数额的案件也是越来越多，对于准确确定赔偿数额、加大赔偿力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积极支持权利人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的赔偿请求。在计算损害赔偿时，法院将权利人因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单独计算，责令侵权人予以赔偿，客观上提高了损害赔偿总额。
　　在海天公司诉高明公司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案中，海天公司为弥补因高明公司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其商誉造成的损害，通过发布广告的方式消除影响，为此花费了人民币400余万元，法院认定其中的300万元属于为消除影响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判决高明公司予以赔偿。
金克胜还指出，赔偿损害的数额认定也与立法密切相关。他提到，比如最近《商标法》的修改，提高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也引入了举证妨碍制度，体现了加大保护力度的立法导向。今后法院将根据新商标法的立法精神进一步提高司法保护力度，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专利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审判领域。
 
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
 
央行10月25日宣布，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指导信贷市场产品定价，2013年10月25日，贷款基础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贷款基础利率的指定发布人。首批报价行共9家，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
    据介绍，贷款基础利率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减点生成。贷款基础利率的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是在报价行自主报出本行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形成报价行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并对外予以公布。运行初期向社会公布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贷款基础利率的指定发布人。首批报价行共9家，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每个工作日在各报价行报出本行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剔除最高、最低各1家报价后，将剩余报价作为有效报价，以各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所有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总余额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于每个工作日通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对外公布。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按年对报价行的报价质量进行监督评估，促进提升贷款基础利率的基准性和公信力。
    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作为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机制在信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扩充，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促进定价基准由中央银行确定向市场决定的平稳过渡；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效率和透明度，增强自主定价能力；有利于减少非理性定价行为，维护信贷市场公平有序的定价秩序；有利于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制度基础。
据悉，为确保利率市场化改革平稳有序推进，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后，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贷款基准利率，以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利率，并为贷款基础利率的培育和完善提供过渡期。
 
上交所新版交易规则12月9日起实施
 
据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进行了修订并于10月18日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交易规则》将于2013年12月9日起实施。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对大宗交易机制创新、债券分期偿还相关安排、债券单笔申报上限、债券ETF等品种的当日回转交易等事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适当调低大宗交易门槛，将A股、B股和基金的大宗交易门槛调低至原有标准的60%左右，国债和债券回购的大宗交易门槛也调低至其他债券的相同标准。具体而言，A股大宗交易最低限额由“50万股或者30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30万股或200万元人民币”；B股由“50万股或30万美元”调整为“30万股或20万元美元”；基金由“300万份或30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200万份或200万元人民币”；国债和债券回购由“1万手或100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1000手或100万元人民币”。
　　二是增加大宗交易申报类型，提供固定价格申报。现有的大宗交易以协商议价为主，容易引发市场对于成交价格的猜测甚至质疑。本次修订新增“固定价格申报”类型，提供更为公开透明的价格选择。交易双方可以选择由市场形成的收盘价或者全天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进行交易，以满足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大宗交易透明度与公允性的需求。
　　三是延长大宗交易成交申报的接受时段。在现有的大宗交易时段基础上，增加16:00－17:00的大宗交易时段，在该时段内可接受大宗交易的成交申报，所达成交易于次一交易日进入清算交收程序。
　　四是完善债券分期偿还业务规则，对偿还方式、计价单位、交易单位、除权处理等具体事宜作出了特殊规定。
　　五是提高集中竞价系统债券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将集中竞价系统债券交易和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单笔申报最大数量，由1万手提高为10万手，即1亿元面值，从而更好地满足参与债券现货和回购交易的投资者需求，提高上交所债券市场的交易效率。
　　六是明确债券ETF、交易型货币基金和黄金ETF实行当日回转交易。由于债券交易实行当日回转交易，而债券ETF和交易型货币基金主要以债券为投资标的，在交易属性方面与债券非常相似，同时，黄金期货和现货交易均实施当日回转交易，黄金ETF也有必要作出相同的交易安排。因此，本次修订明确债券ETF、交易型货币基金以及黄金ETF实行当日回转交易。投资者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当日可以卖出。
　　据悉，修订后的《交易规则》的部分内容，如大宗交易新增申报类型、盘后交易时段等业务，由于涉及市场业务及技术准备等诸多事项，暂不能实施，预计将在2014年4月上交所完成相关技术开发和测试后再行实施。
 
上期所布两项新规规范套利交易
 
　　10月22日，上期所向市场发布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套利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新修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据了解，《办法》引入了非套期保值的概念，将套利交易和投机交易合并归为非套期保值交易，与套期保值交易相对应。《办法》规定非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按照各期货合约在不同时期的限仓比例和持仓限额规定执行，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可以通过申请套利交易头寸来扩大其非套期保值交易头寸。
　　《办法》对套利交易头寸的申请和审批进行了规定。为方便客户申请套利交易头寸，按照“宽进严监管”的原则，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按照品种申请一般月份套利交易头寸，获批的一般月份套利交易头寸对该申请品种一直有效。对于临近交割月份套利交易头寸的申请，考虑到套利交易的本质以及商品期货临近交割月份实物交割的风险，非期货公司或者客户须按照合约进行申请。此外，《办法》还对套利交易头寸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同一客户在不同会员处非套期保值持仓的合计数，不得超过期货合约在不同时期的限仓比例或者持仓限额规定加上套利交易头寸之总和。
　　据了解，《细则》对单边收取交易保证金的规定可简称为单向大边保证金制度，即将投资者的同品种持仓视为一个投资组合，对同一客户在同一会员处的同品种双向持仓直接按照保证金金额较大的一边收取交易保证金，会员交易保证金为其下全部客户交易保证金之和。历史数据测算证实，这一算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有效提高投资者的资金效率，平均降低双向持仓者保证金20%以上。在交割风险控制方面，单向大边保证金制度延续现有的《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仅对交割月份合约做特殊规定，对交割月份合约在最后5个交易日不参加单向大边折抵，而维持原有双向计算保证金，以便有效控制交割风险。
 
政策要闻
 
▲中央财政继续加大进口促进支持力度
 
财政部１０月２２日披露，２０１３年，中央财政共下拨进口贴息资金２８亿元，对企业符合国家《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的产品和技术进口给予财政专项贴息，资金规模比上年增长１２％，平均贴息率比上年增长５８．８％，资金下拨时间比上年提前了一个月。
　　财政部表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积极扩大进口，今年，财政部、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度进口贴息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进口贴息政策受到各地政府与企业的普遍欢迎，对于带动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国内紧缺的资源性产品进口，优化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财政部还表示，下一步，中央财政将针对当前形势，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进口贴息政策措施，扩大进口贴息产品范围，更好地提高政策成效。
　　据悉，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中央财政累计拨付进口贴息资金１２３亿元，共支持符合政策要求的一般贸易进口１３７０．７亿美元。为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扩大进口，自２００８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进口贴息资金。
 
　　▲深交所论证26个资产证券化项目
 
据悉，深交所负责人宋丽萍在10月24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主论坛上披露了该机构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方面的最新进展。她说，深圳证交所正着力拓宽基础资产的类型，26个资产证券化项目正在论证和沟通过程中。
　　宋丽萍透露，这些项目，除了涉及污水处理、高速公路收费、主题公园门票收入等已参与试点类型外，还包括了银行信贷资产、融资租赁、商业物业租金、新能源供电收入等。
　　所谓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将不能流通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可在资本市场流通的证券。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就是典型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银行将住房贷款以信托或者债券的形式卖给机构投资者，银行获得了流动性，投资者获得收益。
　　从2005年开始，国内先后进行过三轮资产证券化试点。到今年6月末，在银行间市场共发行了896亿元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这一资产还不到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0.1%。
　　业内人士将国内资产证券化停滞不前归因为是风险控制难题。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证券化交易被滥用。
　　今年8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并提出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9月18日，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证券化项目首批2期产品在深圳证交所挂牌，成为小贷类资产证券化的首次尝试。此次资产证券化盘活了阿里小贷10亿元的存量资产，业务规模得以持续扩大，被宋丽萍称为“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市场创新的重要示范”。
　　宋丽萍表示，深圳证交所下一步还将在交易机制、风险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等方面不断改进，继续拓展资产证券化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宋丽萍说，“将在信贷总规模硬约束条件下，为各地优化信贷结构，腾挪存量资产打开空间”。
 
▲国土资源部批准29省开展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10月23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部长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2013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分解下达方案。2013年国土资源部共批准29个省份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全国共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90万亩。
　　同时，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秦皇岛市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总体方案、陕西省生态扶贫避灾移民搬迁土地综合利用工作方案、2013年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奖励调剂方案。
　　据了解，2013年90万亩增减挂钩指标的分解下达，以往年下达各试点省份增减挂钩指标为基础，以2013年增减挂钩试点评估情况为依据。综合考虑规划安排、灾后重建、扶贫开发等情况，合理确定各省份分配指标。
国土资源部明确，管理部门要深入总结各地特别是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增减挂钩制度设计，将增减挂钩融入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中统筹考虑和安排，整体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促进城乡一体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要加强增减挂钩试点监督指导，加强跟踪指导，确保增减挂钩试点规范运作。对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其采取措施加快消化处理，2014年底前全部完成消化处理工作。同时，要加强增减挂钩试点的组织领导，建立完善由政府领导，发改、财政、建设、农业等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要进一步提高增减挂钩试点在线报备水平。
 
　　▲住建部要求加快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博览会”上表示，尽管我国房地产业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水平却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家和地方要通过引导和强制手段推动住宅产业现代化，其中重点是抓好落实。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表示，住宅产业化谈了那么多年，进展不快，主要是空谈多，落实少。应主要解决三大问题，即动力机制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惩罚机制问题，从政策、制度、法律、经济手段等方面形成产业政策支持，这样产业化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率。
沈建忠认为，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在中央层面，目前来看最重要的是在绿色建筑与税费政策、财政、信贷政策挂钩的方面，与相关部门加强协调，争取出台一些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技术标准模数上，应组织编制落实。在地方层面，应调动地方积极性来推进，搭建地方平台，提出战略构想和整体布局，避免企业盲目投产。另外，除了要有政策性指导文件，还要有好的成果展示平台，要有产业园区。
 
▲个人售自建自用住房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0月22日发布通知，将有关营业税政策问题予以明确。通知明确，对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免征营业税。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此外，通知还指出，对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单位及其直属企业承担商品储备任务，从中央或地方财政取得的利息补贴收入以及价差补贴收入，不征收营业税。
 
▲证监会批准推出四个期货新品
 
据悉，商品期货市场品种创新正快速推进。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0月18日表示，近期证监会批准开展粳稻、晚籼稻、纤维板、胶合板四个期货新品种交易。这些新品种期货合约的前期设计工作已完成，待准备工作及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证监会将分别批准挂牌相应的期货合约。
　　其中，粳稻期货、晚籼稻期货将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纤维板期货、胶合板期货将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
　　据介绍，粳稻和晚籼稻是我国稻谷中的两个重要品种，与早籼稻共同构成了我国稻谷最主要的市场供给。
　　纤维板和胶合板是林产工业的重要产品，上游衔接林业，下游涉及家具、装饰、包装和汽车制造等众多产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纤维板、胶合板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号）中，明确提出“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适时增加新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在此整体部署下，证监会今年以来，在推动上市商品期货新品种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工作力度。
 
　　▲证监会正会同交易所修订期货产品合约和规则
 
　　10月24日，证监会官方微博“证监会发布”就期货市场方面的若干问题作了回应。针对网友提出“为何有些期货品种交易不活跃，甚至是死合约”的质疑，证监会表示，造成期货品种不活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证监会正会同相关交易所对产品合约和规则进行研究修订，培育机构投资者，以期完善已有期货品种。
　　证监会指出，期货品种不活跃的原因很多，美国期货市场80%以上期货品种不活跃。我国个别期货品种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有：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价格波动幅度小，投资者套保需求低；品种刚上市，投资者参与有一个渐进过程；机构投资者尚需培育。
　　证监会透露，当前正会同相关交易所积极对产品合约和规则进行研究修订，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以期完善已有期货品种。
　　针对市场关心“生猪期货何时上市”的问题，证监会指出，生猪期货目前上市条件还不具备。主要原因有：产品不易标准化，也没有国家标准；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存在质量、疫情等突出风险。
 
▲八部门出台政策促进茧丝绸行业发展
 
近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茧丝绸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茧丝绸行业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带动作用，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茧丝绸行业发展的资金规模，着力支持桑园和蚕室改造、病虫防治、企业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综合利用、营销渠道建设、品牌建设、丝绸文化建设、产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结合相关渠道，加强蚕桑良种繁育基地、生产基地建设。
　　《意见》明确，完善投融资机制。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茧丝绸企业采取上市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推动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服务机构建设，支持茧丝绸科研技术成果转化及中小型丝绸设计创意企业创业。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茧丝绸产业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家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对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条件的蚕桑生物育种、生物新材料、清洁印染及先进后整理技术等给予融资支持。商业性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为符合条件的茧丝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各类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商业原则加大对茧丝绸科研服务机构、丝绸创意设计企业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力度。
 
　　▲商务部将出招减轻餐饮业税费负担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巡视员王惠英近日出席2013中国餐饮业年会时透露，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降低大众化餐饮企业的营业税征收标准，税率拟从现行的5%降至3%；其次是降低银行卡刷卡费率，民生类餐饮将按0.38%的刷卡费率执行，其他则按0.78%执行；此外，价格调节基金等也将进行调整，财政部已开始行动。　
　　王惠英所提营业税税率、银行卡刷卡费率及价格调节基金，正是业界呼吁减负的三大焦点。营业税是餐饮企业反映负担最重者，一般按营业额的5%征收，另有0.5%的附加。餐饮业刷卡手续费率虽于今年年初由原先的2%下调至1.25%，但仍在奢侈消费序列，与珠宝金饰、工艺美术品、房地产、汽车销售等同属一类。
　　行业组织中国烹饪协会提供的“餐饮业税费情况汇总表”显示，价格调节基金在业内普遍存在，一般按营业额的0.05%至2%征收。
　　近年来，国内餐饮业饱受税费繁多之困。中国烹饪协会2012年年底完成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餐饮行业税费有46项之多，压力巨大。
 
国资改革
 
国资委要求央企从机制上防控腐败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10月22日在通报中国铁建业务招待费检查情况时表示，坚决反对中央企业大手大脚、大吃大喝。“中央企业要把解决业务招待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深入查找，立行立改，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
　　在谈到此次中国铁建业务招待费检查情况时，张毅表示，中国铁建多数单位的接待费符合国家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但也确实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问题，同时少数人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中央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对于这些违规违纪问题，我们绝不能容忍，更不能对社会公众提出的质疑遮遮掩掩、讳疾忌医。”张毅说，中央企业要以“自揭家丑、刮骨疗伤”的勇气，不避重就轻、不敷衍塞责、不轻描淡写，加强检查整改、正风肃纪，坚决消除滋生腐败的病灶。
　　他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可以遏制腐败。中央企业要提高企业运营透明度，主动公开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相关的管理事项，逐步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人财物等重大决策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我们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有则改之的行动，正确对待、真心欢迎、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听得进不同声音，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张毅还强调，中央企业在诚恳接受监督的同时，还要善于回应社会关切，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努力让社会公众“搞得清”“听得懂”“信得过”。
 
国资委将清理取消不属出资人职责范围内审批核准事项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１０月２０日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务院国资委今后将及时清理取消不属于出资人职责和监管职责范围的审批核准事项，进一步清理出资人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在法定框架内履行出资人职责，增强国资委重大决策的合法性。
　　黄淑和表示，当前加强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调整已进入“深水区”，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亟需从政策法律层面寻求新的突破。而在监管体制上，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比较突出。
　　黄淑和指出，今后国资监管政策法规的工作重点要从注重国资监管制度创设向推动制度体系化、提高制度执行力转变，由注重法律审核把关向全面推进法治机构建设提升，由注重指导企业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对标国际先进企业、全面提高法制工作水平迈进。
按照要求，今后的国资监管政策法规的重点任务是要以加快综合性立法为核心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其中包括，继续建议修改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条款，加快起草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配套行政法规，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等。
 
央企发展未来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10月21日，国资委召开2013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总结研究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资委和中央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转方式、调结构、保增长、强管理，在极其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体现了稳中有为，做到了稳中求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当前制约中央企业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不少，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有待进一步稳固。
　　会议要求各厅局、监事会和中央企业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住重点，攻克难点，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化解产能过剩，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指导企业全力加快资金周转，防范资金循环不畅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全力提升运营质量，针对一些企业主业盈利能力偏弱、基础管理薄弱等突出问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解决；全力控制成本高涨，进一步督促企业深化管理提升，落实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二是加强研判，坚定信心，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既要看到挑战，看到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做好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准备；更要善于发现机遇、把握机遇，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乘势而上，奋发有为。要加强经济形势研判，增强前瞻性、把握规律性。要善用底线思维，宁可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制定得更扎实一些，强化风险防范，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三是加强领导，统筹谋划，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在抓创新、调结构、促转型上见成效；认真学习领会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上求突破；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出实招；在促进和谐发展上想办法；在统筹谋划长远发展上做准备。坚持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既要锁定年初目标不放松，确保四季度收好官、结好尾，又要超前谋划好未来的工作，力争明年开好局、起好步。
 
国资委强调省属国有重点企业须全面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１０月２０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今后三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将在全国省属国有重点企业中，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推动监管企业全面设立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专职率和法律顾问持证上岗率均要达到７０％以上。
　　黄淑和表示，在省属国有重点企业中全面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扩大这一制度覆盖的企业范围，在规模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重要子企业也要积极推行这项制度；大力推进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鼓励考取法律执业相关资格证书；相关部门将组织开展法律顾问岗位等级资格评审。
　　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总法律顾问依法履职，通过出台企业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列入企业章程、纳入国资委直接管理干部序列等多种途径，确保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定位层级和职责落实。在此基础上，努力推动国有监管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率全面实现１００％，构建法律风险防范的完整链条。
　　国务院国资委初步统计显示，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的９０６户出资企业中，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有４７８户，占比为５３％。目前，山东、山西、重庆等１１个省市中，省级国有重点企业已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其中，江西、湖南等省国资委还组织总法律顾问年度述职，进行考核评价；北京、山东等地总法律顾问制度已开始向重要子企业延伸。
 
福州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日前，福州市出台规范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加强已出让经营性项目土地交付的两份通知，要求在土地公开出让活动中，不得设定影响公平、公正竞争的限置条件，并且不得以“毛地”方式出让土地。
　　为防止开发单位违约行为和闲置土地的产生，经营性用地必须在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规划条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出让。
　　通知要求，商品住宅项目用地、非完全自持商业、可分割销售商务办公项目用地不得设置竞买人资格条件及其他妨碍公开竞争的不合理条件。对于生产工艺需要以及规划、环保等有特殊要求的工业项目，可以从竞买人资质、产业准入类型及投资产出规模等方面提出合理的竞买条件，但不得有针对性、唯一性。
　　福州市要求，要严格宗地出让形式和规模。商品住宅用地或含有住宅的两种以上用途土地，必须以宗地为单位公开出让。不得随意切割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划分的住宅用地地块出让，不得将住宅用地与其他用途宗地“捆绑”出让。因受让人自身原因拖欠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的，在所欠款项交清前，受让人不得参加福州市范围内的土地公开出让活动。
　　六类项目不得通过先行办理城市分批次农用地转用等形式变相占用耕地，具体包括机动车交易市场、家具城、建材城等大型商业设施项目；大型游乐设施、主题公园（影视城）、仿古城项目；大套型住宅项目；赛车场项目；公墓项目；机动车训练场项目。
　　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项目施工中、施工后的巡查。现场核对用地位置、用途、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避免擅自改变用途、降低投资强度、改变容积率等违法违规现象的出现。
 
国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并举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经济与战略发展研究部部长程伟日前撰文指出，　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打造具有全球一流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必须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设计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坚持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并举。
　　一、顶层设计：完善体制，解放生产力
　　顶层设计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具体包括两条主线和三大内容。
　　第一条主线是行业的科学管制与开放和国有产权的有效流转，突出表现为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国有企业资源的有效分布。没有行业的科学管制就没有产业的有序开放，就只能依靠国有控股来保证产业安全，也就没有国有产权的有效流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市朝、证券化、社会化、国际化就会变成空话，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就很难实现；与此同时，没有产业的有序开放，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就很难打破，企业创新体系就没有市躇础，企业过多考虑的是产业扶持政策，基于产业创新上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就很难形成，尤其是技术专利产业化和激励约束制度等问题。当然，科学的产业安全管制模型未有效建立起来时，私有化的垄断比国有的垄断更加伤害国民经济。这一点得到了各国行业发展规律的证明。
　　第二条主线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下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是建立基于科学决策的制衡机制，主要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二是建立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是提高企业活力，核心是依托于资产的证券化、社会化和市朝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为了达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按照过去10年发展轨迹和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规律保守测算，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未来10年年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年总资产年增长率、净资产年增长率、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16%。以此估算，以2011年为基数，2020年央企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不会低于100万亿元。按照66%的资产负债比率来算，净资产将不低于33万亿元；利润总额不会低于2011年的5倍，不低于5万亿元。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国企改革必须解决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是营业收入构成如何，国内与国际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何分布，这考量着国企国际化的路径和发展方式；二是高科技产品和第三产业的收入构成如何，这考量着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程度；三是在国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基础上国有企业的利润如何保证，这考量着企业运营效率；四是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2020年净资产总额将不低于33万亿元，还有至少23万亿元的缺口如何保证。国企发展至今，不可能再依靠财政直接投资来推动企业的发展，依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不可能满足多数产业集团发展的实际，所以，伴随收购兼并和依靠金融市场融资成为历史必然，国有股权的稀释与国家安全的保证就是现实冲突。这考量着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能否支持国有企业的有序发展，考量着产业的管制与开放能否支撑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五是国有企业的资源如何集聚和集中，产业如何分布，这考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科学管制与开放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如何有效解决。未来10年这些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三大内容：一是明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探讨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突出资源整合。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要简单以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衡量，应该以产业重要性来评价，通过产业制度和产业政策来监管，当然国家利益的保证在国有股权稀释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金股”、董事会“一票否决制”等多种方式来保证，下一步应该探索在企业国际化道路上保证国家利益的多种手段和方式。二是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发展路径，突出资源优化。不同阶段国企的功能不同，如何有效调整是一个前瞻性和操作性问题。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来发展国企是打造行业旗舰的基矗三是围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突出资源效率。这对企业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管控模式、全面预算管理、业绩考核与分配、供应链管理和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是企业发展永恒的逻辑。
　　二、底层设计：适应市锄制，提高运转效率
　　底层设计的核心是市朝机制建设，即建立一整套价值传导机制，提高资源的运转效率。不同功能定位的国企需要不同的体制机制来保障。由于国企改革不彻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反映市场特征，导致管理手段和方式扭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
一是重新思考国企改革发展的逻辑。由于国企改革不彻底，过度强调产业安全的控制能力而忽视了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导致多数国企过度强调规模的扩张，忽视了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当前国企的通病，也是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必然结果。
二是努力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整套制衡机制，达到科学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持续创造企业价值。我国国企的董事会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治理结构，涉及国有出资人代表、董事长、党委书记、企业法人、监事会、管理层、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工会等多个利益代言人，能否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共同创造企业价值，是我国国企治理结构的重要难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会导致目标混乱、管理扭曲、官僚主义严重，大大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严重伤害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严重扭曲国企的市朝改革方向。
　　三是有序推进人才的市朝改革。突出体现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与任免制度和人力资源市朝改革等方面。应该像世界一流企业一样，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来选择CEO，彻底改变只要国企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违法和年龄原因就不更替的干部任免方式。企业领导人的市朝改革不到位，引进一流的人才和机制提高全球竞争力就是空话。
　　四是不断完善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市朝改革。国企领导人的政治诉求严重，内部不同类员工的成长通道不完善，市朝考核的指标和价值创造竞争力的培育指标严重不足，过度强调规模控制类指标和行政类指标；战略控制、预算管理、业绩考核与分配制度没有完全反映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和阶段性特征；由于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我们不能严格按照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市朝分配制度来推进三项制度的改革。过度关注贫富差距，忽视了效率的提高，这些是当前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毕竟是企业，应该建立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不要混为一谈。基尼系数偏高和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是国家职能，主要应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来调节。而企业要解决的是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国企的业绩考核分配制度，一定要建立在市朝改革的轨道上。简单的限高和提低手段，不是国企业绩分配考核制度的改革方向，而应该是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调控的手段。优秀的企业只有通过与同行业的优秀企业对标，进行战略管理、预算管理、业绩考核和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制度的市朝改革，才能提高资源的运转效率。当然市朝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建立在人力资源市朝和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五是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当前中国面临着科技创新对产业支撑严重不足的挑战。突出表现在，我国的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技术对我国制造业的支撑严重不足导致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规模化的扩张导致市场竞争格局以简单降低价格为前提。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结构整合的能力有待提高。从企业内部来看，科技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严重不足，突出表现在技术的研发过度关注专利，而忽视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与技术的嫁接整合能力。
　　六是努力锻造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当前国企还没有哪个企业的技术在全球行业中具有绝对的领先性，还没有哪个企业对行业的全球影响力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流向上具有主导作用，还没有哪个企业在境外市场的销售收入超过总销售收入的40%以上，中国的生物制药、快速消费品、汽车和核电等行业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国门。
　　七是提高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中国企业未来布局将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这就需要世界一流的体制和机制将资源要素进行全球整合，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达不到此目标的。需要建立一流的资本市惩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超强资产证券化的能力以及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能力，打造全球分布的科技管理人才机制，提高行业标准的制定能力，铸造一流品牌的市场服务能力。
　　总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依托于市场规律，依托于行业特征，依托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强化国有企业的底层设计，并与顶层设计遥相呼应，使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行业管控手段和完善的市锄制和市场契约基础上，不断提高国企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中心环节：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从整体上来看，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高度相关，一方面顶层设计得不到市场的有效反应一定以失败告终，比如很多与市场不接轨不相符的体制机制会扭曲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伤害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底层设计没有顶层设计的支撑，市朝机制也不能持续，企业的长远发展会受到挑战。从国企改革的路径来思考，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中心环节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国家的创新体系是建立在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效对接、通过企业这个市场载体将要素资源有序整合、持续高效地创造财富的基础上。企业市朝改革的核心是重塑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市场上各类资源要素的契约关系。从全球企业市场竞争格局来看，英美法系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强于大陆法系企业，前者公司治理的逻辑是在完善法规的背景下，将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和竞争力的提高作为评价企业治理结构有效的唯一标准。而大陆法系企业(比如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逻辑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完整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达不到预期，企业高管利用各种手段提高管理层的利益，违背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逻辑，导致本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股东利益、管理层利益与公司利益达到和谐统一，有效的公司治理通过完善监督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内部监管制度和打造资本市惩要素市场等一系列的外部监管体系，持续创造企业价值。
　　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信息披露制度和不确定性风险管理。国资委为了推进董事会的独立性，规定改制后的央企和央企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超过半数，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这符合公司治理的逻辑。但是当前外部董事的来源、考核与评价、薪酬与收入分配、责任追究等制度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将政治优势转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公司治理必须正确面对并有效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6条规定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党组如何有效分工，在公司决策中各自起怎样的作用，对于完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有机结合的国资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有效的治理结构对坚持市朝的改革方向与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至关重要。突出表现在投资者、董事会、党组、监事会、管理层、法人代表和职工的利益博弈能否建立在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上，这种制衡和博弈对公司资源运转效率的提高和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非常重要。例如，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博弈，会造成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治理效果不同，而这些结果很多并不是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如果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建立不起来，就会变成官僚机构，与市朝的董事会成员透明、公平和平等的决策制衡职责相冲突，这样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就不是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局部利益、管理层利益和个人利益控制的基础上。
　　从总体上看，结合国有企业的定位，分类推进改革必须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并举，厘清几条主线：一是充分重视行业发展特征和国家战略重点来发展和改革；二是重视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整合资源和提高竞争力；三是无论哪一类企业都应该坚持市朝的改革方向，推进资源效率的提高，即使是准公共服务性国企，也要在厘清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效率的提高，提高社会福利。
 
劳动用工
 
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有近1亿美国人不工作
　　
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23日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9月份有9060.9万名年龄在16岁或以上的美国人决定不去寻找工作。如果加上失业人数，相当于美国有近1亿人没有找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年龄在16岁或以上，在过去四周里有工作或正在努力找工作，那么这个人就是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时，退出劳动力大军的劳动适龄人数为8050.7万人。因此，在奥巴马任期内，退出劳动力大军的劳动适龄人数增加了1010.2万人。
 
节能减排
 
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已上报
 
　　据报道，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有望成为第二个出台的环保专项计划。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10月21日在出席第九届环境与发展论坛间隙透露，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已上报，最晚将于今年底明年初推出。
　　庄国泰表示，环保部已制定完成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内容将与国务院已发布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相衔接。《安排》指出，到2015年，全面摸清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建立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上升势头，确保全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0%。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调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基本建成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对全国60％的耕地和服务人口50万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开展例行监测。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使全国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庄国泰说，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力度虽然可能不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但由于土壤问题治理难度大、周期长，所需投资将非常巨大。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将综合运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力量，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土壤污染治理，制定激励机制，吸引公众参与。
　　另外，他透露，环保部计划公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于2006年7月全面展开，耗资10亿元专项资金，调查范围覆盖我国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庄国泰介绍，由于数据整理工作繁杂，直到2010年才最终完成调查结果统计工作。
　　据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10月2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作的关于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加大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在拟定经济、技术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赋予环保部门相应执法手段，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强土壤环境保护等。
 
国家能源局宣布2014年拟新增发电600万千瓦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近日在“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座谈会上”表示，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的精神，光伏发电项目均由地方按照备案方式管理，国家主要以规划计划指导方式进行管理。2014年全国拟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6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给各省（区、市）下达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指导性规模指标。
　　吴新雄指出，我国西部地区光照条件好，未利用土地辽阔，适宜发展集中式大型光伏电站，但是度电补贴需求高，约0.6元，且当地用电需求小，大规模开发就地消纳困难，电力需长距离外送，变损、线损高。东、中部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虽然平均利用小时数稍低，但电力易于就地消纳，且网购电价高，度电补贴需求少，约0.4至0.45元，与西部集中式光伏电站相比，用同样的补贴资金能够多支持30%至50%的光伏发电。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有效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企业成本下降，还可逐步减少补贴。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将能更为有效地拓展国内光伏市场，缓解光伏制造企业面临的困难。
　　吴新雄表示，初步考虑，2014年重点在用电价格水平较高、电力负荷较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任务较重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上述地区新增规模约占全国分布式光伏总规模的80%以上。
据国家能源局测算，全国建筑物可安装光伏发电约3亿千瓦，仅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就可安装8000万千瓦，潜力巨大。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有助于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环保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
 
据报道，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加强大气污染源监管，环保部10月24日宣布，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在重点地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的地域范围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以及辽宁中部、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陕西关中、甘宁、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
除检查相关市、县人民政府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情况之外，专项检查的重点还包括工业企业燃煤设施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燃煤锅炉煤改气、改电进展情况，煤场、料堆、渣场防尘措施的落实情况；各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小企业取缔情况，对违法建设的燃煤锅炉、茶浴炉的查处情况；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集中供热管网不能覆盖地区改电、改新能源或洁净煤、施工场地扬尘控制、渣土运输车辆密闭、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等工作情况。
由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期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为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6省、区、市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就今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和制修订空气重污染应急方案进行协调部署。
 
上海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上海市10月19日出台《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提出到2017年实现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0%。
　　根据计划，上海将从能源、产业、交通、建设、农业、社会生活等六大领域进行污染防治，同时在组织落实法规标准、执法监管、政策引导、科技支撑、社会动员六大方面进行保障，明确了187项任务措施。在产业领域，将采取更严格的排污总量和排放标准准入制度，五年内完成污染企业结构调整2500项。到2015年，完成2500余台燃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和300余台窑炉的清洁能源替代或者调整关停；到2017年，完成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和集中供热锅炉的天然气改造，取消分散燃煤。
　　建设领域将大力推进工厂化装配式建筑项目，将扬尘、烟尘等污染防治方案纳入建筑工地开工审批条件。推进重点区域建筑工地全部安装扬尘污染在线监控系统；推进码头、堆场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的料仓与传送装置密闭化改造和场地整治。
　　在社会生活领域，重点加强汽车维修行业管理，禁止露天喷涂或者露天干燥，开展无溶剂回收装置的开启式干洗设备改造、淘汰工作，开展餐饮油烟气高效治理技术试点和推广。
　　治理PM2.5惠及民生，也需要全民参与、支持。在备受关注的交通领域，上海将严格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强度，车牌拍卖还会持续，同时个人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得到鼓励，提倡市民公交、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同时，市民可以通过使用绿色低碳产品，提倡绿色装修，使用绿电、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等行为直接支持污染治理。
 
河南省风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
 
河南省发改委10月17日披露，《河南省风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已于日前正式发布。
　　《规划》指出，到2015年、2020年，河南省风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500万千瓦、1100万千瓦，风电年发电量分别达到70亿千瓦时、190亿千瓦时，占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分别为25%、35%。
　　根据河南省风能资源初步分析和场址调查，河南7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5米/秒以上，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可达1100万千瓦以上，在我国中部地区属风电开发潜力较大的省份之一。《规划》提出，在风能资源相对丰富的伏牛山和大别山区域，重点推进集中并网风电场开发建设；在风能资源较为一般的太行山和黄河河滩区域，采取集中并网、分散式接入与其他发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稳步推进风电场建设等。
　　针对风能资源特性和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规划》指出，河南省将坚持积极发展和有序开发相协调、集中开发与分散发展相结合、风电开发与电网建设相衔接、市场开发与产业培育相促进的原则推进风电发展，到2020年实现风电规范化、规模化开发利用，提高风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
 
西安将加强对大气污染问题查处
 
西安市有关部门１０月２１日介绍，西安市将对大气污染问题从严查处，１１月底前仍未使用清洁能源和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中等以上餐饮企业一律停业。对不能达到规范要求、油烟无组织排放的露天烧烤摊点一律予以强制取缔。
　　在空气污染严重时，西安市将加强所有大气类重点污染源企业现场检查，对重点企业实施环境执法人员２４小时驻厂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对全市煤炭交易市场的煤质每半月检测一次，不定期抽查，对销售不符合要求煤炭的企业和经营户，一经发现予以高限处罚并清理出西安煤炭市场。在禁煤区范围内禁止销售原煤，一经发现一律予以没收。
　　从１１月１日起，西安将组织专职巡查队伍，对出现焚烧树叶、垃圾、木材等现象的区县、开发区，参照秸秆禁烧考核奖惩办法进行惩处。针对秋季秸秆禁烧期后焚烧现象多发问题，加强日常巡查。对冬季保卫蓝天行动期间出现焚烧行为的区县、开发区及相关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自主创新
 
创新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10月23日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9月30日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我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了。从发展经济学总结的规律看，越是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经济增长越是需要依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推动；而经济越发达，知识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就越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发展水平从人均GDP155美元，排名全球倒数几位之中，提升到了2012年的近6100美元阶段，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从资本资源投入为主推动的阶段开始向知识技术深化和产业创新为主推动的阶段转变的时候了。而后发国家由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知识技术的全球传播和交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当比过去的发达国家，在阶段上可能来得更早一些，动力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这也是后发国家所谓后发优势的来源之一。
　　我们有着科技创新的优越条件，对创新驱动战略要充满自信。从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看：第一，中华民族，从每年大陆港台中学生参加全球数理化竞赛的成绩看，勤奋勤劳并且富有智慧。第二，中国每年工程类应届毕业大学生的规模在200万左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和人才等等，在逐年增加。全国人力资本的总规模估计在 200万亿到300万亿元之巨。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研发投入的能力大大增强，其投入规模已经接近GDP的2%，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14%左右，而且其趋势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第四，科研装备条件，已今非昔比，形成国家级院所、重点实验室、大学与各省市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国家重大专项攻关与众多院校所、企业研发中心和科研人员的试验工作室等遍地开花的热带雨林式研发相结合，形成具备越来越完善的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第五，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储备项目，同时具有全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需求，为技术转化为产品和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市场条件。
　　中国许多领域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全球目前也处于领先地位。如激光、农业超级稻及其他农作物杂交、清除太空废旧卫星、高铁综合集成、智能机器人、汽垫船、航天航空、常温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地铁、量子通信、定位、移动通信、第四代核电、云计算、物联网、传感网等等，技术水平都在世界前沿位置。
　　中国科技创新推动增长，也存在一个低成本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科技进步方面，有后发优势，憋足劲，弯道超车，实施赶超战略，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大国和强国目标，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抓住了劳动力相对便宜这样一个低成本制造和竞争的机遇期，取得了发展的奇迹。从现在来看，由于科学技术人员报酬等比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加上一些自己研发的科研装备价格也比发达国家便宜，我们存在着低成本研发、创造和产业化的优势，也存在着一个低成本创新的战略机遇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两次债务危机后，欧美日发达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科技进步，保持其在产业技术方面的世界竞争力；努力使新技术创造大量的新消费市场，形成新的就业岗位；除了一部分制造业的新技术在应用中会减少就业外，更注重在个性化的设计、生产和服务中，实现劳动与技术相结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几次经济衰退时期，科技创新振兴经济，是其最成功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间科技结盟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期间，美国高技术贸易在制造业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翻了近一番，超过20%。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其科学技术的进展，是其振兴的最重要动力。而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页岩油气能源技术革命，也是经济衰退的缓冲力量，并为美国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蓄积了力量，经济呈现复苏势头。2013年8月，美国失业率下降到了7.3%；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接近到了目前的接近12%左右。中国应当重视和借鉴美国科技振兴经济的经验，将创新驱动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欧美的再工业化，势必对中国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影响和挑战。第一，本世纪，将是人类技术进步日益重要和绿色发展主导的新的100年，中国如果在此方面无所作为，将会形成竞争力较弱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第二，从技术装备和市场方面看，中国如果没有引进再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将成为世界低一个层次技术和装备的销售市场，其他国家旧技术成本的消化者，并且承担新旧技术替代形成的生产能力淘汰损失；第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新，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过剩，可能从一个行业，向许多行业，从局部向整体蔓延；第四，国民经济的出口拉动、技术推动力相对越来越弱，增长失去开放和创新动力，速度下行。
　　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如果我们弯道追赶，加速创新，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50%左右的水平上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13年由创新形成的增量GDP规模就将达近10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会提高到1.8个百分点，并且使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后劲。如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并切实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每年将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
　　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低成本创新发力的时候了，科技不断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专家论坛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必须转型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张原浩10月23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若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世界制造工厂”、“中国的价格即世界的价格”，这些称誉就是这种成功的直观反映。
　　中国制造不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工资和低生产率是一回事，不应该成为增长的原因；高工资是高生产率的代名词，也就不应该是增长的障碍。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与中国走过的特有的一条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有关系。这条道路是：土地国有，政府依靠其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征用、整理土地，然后招商引资。这是一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满争议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优点是，和土地私有，依靠市场力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路相比其效率要高得多。使用市场谈判有众多好处，但是也有高交易费用的代价。在一些土地私有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一户人家而机场移位，高速路改道，立项了的计划多年都不能开工等事多有所闻。
　　但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这条道路难免充满暴力和血腥。从经济角度来看，首先，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并且还有低效率发生——国有资产非官员私人资产，官员使用国资是使用他人资产，使用他人资产都会存在过度，使用他人资产都会存在低效率；其次，这个模式会压抑消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而收入上不去，消费就必然受到压抑。
　　这样，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然后招商引资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要获成功就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有国外需求能够吸收国内过剩的产能，否则就会出现紧缩，再生产循环就不能完成。第二，要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抵消因土地国有而产生的扭曲。资源国家所有，必然带来扭曲，但是，这种“扭曲”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通过干中学有效积累了人力资本，在生产的产品能够被有效吸收的情况下，实现了收益跑赢成本。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因为西方高消费、超前消费存在强大吸收，农村存在庞大剩余劳动力，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的模式因此是高效率的。但是金融危机后国外吸收降下来了，且国内出现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已用完，这一发展模式成本收益便发生逆转。如今中西方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西方要降低其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中国要把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属于国家所有，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界定给个人，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总之就是，过去的成功之路已经不再是未来的成功之路。这当然并不因此而否定它过去是成功之路。当前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是需要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逻辑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10月22日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则是多年来中国经济久治难愈的顽症。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最近十多年来，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曾经多次实施强力干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各项调控政策、法规和各部委文件不断出台，几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控运动，每次调控都有一大批大型项目“紧急叫停”，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关、停、并、转”。然而，几番调控下来，产能过剩问题越演越烈：过剩引发调控，调控过后又是一轮更大规模的投资，造成产能更加过剩。
　　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顽症为什么不能根治？什么原因导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当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应当如何进行？本文试以1996年以来钢铁产业的调控过程为个案，全面考察和研究中国政府针对产能过剩的调控过程及其绩效，探讨并揭示产能过剩治理和调控失效的症结，求解治理产能过剩顽症、纠正“政府失灵”的对策。
　　一、宏观调控过程、方式与政策表现
　　199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并超越日本、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从此，官方和民间对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议论如影相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话题。钢铁产业作为工业的脊梁和传统产业的代表，其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具有极强的拉动力。因此，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发动的几次宏观调控和整顿运动，几乎都是从对钢铁业的调控和整治开始的。从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情况看，我们认为，1996年以来中国政府对钢铁行业实施的宏观调控及政策表现，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96年-2002年）
　　这一阶段钢铁业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是行政权力对市场和行业发展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草创阶段，市场自身的力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政府对产业和产能的调控，也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方式，以致“九五”时期和“十五”之初，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目标还是以“计划”的形式颁布的。
　　从1996年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九五”计划，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规定2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须经国务院批准。1999年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认为钢铁产业存在日益突出的重复建设和工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要求以1998年钢产量为基准压缩钢产量10%，“坚决制止重复建设，3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钢项目”；同年8月经贸委颁布《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第一批)》，新建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等15个钢铁工业被列入其中。2000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相继颁发《关于做好2000年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关于下达2000年钢铁生产总量控制目标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投资。在行政权力的强势干预下，国家对钢铁产能的总量控制是行之有效的。从1997年开始，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锐减，1997到2000年，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208.49亿元、174.67亿元、76.87亿元、63.6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均呈负增长之势。
　　“九五”时期和“十五”的前两年，国家对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以国家经贸委为调控主体，其主要手段为行政管制，通过对新开工项目的审批控制来强化其调控。因此，这一时期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的特点表现为调控主体和调控手段的单一性，所谓调控，基本上沿用了计划时代对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和控制，行政性管制的特点一览无遗。换言之，此一时期政府对产业实施的宏观调控，是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来治理预期中的产能过剩的。
　　2.第二阶段（2003年-2008年）
　　政府与市场形成博弈格局且博弈日益激烈和复杂化，是此一段宏观调控的一大特点。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和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不断拉动着国内的投资需求，从而引发中央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促使钢铁行业的强力调控不断加码。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地政府间的多方博弈，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的力量也逐渐显现出来。正是市场对于钢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各地“招商引资”与企业“跑马圈地”，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联手推动了投资热潮的持续高涨。
　　“十五”时期（2001-2005）的最初两年，国家对钢铁工业继续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政策。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特大利好的强力刺激下，出口和投资突飞猛进，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各种能源全面紧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当时最为紧俏的两大物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达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投资增速开始出现强劲拉升的势头。
　　伴随着各地掀起的投资跃进浪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市场和企业围绕着投资竞赛、产能过剩和宏观调控的博弈大剧，一幕幕地上演，高潮迭起，精彩绝伦。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整治和宏观调控运动。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翌年2月4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不过，中央政府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政策和措施并没有让各地高速推进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有所降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然增长了43%，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高达惊人的107%。为遏止钢铁行业的投资大跃进，政府高层下决心重拳出击。
　　轰动中外的“铁本事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2004年4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对江苏省常州市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民营钢铁企业——铁本钢铁厂展开了严厉的检查和整治。这是自1990年的温州柳市事件后，中央九大部委针对一个地方项目展开的第二次联手整治行动。
　　铁本事件成为本轮调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达到控制投资过热的目的。在政策未能奏效、各地形成投资狂潮的情况下，政府断然更弦，强行加大了行政调控的力度。此后，众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上海复星集团的宁波建龙钢厂项目、四川希望集团的三门峡电解铝项目等，均被勒令中止。与此同时，国务院通过采取严格的项目审批、供地审批、贷款核准和强化市场准入与环保要求以及目录指导等措施进一步严格控制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和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双重作用下，钢铁产业的固定投资从2005年开始明显降温，从2004年的1921亿元、投资增速475.6%，下降到2005年2583.3亿元、增速34.48%。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开始着眼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点，把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作为市场准入的一个重要门槛，而调控的方向，就是鼓励有关行业的兼并重组。
　　2005年7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中国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第一次以正式政策文本的形式对钢铁产业的生产规模与投资规模进行控制。这一号称为“中国第一部钢铁产业政策”的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强化了对大型钢企的支持；其二，对于地区钢企兼并重组的支持，实际操作是规模大的央企吞并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吞并地方民营钢企；其三，强化了行政审批之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重要性。
　　从2003年到2005年，调控主体逐步从单一部门走向多部门联合；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则掌握了宏观调控的主导话语权。这期间的调控手段，也从单一的行政性管制转向政府管制与市场调控方式相结合，行政调控手段和经济手段并用。
　　2006年以后，“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开始成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理念。同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控制钢铁工业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列出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具体时间表，要求“十一五”期间淘汰约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翌年4月《关停和淘汰落后钢铁生产能力责任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与10个省（区、市）签订的责任书，涉及钢铁企业344家，5年需关停和淘汰落后炼铁能力3986万吨。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和责任书，试图通过项目审批、目录指导、强制性清理等手段，压缩并淘汰钢铁业的过剩产能。
　　在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的作用下，2006年钢铁业的固定投资需求从表面上看似乎得到抑制。2006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较上一年度的增幅仅为2.28%。但是，那几年的现实情况是，全国各级政府都在大干快上，因此，钢铁产能在一年后即强劲反弹，2007年、2008年全国钢铁业的投资额增幅分别达到15.23%和29.01%。
　　3.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引爆并迅速席卷了西方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因此，2008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抑制过剩产能、控制已近失控的通货膨胀。
　　在出口市场因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呈现断崖式降落的情况下，大批民营企业或关门或破产，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当年11月，在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危险之际，中国政府迅速行动，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十多万亿配套投资，以及银行的十多万亿信贷，应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从2009年1月到2月间，国务院陆续出台了汽车业、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则把钢铁业的问题直接归因于产能过剩，在强调“钢铁行业长期粗放式发展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振兴规划一方面强调了大型和特大型钢铁集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主张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
　　与此同时，2009年6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税则号7208、7209等项下的24种钢材的出口退税提到9%，将税则号7311、7315项下的3种钢材的出口退税提到13%，政府试图通过税收补贴来提振国内市场的需求，以缓解相关行业的生产困境。在中央政府四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配套的天量投资的强力刺激下，钢铁行业犹如打了鸡血的动物，2010年的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10.88%。
　　或许决策层也意识到前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用药过猛。从2010年开始，针对钢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纷至沓来。2010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钢铁行业的产能实行目录指导和强制性清理，明确要求在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此后的2010年一年间就有数个部委的十余项政策问世。其中最为常见的以产量规模来决定钢铁企业的去留与组合、推动国企兼并重组的政策。
　　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旨在通过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检查考核，以期确保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重要措施。同年3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同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直指大地和大气层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的各地钢铁企业。
　　在全球经济下行和国家“节能减排”措施的双重打压之下，钢铁企业的好日子终于走到了头。2011年以来，钢材库存大量积压，钢价断崖式下跌，钢铁企业几乎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境地。
　　回顾1996年以来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过程及其政策表现，中国政府针对钢铁行业固定投资规模和产能过剩实施的几轮调控和整治行动，对推动钢铁产业的高速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06年以来，国家更从“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高度推动宏观调控，这对促进钢铁业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更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之时起，十多年来国家针对钢铁业产能过剩问题先后实施了几轮宏观调控，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压缩和调控产能的政策措施，但几番调控，结果反倒是逆向催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产能的大跃进。以粗钢产量来说，早在1996年超过1亿吨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已经认定钢铁“产能过剩”，于是实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政策，结果八年后的2003年，粗钢产量实现翻番，达到2.2亿吨。于是就有了2004年针对钢铁业过剩产能的更加强有力的调控，但“铁本事件”八年后，粗钢产量又翻了两番。
　　面对这一极具反讽意味的调控结果，我们不禁对过往的宏观调控的绩效发生疑惑：1996年以来为化解钢铁业的产能过剩而实施的调控为什么会导致如此结局？过往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症结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市场秩序的错乱？
　　二、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绩效的变量
　　宏观调控一向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并列，是执政党和政府认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由于市场体制建立不久，“看不见的手”自身的调节机制和功能较弱，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而政府的调控作用尤显必要。问题是，当下的政府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政府，从角色定位、权力配置到职能设定，还存在种种内在缺陷而有待大刀阔斧式改革。因此，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和行业发展实施调控时，更应十分慎重。
　　我们认为，多年来钢铁业宏观调控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全能型政府行使其干预职能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套路，对市场的干预既简单随意，又无度且无序。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对钢铁行业宏观调控和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几个变量。
　　1.为何调控：对工业化进程和钢铁业市场需求前景的集体误判
　　从1996年开始对钢铁业实施宏观调控，其根据是决策层对钢铁产能的市场需求存在“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的判断。问题在于，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了吗？何为过剩，何时过剩？从1亿吨时开始实施“调控”，调控了15年，其结果是我国的钢铁年产量和粗钢表观消费量居然增加到现如今的7亿吨。这一事实表明，此前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对中国钢铁业发展态势和用钢量前景的评估和预测，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历史性的集体误判。
　　决策层和专家们多年来对“全国大炼钢铁”的局面忧心忡忡，政府以行政权力几年一次强势推动调控与整治，管控、限制和压缩钢铁产能。现在看来，至少在2005年前的十年间，决策层和经济学界对市场需求和钢铁业前景的预测，多少有些就“钢”论“钢”，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基于此种误判推动的一轮轮宏观调控，其结果可想而知。
　　2.如何调控：市场导向，还是行政管控？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钢铁产业的投资也不断膨胀。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钢铁产量复合增长率超过20%，钢铁的巨大需求来自固定资产的疯狂投资和重工业企业的产能急剧扩张。因此市场需求拉动的钢铁产能扩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此时，由于决策层和经济界对重工业阶段的到来缺乏前瞻性的预测，严重低估了钢铁业和市场需求，继续对钢铁工业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政策，人为地抑制了市场合理的产能扩张，最终引发了2002年以后钢铁市场的报复性、超常规增长。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通货膨胀，国家试图通过调控政策抑制钢铁产能的继续扩张，控制钢铁行业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超出预期，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这所释放出的对于钢铁等建材的需求也使钢铁业起死回生，甚至直接推动了各类钢铁企业大力扩大产能。这种反市场的危机应对措施，与此前对钢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背道相驰的。
　　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能过剩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表现之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与重工业化时代到来的双重作用下，市场对于钢铁的需求确实在急速扩张，但是，决策层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推出的一系列“反市场”取向的调控政策和措施，导致钢铁产能的扩张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可以消化的程度。
　　3.宏调的政策措施：统筹兼顾，还是各持一端？
　　实事求是地说，1996年以来钢铁业产能过剩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问题是，一方面，全国小钢厂遍地开花，低质、劣质钢筋充斥建筑工地。另一方面，制造业有旺盛需求的高端钢材基本上靠国外进口，因此，“十五”以前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一种结构性过剩。长期以来国家针对钢铁业的调控，在指导方针的层面，也强调要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能。但在具体的调控过程中，产业政策并没有统筹兼顾，以税收政策而言，1996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对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与国家对钢铁行业的宏观政策并不协调。
　　此外，鉴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主导或垄断地位，国家针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宏观调控，还须面对国企和央企这一重要变量。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一变量既未得到“统筹”也未“兼顾”。可以说，在政府投资拉动主导型的经济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提出的钢铁业“控制规模”和“调整结构”的调控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名为整合、实乃产能的急剧扩张。
　　4.调控手段：市场、法律抑或行政权力？
　　对于市场体制还远未完善的中国来说，在法律和市场手段之外，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和调控还需要辅以一定的行政手段，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带有强制性的行政管控措施甚至可能更加有效。但是，过往的宏观调控的最大问题是，决策层往往以行政权力取代法律和市场，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搞运动的形式，运用行政命令和领导指示，通过运动式治理，以“杀鸡儆猴”式的选择性办案来调控市场。“铁本事件”和2004年钢铁业的整治即为典型案例。
　　过往宏观调控的简单化、随意性，在决策层对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收放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1999年初国家经贸委《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认定钢铁产业存在日益突出的重复建设和工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要求坚决制止重复建设，三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钢项目。三年后的2002年，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下，全国钢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在此基础上飙升至1329亿元，同比增长96%；2006年以后，国家不断加大对钢铁产能的调控力度，2008年各级政府还在倾尽全力抑制过剩产能、控制已近失控的通货膨胀。没想到当年底，调控政策就急刹车并快速掉头，国务院紧急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加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投资和银行放出的十万亿天量信贷。刚刚还是调控对象的钢铁行业，转眼间又被列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成为政策扶持的“振兴”对象。“有形之手”对产业发展的强力干预和调控，尤其是危机处理手段手法的随意和率性，几视钢铁产业如儿戏。宏观调控失效的结局，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三、宏观调控，如何调控？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现代社会为应对并纠正市场失灵而设计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实属必要，关键是如何调控，以什么方式调控。
　　1.推进科学决策，提升宏观调控的能力
　　宏观调控是一门科学。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尤其在中国特色体制下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宏观调控是一门需要兼具判断力、执行力的高难度的科学。回顾十多年来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从中国粗钢产量超越日本和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之时起，对“钢铁大跃进”的恐慌一直甚嚣尘上。外行看热闹，就事论事并不奇怪。
　　问题在于，决策层同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关注钢铁单一产业的显性高增长，而忽视了相关产业的隐性发展及其关联性，严重忽略了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高速推进带动的市场需求，对钢铁业市场前景的判断出现了集体性失误。
　　因此，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本质上要求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政府决定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前，首先要做好产业现状与前景的科学评估和论证。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极为关键，这关系到调控时机的选择，更关系到要不要调控和如何进行调控，以及调控力度与程度的抉择。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调控政策必须统筹兼顾，并要对行业和市场发展情况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市场的动态反馈，以因应市场的变化对前期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注意相关产业之间政策的关联性和针对性，调控政策必须坚持市场化导向，顺应市场的需求，引导产业发展，而不应以行政权力取代市场，以长官意志和既定的框架束缚产业的发展。
　　2.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取消行政审批制度
　　中国是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行政权力强大有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所不在。政府职能转变高调推动了20多年，但成效甚微。在政绩导向下，“看得见的手”更似“闲不住的手”，其干预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干预的事项也更加微观和具体。行政审批制度是行政干预的集中体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个旨在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而设立的机构，同时被赋予宏观调控的掌舵者的角色。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司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计划经济时代“计划委员会”的角色，成了市场准入的“掌控部”，向地方分配资源的摇钱树。从近年来“跑部钱进”现象的盛行，到著名的湛江市市长“吻增长”事件，都表明了行政审批制度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而行政审批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寻租空间更为司空见惯。就钢铁产业来说，正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失位导致了钢铁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执政党和政府早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于2001年推动了一场以简化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为内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分六批取消了相关的行政审批项目。然而，迄今多数对市场和企业有实质性影响的、含金量大的行政审批依然如故，其中仅中央级的审批项目还有一千多项，地方级的更有接近两万项。在行政审批的预设条件下，无论是传统的钢铁产业，还是新兴的产业，都无法逃脱计划经济的阴影。政府总想着替企业决定产品价格和规格，近年发生的“发改委约谈告诫后康师傅主动配合暂缓调价”事件，正是当下宏观调控“微观化”的缩影。约谈式干预肯定不是宏观调控，甚至都谈不上计划，完全就是一个拍脑袋式的调控。
　　行政审批制度及权力对市场无所不在的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2012），“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换言之，凡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应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惟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严格依法行政，以事后监管取代前置性行政审批，真正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民，才是破解当下“调控悖论”之良方。
　　3.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制度
　　市场经济是基于契约基础上平等竞争的经济，平等竞争恰恰是市场机制的灵魂。因此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保护契约和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法治。而鉴于法律规则只能是由政府提供，因此推进体制改革的另一关键点是通过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让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各级政府通过机制建设，减少不充分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特别体现在“一视同仁”地对待国企和民企上。
　　地方政府需摒弃历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政府须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模式。必须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同时，政府要善于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供给、利率和汇率等政策手段来调控市场，以市场化的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应对产能过剩。让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四、如何根除产能过剩的体制性痼疾
　　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顽症”久治不愈，宏观调控一直未能奏效，除了上文揭示的种种，如决策层和经济界对重工业时代前景和市场需求的判断失准，调控政策措施的反市场取向，以及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和“运动式”整治手段，等等。更为关键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几轮宏观调控都是治“标”而不治“本”，没有直面造成当下产能过剩的体制性问题。
　　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既不是西方市场经济通常发生的那种因经济周期变动而出现的经济现象，也不是十多年前中国曾经出现过的产能过剩。经济周期性原因引起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产能利用率偏低问题，通常出现在经济下行的周期谷底。在中长期经济的潜在增长趋势没有改变以前，随着经济复苏和产能利用率的回升，过剩的产能就会自然消失。当下中国的产能过剩，在经济周期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源，不在经济，在政治。其一，全能型政府的权力太大。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的各级政府掌控的资源太多，政府官员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
　　其二，多年来实行的GDP挂帅的政绩考核体系及基于政绩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客观上把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与当地各种类型的企业的牟利驱动兼容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各级官员的行为选择。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一把手们，几乎都拥有发展地方经济并在短期内快速推高GDP的冲动，竞相把招商引资，或直接投资“大干快上”各种项目作为其制造政绩的手段。
　　其三，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传统。招商引资多上项目促进投资，拉动了GDP的增长，既可以为官员创造政绩；而经济的增长又可以为地方上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解决就业；同时，官员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通过项目审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转移，还可以“权力寻租”中饱私囊。这真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各方“共赢”的博弈。有了个人政治收益和经济私利的双重激励驱动，各级政府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或直接投资上大项目，或直接介入市场经营土地、经营城市，以期在短短的任期内快速推动经济规模增长,拉高地方的GDP，营造个人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为了引进项目快速做大GDP，各地的地方大员们竞相向企业提供各种资源、税收和财政补贴等种种优惠。土地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大资源，为了鼓励企业投资，中国政府长期实行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优惠政策。
　　在中央政府致力于淘汰高能耗、重污染产能的情况下，许多内地省区还向这类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电价优惠；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地方政府还向引进的大型煤化工企业免费煤炭等矿产资源配套。此外，还有政府提供的污染治理的低成本。各地钢铁、煤化工、电解铝、重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对土地、江河和海洋等自然环境的污染毒害，触目惊心。
　　为了在GDP政绩锦标赛中胜出，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惜违法违规，牺牲环境，牺牲百姓利益。在涉及土地、环保等事项的审批方面，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变通”方式，网开一面；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惜与企业共谋，规避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产业政策。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土地、环境评估方面严重违法、违规的事件，如著名的江苏常州铁本钢铁项目等，几乎都有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操控。廉价甚至零地价方式的土地供应，以及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等，地方政府各种政策优惠措施，极大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从国企、外企到民营企业，几乎都拥有四处跑马圈地、扩张产能的强烈冲动。
　　道理极简单，在土地和矿产等资源稀缺价格不断飙升的情况下，企业只要有地方提供的廉价土地和矿产在手，即可坐等资源升值稳赚不赔，何必担心产能过剩、产品滞销？！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之间的“锦标赛”式竞争，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恶性的招商引资和投资竞争，导致产能扩张难以抑制，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产生，以及产能过剩与宏观调控循环往复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因此，要根治产能过剩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症，仅仅调控是不够的，必须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要推进科学决策水平，提高宏观调控的艺术，改进调控方法和手段，以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依法调控，科学调控。另一方面，更应直面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根源，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建设。
　　首先，是推进宪制和法治政府建设。在政府针对钢铁等产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方式屡见不鲜，这正是对于法治的漠视。“徒有宪法之文，而无宪政之实”正是当下最好的写照。没有宪法的制衡，决策层固然可以对市场进行随意性调控和运动式的整治，地方政府同样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推进宪制和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政府限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将权力关进宪法和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在宪法的框架下、在法律的治理下，政府才会抛弃简单化的行政管控与运动式治理方式，转向依法治国与依法调控。
　　责任政府建设则是宪制的题中之意。责任政府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并积极满足民众的基本要求，必须承担道义、政治、法律的责任，必须接受内、外部的控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内、外部控制机制。政府的责任，无疑在于为民谋福祉，而不是简单地创造GDP。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的推进，必将强化各级政府官员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其次，是推进各级政府从生产型、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亟须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经济转型首先需要政府转型。
　　所谓“政府转型”，就是要完成从当下的“生产型”、“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转型虽是一项具有高难度和复杂性的世纪工程，其中包括施政理念的更新、角色和功能的重新定位、机构的精简和调整，以及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等等。必须彻底抛弃GDP崇拜，走出发展的迷思，回归经济发展的本真，还利于民，藏富于民，造福社会。
　　中国国土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制，需要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求并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的缺陷，与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相结合，催生了各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诸多短视行为，无形中消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功效。要矫正和克服由短视所带来的短期化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的推进，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秩序。同时，重新构建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考察。降低GDP和经济增速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强化对就业、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等其他目标的考核。
　　只有完成了从生产型、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才能促成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破解产能过剩与宏观调控的轮回。
　　第三，重构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和优化“央地”利益格局。产能过剩痼疾难除，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而“央地”利益博弈的症结就在于财税体制的失衡。
　　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税收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切实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妥善化解多年来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和政府直接投资形成的巨额地方债务。
　　结语
　　总结以上的探讨，我们认为，过往的宏观调控“治标不治本”，针对产能过剩而推出的政策措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不惜以未来的产能过剩来消解当期的产能过剩，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左右市场的需求，致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围绕着过剩而推出的调控成为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要走出这个历史循环，执政党和政府首先要转变长期以来建设型政府角色定位和GDP政绩冲动；同时放弃多年来形成的针对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思路，放弃沿袭已久的“产能论”式的调控。产能过剩与否，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由市场来消除，而非根据产能来决定行业调控政策和管理手段，否则，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各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远处于无解状态。
　　宏观调控的失效并非一个钢铁行业，而遍及“有形之手”所能触及的任何领域。宏观调控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宏观调控的失效，实质上是由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失位导致的。在生产型政府热衷于大规模投资大干快上GDP的现实下，试图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或者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顽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宏观调控失效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具体调控手段和政策的完善程度和合理程度，而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否合理，政府的角色、作用以及政府职能的定位是否正确。单纯的宏观调控手段上的创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简言之，宏观调控失效和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既在市场，也在政府。市场缺陷或失灵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政府失灵需要推进政府改革和国家制度建设。破解中国式产能过剩顽症，不仅要调控市场，更亟须调控的是政府。
 
专家论点辑要
 
　　▲2014年GDP将回落至7.4%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10月19日发布的2013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预计2013年全年GDP增长率为7.7%，2014年GDP增长率将进一步回落至7.4%。
　　报告指出，三季度，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国际上美国债务闹剧再次上演，欧洲仍在蹒跚前行，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面临退出的大背景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经济减速。外部不确定性成为我国近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另外，随着我国政府执政信心的增强和三中全会的召开，未来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出台，一定程度上将抑制经济增速。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宏观预测模型，预计2013年我国全年GDP增长率为7.7%，CPI全年同比增长2.8%，全年贸易顺差约1928亿美元，占GDP的2.1%，M2同比增长14.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1%。
　　考虑到政府推进改革、主动降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为7.4%，CPI同比增长3.2%，全年贸易顺差约为1902亿美元，占GDP的1.8%，M2同比增长13.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3.1%。
　　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短期增长为全面深化改革让路。李稻葵说，经济增长需要为改革做出一定牺牲，没有牺牲的话，中国经济很难长期稳定地增长。因此，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在7%区域徘徊，如果这轮改革能够全面深入贯彻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会有可持续的更快一些的稳定增长。
 
　　▲老龄化将使中国GDP增速损失三个百分点 
 
　　据悉，花旗(Citigroup)经济学家希茨(Nathan Sheets)和索金(Robert A. Sockin)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2-2030年期间，中国人口结构的恶化可能将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拉低3.25个百分点，而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工业化国家虽然面临着相似的人口结构问题，但可以依靠财富基础来缓冲这一风险（看看日本的情况就知道了）。而如果中国打算达到这种可以自满的阶段，则需要继续让经济迅速增长。
　　报告称，这是中国决策者带领经济经历这个人口结构转型期时可能遇到的挑战，它将成为一种被低估的全球风险。
　　过去20年中，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这帮助提高了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因为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农村去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打工。这是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道，过去，未成年人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也较低。上述情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这类处于劳动年龄的打工族照顾自己年幼孩子或年迈父母的负担比较轻。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逆转。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岁至64岁）比重在2010年-2030年的下降速度将几乎与日本、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快。而经济学家指出，开放二胎政策甚至会让未来20年的局面变得更糟，因为生育更多子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压力将加重。
　　总的来说，Sheets和Sockin预计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年均增速将不会超过6.9%。再考虑到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实际增速可能低得多。
　　经济学家说，中国当然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来缓解这个问题，例如延长退休年龄，推广自动化等等。
　　引进外国劳工对缓解老龄化压力可能也有帮助，但通常是发达国家才会使用的方法。移民来自哪里？非洲人口仍在快速增长。
　　花旗经济学家表示，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有望提高，而非洲人口在全球移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可能上升。
 
▲中国应在8年内增加两亿中产阶级
 
　　据悉， 10月23日，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时事报告会上表示，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追求的目标之一。
他说，中国应尽快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规划，在八年内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从25%提高到40%，也就是近两亿人。
迟福林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严重不合理。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过25%左右，即13亿人中，只有3亿多人是中等收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社会转型、社会治理模式转型都很困难。
在经济转型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社会的消费主体。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低，让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变得很困难；而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且中等收入者是社会参与、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也只有广泛的公共参与，才能实现社会治理转型。
　　迟福林认为，若能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国有接近6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都是重大的利好。而要扩展中等收入群体，涉及到经济社会改革的诸多方面。
迟福林认为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例如当前讨论热烈的物业税、遗产税等，不能够、也不宜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财税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未来经济社会转型，聚焦于财政转移支付等大问题。
 
　　▲周其仁建议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
 
10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5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扩大内需很难在短期内消化中国过剩产能，基于当前“生产能力在境内，市场在境外”的考虑，因此需要继续开放，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
他认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累积的行政管制效果、真实利率上升和企业利润下降，共同把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向下拉。外需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在以往，外需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而如今却呈现负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率是-1.7%。周其仁表示，这是增长轨迹的一个明显变化。由于经济高位下行，中国国内经济面临“水落石出”的形势，有三块“石头”凸现出来：企业成本上升、负债率高企、产能过剩。
　　在他看来，面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而扩大内需又不会马上起作用，庞大的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应全球需求而生，不可能仅靠内需就能消化。同时，不少企业、地方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尽管国务院就此问题发文，但从就业角度看，因为就业的压力，真正去产能并不容易，产能反而可能会更严重。此外，城镇化大跃进也会推动产能过剩，而高层即将推行的深入改革还有待部署和执行，释放制度红利需要时间。
　　他表示，面对现实，有必要继续有针对性地对外开放，抓住机会，发现新市场。当前，继续开放的潜力不小。他解释称，一方面，可以开拓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一直比发达经济体具有更快的增速，潜在需求旺盛，但要想转化为现实需求，需要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正在复苏，至少不会再坏下去，中国有现成的购买力、商业通道、信用和服务体系，可以进一步拓展外贸。
　　周其仁建议，如果政策对继续开放提供支持，特别是简化行政审批，同时为中国的产能推向世界提供金融支持，为他国贷款购买中国的设备提供金融支持，金融政策与产业相结合，中国的开放也将出现了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
　　他说，现在中国已经出现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苗头，在东盟、中亚、东欧、非洲，不仅要购买其资源，而且更要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他表示，为了减少新兴市场国家的忧虑，中国可以通过世界银行、金砖银行以及准备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平台，为他国提供资金支持。
 
中小企业
 
山西将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山西省政府近日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合作备忘录》，山西顺利成为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地区，省内中小企业可通过深沪交易所备案发行私募债解决其融资难题。
　　中小企业私募债是指境内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和交易，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券。与银行贷款相比，私募债券具备审核周期短，募集资金使用灵活，综合成本低等特点。
　　去年５月２２日，中小企业私募债全国试点启动。截至今年６月底，沪深交易所已有２１０家企业完成中小企业私募债备案发行，筹集资金２６９．９亿元，私募债券发行已日益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品种。
　　山西省中小企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小企业私募债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计的金融产品，具有财务门槛低、发行程序便捷的特点，是促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创新举措。今后将从“山西股权交易中心”８６６家挂牌企业中选择高质量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人，积极做好前期准备，进入备案阶段，准备上市发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根据山西省政府和深沪交易所签署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合作备忘录》及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条件的山西省未上市非房地产、金融类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只要发行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３倍，并且期限在１年（含）以上，可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为规范中小企业私募债业务，山西省要求，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人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尤其是对信息说明书中的资产负债情况、投资收益、还款来源等关键信息做出清晰详实的阐述；此外，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对申报材料和企业进行严格审计和尽职调查，确保整个过程依法合规。
 
拿什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上海证券报10月20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文章称，今年以来，尽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保持快速增长，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对此，需要从调整理念入手，有针对性地修正相关政策。
　　应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
　　实践表明，依靠行政命令让银行加大小微信贷投入，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可能带来银行行为扭曲的后患。今后应转变思路，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商业银行主动提供服务。
　　第一，逐步淡化“两个不低于”要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道理相同，信贷市场也是分层次的，不同规模的银行面对的客户群本就不同。小微企业的先天不足导致小微信贷风险偏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某大银行反映，近两年新增不良贷款中80%来自中小企业。因此，不宜强行要求大银行去做小微信贷业务。今后即便有大银行转向发展中小业务，也应该是市场竞争和商业银行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二，在统一小微企业信贷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支持政策。近年来银监会多次出台鼓励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贷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中小微企业统计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政策效果很可能会打折扣。同时现有政策措施仍然比较模糊，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偏大。对此应进一步明确统计标准，细化政策，提高政策引导的效果。
　　第三，引导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信贷机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模式是不同的。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大银行经营小微企业贷款会大大增加经营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而小银行在利用“软信息”方面更有优势。今后应在设立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进一步放松管制，支持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小微信贷领域。
　　第四，转变发展债券市场理念。国际经验证明，债券市场对小微企业融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并非体现在小微企业直接发债，而是通过使大型企业更多地进入债券市场来提高小微企业银行贷款的可得性。因此，未来债券市场的发展重点，不应再绞尽脑汁地搞小微企业入市的“金融创新”，而是要提高债券市场的规范性和市场化程度，使优秀的大中型企业能够更为便捷地通过债券市场融资，避免这类企业挤占小微企业的信贷市场。
　　第五，更好地使用财政资金引导银行增加小微贷款。实践证明，财政贴息对商业银行的引导作用远大于行政命令。鉴于目前财政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等问题突出，应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整合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贷款贴息。
　　从制度环境入手 改善小微企业生存环境
　　文章认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不能就融资论融资，而要从全局的高度，统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大力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如此才能使更多企业成为银行的客户。
　　第一，提升中小企业管理机构的行政位阶。目前中小企业管理职能部门仅为工信部内部的司局级机构，不仅行政位阶偏低，职能也偏窄。在下一步机构改革中，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置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管理局。
　　第二，由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负责对现有各类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进行梳理，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年度计划。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小微企业征信体系、支持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建立小微企业信贷统计系统等措施改进商业银行的信贷环境。
　　第四，强化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对小微企业在财务制度管理、人员培训、市场开拓、融资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为小微企业提升自身素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建立新型信用担保机制 降低融资成本
　　文章表示，同国外不同，中国在担保模式上采用了商业性担保为主的做法，导致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担保公司大量出现。尽管这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资金可得性问题，却也大大增加了企业贷款成本，使银行放松了信贷管理。
　　鉴于这种商业性担保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不可持续性凸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尽快整合财政资金设立非营利性小微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与商业银行分担风险，提高银行的资本使用效率。同时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要对得到担保的贷款设置利率上限，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经贸态势
 
美对联想等发起“337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21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联想等7家企业生产的光驱产品发起“337调查”，以确定这些产品是否侵犯美国公司专利权。
　　声明说，涉案产品主要是台式机、笔记本电脑、DVD机、蓝光播放机、CD机和游戏机等含有光驱的产品。这项调查涉及中国联想和联发科技，韩国LG和三星，日本任天堂、松下和东芝等7家企业。
　　声明说，美国光学设备公司今年9月3日提出申诉，指控美国进口及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上述含有光驱的产品侵犯了该公司专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337调查”，发布排除令和禁止进口令。
　　美国所谓“337调查”最早得名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根据该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调查有关专利和注册商标侵权的申诉，此外也开展涉及盗用商业机密、商品包装侵权、仿制和虚假广告等内容的调查。“337调查”不仅监督国际贸易，也管控美国国内的州际贸易，因此执法对象不仅是外国企业，也涉及美国本土企业。
　　根据有关程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启动“337调查”后，该机构必须在45日内确定终裁的目标时间，并尽快完成调查，通常案件需要在一年内作出裁决。如果涉案企业被裁定违反了第337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发布相关产品的排除令和禁止进口令，这意味着涉案产品将彻底丧失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今年以来，美国已多次对中国产品发起“337调查”，包括华为、中兴和三一重工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被指侵权。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欧盟成员国同意与中国启动投资谈判
 
据悉，欧盟各国政府10月18日同意与中国展开磋商，以取消外资投资限制并设定更明确的经商规则。围绕中国光伏面板以及欧盟葡萄酒，双方曾陷入数月的贸易争端。
　　欧盟28个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做出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与中国的谈判可以在11月21日的北京峰会上启动，目标是未来两年半内签署投资协议。
　　这将加强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现有的双边协议。协议将寻求确保投资者获得公平对待，以及其资产不能在没有补偿的情况被没收。
　　欧盟还希望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并取消某些行业的投资限制，特别是银行业等服务业，取消必须与中方合资伙伴合作的要求。
　　“对我们而言，协议应涉及投资保护，而且应涉及市场准入，这是一个条件。那无疑将是一场重大讨论，”欧盟贸易执委卡瑞德古特(Karel de Gucht)表示。
　　中欧贸易自2003年以来已经增加一倍，每日贸易额超过10亿欧元，但中国在欧盟海外投资占比仅为2%。欧洲企业抱怨称在中国所受待遇欠佳，比如说被迫成立合资企业，或者不得不共享敏感的资讯。卡瑞德古特说，双方都必续有所退让。
　　据悉，今年上半年，欧盟与中国大多数时间是在贸易争端之中，主要的争执在于欧盟指控中国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每年在欧盟销售约210亿欧元的光伏面板。中国则威胁要在欧盟葡萄酒课征进口税做为报复。
　　这项谈判也将是欧盟首度未把自由贸易协议绑在一起的投资谈判。
　　卡瑞德古特说，与中国的此类全面贸易协定，在过程中涉及许多协商阻碍。例如补贴、出口信用、以及低廉的贷款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基本上已经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无法启动自由贸易协议的。”他说。“我认为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就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协商，除非中国突然之间改变立场。”
 
新加坡获500亿RQFII额度
 
据悉，在10月22日举行的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与新加坡就金融市场发展及监管合作达成一系列协议。中方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范围拓展至新加坡，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条件成熟时，将试点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新加坡市场。
　　除了增加的RQFII以外，中新双方金融合作成果还包括：在两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中方支持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开展与新加坡之间的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双方将进一步深化银行业合作，加强监管合作与交流，加深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等共同关心问题的认识，深化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双方将加强在期货及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和监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支持两国交易所加强交流合作，双方将建立工作机制，推动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直接上市。
　　新加坡金管局表示，上述措施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新加坡的使用，这有助于扩大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类别，也扩大新加坡市场的投资人基础。
　　据悉，有关两国货币直接交易的更多细节将在晚些时候宣布。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新金融合作动作不断。去年１０月，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获得新加坡金管局颁发的特许全面银行牌照；今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成为首个在中国以外指定的人民币清算行；３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管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１５００亿元人民币增至３０００亿元人民币。
　　新加坡金管局助理局长梁新松此前透露，新加坡人民币存款额较去年年底增长４０％，截至今年７月底，新加坡人民币存款总额超过１４００亿元人民币。
 
投资视点
 
北京鼓励企事业单位用自有用地建设自住型商品房
 
10月23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在确保土地供应方面，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机构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将自有用地用于自住型商品住房的开发建设，或者将尚未进入销售环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转化为自住型商品住房建设项目。
　　另外，对于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可以采取集中建设或者配建等多种形式，由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限房价、竞地价”等出让方式公开竞得。北京市国土、规划部门在编制下一年度的土地供应计划时，应明确一定规模的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具体分解到各区县，并向社会公布。供地区位应按照“全市统筹、区域均衡”的原则，优先安排在交通便捷、功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完备的区域，2013年底前全市要完成不低于2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今后还要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进一步加大供地规模。
《意见》还提出自住型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以90平方米以下为主，最大套型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40平方米；销售均价原则上按照比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住房价格低30%左右的水平确定。自住型商品住房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原则上5年内不得转让，5年以后转让的，如有增值，应当按照届时同地段商品住房价格和该自住型商品住房购买时价格差价的30%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
 
财政部发布上海自贸区进口税收政策
 
　　据悉，继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宣布对自贸区的政策后，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近日也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从通知的内容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进口税收政策与此前的保税区政策差别不大，因此，进口关税对区内贸易企业的整体影响不大。
　　相比之下，在通知4项内容中，对融资租赁类的公司影响最大。通知明确，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和《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飞机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上海国年律所律师黄建宏认为，这将对航空租赁类企业有利好影响。因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中，明确对融资租赁业的支持，因此近日交行等机构在自由贸易区成立了专门的融资租赁公司，以求抢占自贸区的政策优惠。
　　其次，通知还明确对设在试验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政策。
 
沪工商局公布自贸区监管新规
 
　　据报道，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掀壳公司注册潮。不过，上海工商局10月21日发布《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登记管理的规定》，强调区内企业应对其报送的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否则将被监管部门贴上“不诚信”的标签。
　　《规定》明确，试验区内登记的企业如年度报告被抽查发现或被举报查实有违法行为、申报不实隐瞒真实情况或虚假承诺的，将被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纳入不良信用体系。如企业行为违反登记管理规定，还将面临处罚。
　　根据《规定》，年度报告弄虚作假将面临处罚，漏报也会有上“黑名单”的风险。市工商局要求，试验区内企业须主动向社会公示年度报告，并在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
　　如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登记机关无法通过企业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和企业取得联系，将被登记机关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必须在3年内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才可向登记机关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超过3年不“悔改”的企业，则将永久在经营异常名录上公示，不得除名，还将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工商部门还降低了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审批准入门槛。试验区内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增加广告经营业务的，将不再有投资方主体资格、广告经营业绩的条件限制，原本对投资方成立和运营的年限要求也被取消。
　　此外，试验区内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将取消企业注册资本全部缴清、广告营业额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条件限制。
在10月19日举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城市发展论坛上，沪自贸区方案设计专家、上海市政府参事主任王新奎亦指出，“自贸区首先要建立诚信管理体系，没有一个有效的诚信管理系统,这个试验是进行不下去的。”
 
西部大开发将重点解决“路”和“水”两块短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10月22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报告时表示，要进一步完善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抓紧启动实施一批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
　　他特别提出，要重点解决好西部地区群众反映最多的“路”和“水”两块短板，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适时出台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徐绍史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全线贯通，区域内8条省际干线公路如期建成。
他同时指出，受自然、历史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瓶颈制约依然突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骨架刚刚形成，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四川省计划2年内实施逾4万亿重大项目投资
 
据悉，10月22日召开的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发布会公布了《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显示项目共2336个，总投资4.26万亿元。
　　《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名录》分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四个类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663个，总投资1.48万亿元；重大产业项目1349个，总投资2.42万亿元；重大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265个，总投资3247亿元；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59个，总投资376亿元。
　　“我们要拆除弹簧门，砸碎玻璃门，打开旋转门。”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唐利民将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比喻成“门”，并表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了更好的推动此次发布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四川将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坚持“非禁及入”原则，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据唐利民介绍，四川省总共推出四项政策措施来推进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除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外，四川还将进一步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实行分类分阶段管理；强化用地、资金、能源运力等要素保障，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项目聚焦。
 
川滇两省签协议深化经济合作
 
10月22日晚，云南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成都市锦江宾馆举行。四川省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云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纪恒出席签字仪式，并代表两省签订深化经济合作协议。
　　据了解，川滇两省深化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主要是建立两省部门对口合作机制，鼓励并支持两省毗邻州(市)、县(市、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完善开放合作协调机制，加强沟通联系，推动毗邻地区的密切交流合作。
　　四川省省长魏宏表示，两省已达成共识，要建立政府定期会面机制，一年见一次，建立两省政府秘书长直接联系机制。魏宏指出，以大香格里拉为重点旅游业的开发，是未来两省合作的重点。
　　云南省省长李纪恒表示，云南是四川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最便捷的通道。两省要在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和管道方面更多的互联互通。李纪恒说，最关心的就是成昆铁路的扩能改造工程。
 
广东出台多项支持进出口企业稳增长措施
 
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１０月１８日披露，近期广东海关专门报请海关总署批准，出台了包括提高口岸通关速度、优化监管查验工作机制、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创新保税监管制度等七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发展的措施。这一举措和去年以来实施的针对小微企业的系列扶持措施形成呼应，有助于面对重重压力的广东外贸产业平稳发展。
　　广东省公布的第一批１１４家重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名单目录中，有７１家是在海关注册的外贸型企业，２０１２年进出口总值超过１５００亿美元，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近两成。
　　据介绍，海关此次出台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壮大发展的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对经营单位为ＡＡ类且申报单位为Ｂ类以上大型骨干企业的进出口货物，除有情报需布控查验外，原则上不实施布控查验，仅保留一定的无干预随机布控查验和现场审单、接单、查验部门的即决式布控查验，无干预随机布控和即决式布控查验比例保持在ＡＡ类企业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总量的０．５％左右；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在海关各业务领域享受全过程、差别化的通关便利；条件成熟的海关可建立客户协调员制度，为大型骨干企业提供贴身服务等。
　　据介绍，近年来广东海关不断优化海关监管与服务，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减轻外贸企业的进出口通关成本，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广东外贸稳定增长。
　　去年，广东海关曾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八项措施。今年以来，广东海关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扶持力度。据统计，今年１－９月，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广东私营企业进出口２７３８．４亿美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３３．６％％，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７．２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９月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为５．０８万亿元人民币，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１３．８％，占同期全国外贸总值的２６．６％。但单看９月情况，继５、６月后，广东省外贸年内再现进口和出口同时下降的状况，进出口总值５２３５．４亿元人民币，下降５．２％。
 
广州拟将市级审批权限下放南沙新区
 
10月18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草案）》并征集民意。
　　在简政放权方面，草案提出，除需全市统筹者，广州市市级审批权限应当下放给南沙新区，市政府则应在这一地方性法规施行之日起的一年内，制定具体的权限下放目录并向社会公布。此外，对不利其发展的市级审批事项，南沙新区管理机构可提请市政府在区内停止执行。
　　法律法规方面，广州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应南沙新区发展的，市政府可提请市人大或其常委会修改其适用范围；广州市制定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适应其发展的，南沙新区管理机构可提请市政府就其在新区的适用作出决定。
　　在综合配套改革方面，广州市政府及其设立的南沙新区管理机构可制定相关文件在区内先行先试；南沙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则可作出相关决议、决定，以推进改革。二者都须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草案并提出，在项目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各种专项资金统筹以及资金配套等方面，市政府都应对南沙新区予以优先安排。
　　作为广州市2013年度地方性法规制定计划的正式项目，《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年5月底由市政府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则于8月经市政府第14届7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9月24日，广州市政府正式将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相比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接受审议的草案在第三章“新区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新增一条：“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南沙新区可以利用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公司化运作，以股份形式与进驻南沙新区的重要项目进行合作。”
　　金融政策方面的新增举措包括：若条件具备，则支持由港澳银行机构对设立在南沙的企业、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和银团贷款；广州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则可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用于支持南沙开发建设。
　　另外，区内金融机构可为港澳台居民（包括机构和个人）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服务，开发跨境人民币结算创新产品；港澳台居民可将人民币资金存入南沙的银行机构，并用于购买人民币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在南沙新区开展人民币计价业务试点、建设跨境贵金属交易市场的，都将获得支持。
　　南沙新区还可引进信托机构，发行多币种产业投资基金，开展多币种土地信托基金（计划）试点。
　　2012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州南沙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及甘肃兰州等之后的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据称，广东省将牵头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联手香港共同争取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广东地方政府希望以此消除自身与上海自贸区之间形存在的政策落差。
 
广东要求未来半年杜绝新“地王”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在10月22日召开的全省房地产用地管理和调控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广东省不允许未来半年内再出现“地王”。
　　在最近一轮房价上涨浪潮中，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尤受瞩目。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的房价指数显示，广深两地9月份房价同比涨幅分别达到20.2%和20.1%。
　　按今年3月末出台的地方版“国五条”，广州、深圳分别提出2013年房价涨幅不得超过同期内所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2012年，广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0%，深圳同一数据为11.61%。如果上涨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广深两地目今年宏观调控目标势必流产。
　　2013年所剩时日无多，两地政府近期相继推出多种措施干预楼市。在广州，预售权证收到严控，广州市在全省座谈会上表示：8月份以来没有出现成交总价、单价新高的地块。
　　同一会议上，深圳则介绍说，该市于10月11日推出八项宏观调控措施，并重申为确保今年普通住房用地供应在以往5年平均供地量的基础上增加20%以上，第四季度还要供应约60公顷住宅用地。
　　国土部在第四季度市场调控会议上提出，一线城市要加大住宅用地供应，严防“地王”。
　　作为地方呼应，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要求，全省各地要以过去5年实际供地平均量为标准，保证住宅用地供应量显著增加，保持土地市场供应总体稳定。
　　广东国土厅还提出，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年底必须实现10%至30%的增幅，部分城市还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落实力度。各地要建立大企业、大地块清单并进行层层公示，加快盘活闲置土地，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国土厅还要求：各地坚持市场形成地价机制，但应消除炒作，消除地价异常信号，确保未来半年内不再出现新“地王”。
 
深圳前海第二轮拍地仅向香港企业开放
 
据前海管理局10月21日披露，该局将于11月27日公开招拍两宗地块，起拍总价为34.21亿元，此次土地拍卖仅限香港企业参与，为全国首例。
　　根据土地出让公告，两宗地块位于前海深港合作区十九单元3街坊，其中，T102-0244土地面积为1.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24.23亿元，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1.615万元。而T102-0245土地面积并不大，为4223.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4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9.98亿元，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1.56万元。
　　这是在此前成功拍出三宗土地后，前海启动的新一波土地拍卖。与上次拍卖有所不同的是，前海管理局此次将竞买申请人限定在香港企业。
　　根据要求，参与此次竞拍的申请人，必须是在前海注册成立从事供应链管理、商品展示交易、工业产品研发设计及相关贸易等经营业务的企业。其母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须为在香港注册的企业，且2012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或营业收入不低于50亿元。而如果是联合竞买的，联合竞买各方均应符合上述条件，且竞买申请人或联合竞买各方的母公司（或实际控制人）不得为同一家法人机构。
　　唯独允许港企参与土地出让，此种针对某个特定区域企业拍卖土地的做法，在深圳乃至全国尚属首次。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猜测，特限港企参与竞拍，可能是因首次拍地港企缺席。
　　实际上，在第一轮土地拍卖中，前海管理局便有意邀香港企业参与竞拍。今年7月，前海第一次推出三宗地块招拍，前两宗对竞买申请人要求并无指向，第三宗土地指向性则颇为明确——要求竞买申请人必须是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2012年营收不低于200亿元等。
　　前海官方当时曾公开表示，之所以设置这样的门槛，是前海的确想引进有实力的香港企业参与前海的开发，毕竟前海定位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必须争取香港企业的参与。
　　然而，这三宗土地虽然分别以51.9亿元、71.8亿元和109亿元的价格成交，但香港企业却集体缺席，最终拍得三宗地块的是内地企业卓越地产和华润置地。而事实上，在首次土地出让之前，前海管理局就征询过香港的新世界集团、新鸿基集团、世茂集团等企业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与前海的开发建设。
　　然而，这些公司随后却出现在上海徐家汇中心地块的竞拍现场。上海自贸区获批后，新鸿基联合体、九龙仓-恒基联合体一起出现在上海徐家汇中心地块的竞拍中，最终新鸿基旗下公司以217.7亿元竞得该地块，刷新了上海总价地王。
　　“深圳前海虽然已经成立了三年多，但基础设施还远远没有完善，而上海的徐家汇本来就配套很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企业选择去上海拍地很正常。”深圳某大型上市房企高层人士坦言。
 
浙江义乌出台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财政扶持办法
 
　　浙江省义乌市近日出台《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财政扶持办法（试行）》。 《办法》规定，义乌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扶持开展活动好、提供服务佳、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重点包括民办的博物馆、书画院、图书馆、艺术院团、美术馆、收藏馆、陈列馆以及文化研究院等。
　　《办法》对资金扶持条件、扶持方式及标准进行了界定，在扶持方式上采取营运成本补助、基本建设补助和事业发展奖励三种方式。对于每年开展活动天数多于250天的单位，根据活动营业面积按每平方米400元标准进行补助；每月开展活动不少于4次的单位，按活动营业面积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每年度同一单位最高补助资金不超过20万元。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新建且基本建设投资额在2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或改扩建且基本建设投资额在2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根据实际投资额的10%比例进行补助，同一项目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综合荣誉的，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扶持资金用于单位后续组织的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活动，义乌市财政局、审计局、文广新局将对申报单位进行跟踪检查，如存在虚假申报或挪用扶持资金的，除追回已拨付资金外，停止其申报资格，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温州设民间银行试点方案已上报
 
　　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10月23日表示，温州积极促进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引导民资设立各类金融机构，设立民间银行试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朱从玖强调，温州金改需“顶层关怀”。例如，在丰富金融业态方面，民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设立需政策支持。
　　在展望温州金改前景时，朱从玖表示，首先，从经济决定金融的基本关系出发，深化温州金改需推动温州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为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打好基础。其次，在已展开的各项金改工作基础上，鼓励国有银行加强理财产品和投资业务创新，创新和拓宽民间“小资本”投资渠道；推进针对小微企业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加快建立，探索形成新的征信模式。再次，希望民资设立各类金融机构能得到金融监管机构支持。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能展开试点。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步伐。调整完善国有银行考核体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比例要有刚性要求。
朱从玖透露，温州正在研究推行市政债、探索中小企业私募发行优先股和中小企业可转债、探索温州区域性法人金融机构（农商行、城商行）发行私募债，一旦时机成熟，考虑进行试点。地方发展各类私募基金、创投基金将得到更多支持。
 
武汉已构建金改时间表和线路图
 
武汉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方洁10月24日称，今年6月份，习总书记到武汉考察，进一步增强了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信心。马凯副总理以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项俊波都明确表态要主持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武汉金融改革创新将获得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
　　面对全国几十个城市争相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白热化竞争态势，方洁说，武汉必须走差异化，系统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她说，武汉的目标是用5到10年的时间全面建成中部金融中心，形成金融机构聚集区，资金融通高校去，金融创新试验区，将武汉打造成为全国科技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全国性金融教育培训中心，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票据业务和资金结算中心，成为辐射带动武汉城市圈金融服务一体化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金融融合发展的高地。在五年时间内，武汉金融业增加值可望超过100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5%以上。
　　在推动武汉建议区域金融中心方面，方洁提出了八项政策。第一，做好设计。武汉已经完成编制武汉区域金融中心规划，构建金融改革发展的时间表和线路图。第二，做大总量。不仅关注存贷余额，更关注社会投资总额等目标。第三，做多机构。将重点引进法人机构地区总部，外资银行，异地城商行，以及金融后台机构。第四，做强法人。支持大家加快在省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也支持大家跨区域拓展业务。第五，做实市场。鼓励企业上市融资，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持续融资，抢抓新三板试点局域，推进区域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要素市场，欢迎各金融机构和我们金融资产交易所，城市矿产交易所，知识产权交易所，航运交易所扩展业务合作。第六，做活机制。统筹各项金融资源，开展协同服务，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民间资本价格发现和信息发布机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给予金融机构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更多风险容忍度，建立科学可控的金改风控体系。第七，做出特色。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物流金融改革创新为突破口，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环境。第八，做优环境。推进金融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学习上海金融服务精细化的经验，提升对金融人才服务能力。
　　在吸引金融资源及人才方面，方洁还透露，武汉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另外还承诺，除了已经制定发布的政策之外，还提供N+1政策，即其他的金融中心可以提供的政策，武汉在此之外还可以再提供。
 
河北建煤热价格联动机制
 
河北省物价局10月22日披露，河北省将逐步建立煤热联动机制，当煤炭到厂价格变化达到或超过10%后，热力出厂价格也将进行调整。
　　河北省物价局建议各地先从非居民用户着手，根据非居民用户的试点情况，再逐步扩大到居民供热，预计不会影响今年居民供暖价格。各地也可以全面建立热力出厂价格与煤炭价格联动，热力销售价格与热力出厂价格联动的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再或者兼顾供用双方利益，热力出厂价格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热源生产企业经济寿命周期，按照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并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核定。
　　据了解，煤炭价格以辖区内热电联产企业的平均到厂价格为基础，以现行价格核定时对应的煤炭价格为基期，当煤炭到厂价格变化达到或超过10%后，相应调整热力出厂价格。为促进热源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热源生产企业要消化10%的煤价上涨因素；当煤价下降时，按热源生产企业消化上涨因素的同等比例核减热价下调幅度。
　　煤热价格联动以不少于一年为一个联动周期。若周期内煤价变化达到或超过10%后，相应调整热价；如本周期内煤价变动未达到10%，则下一周期累计计算，直到累计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10%，进行热价调整。
　　河北省物价局要求，热力出厂价格调整后，相应调整对用户的热力销售价格。其中，上调居民采暖用热价格应依法召开听证会，并对低收入居民采暖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非热电联产企业，例如锅炉供热企业，以现行热价水平对应的煤炭价格为基准，制定相应的煤炭价格与热力销售价格联动办法。
 
美联储提议加强美国大型银行流动性规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10月24日采取措施加强大型银行承受市场压力的能力，要求这些银行预留额外的安全资产来支持日常经营。
　　美联储官员的提议高于国际协议的要求。美联储提议要求大型银行预留足以维持30天经营活动的安全资产（例如现金或容易转换成现金的资产），以防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
　　这些规定旨在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演，当时由于流动性吃紧，金融市场出现冻结。上述提议将确保银行在市场混乱的情况下获得现金和其他资产。
　　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表示，流动性对银行的存活能力至关重要，同时也是确保金融系统平稳运转的关键。
　　上述提议不大可能导致美国银行业出现重大改变，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的融资状况已经明显改善。美联储一位官员24日表示，大多数的大型银行预计会在规定生效前基本达标。符合规定的资产包括美国国债以及其他政府债券，公司债以及在美联储存放的超额准备金。
　　上述流动性提议将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为90天，这些提议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美国银行，资产规模不足500亿美元的银行就不适用；那些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在国际上不活跃的银行必须满足较为宽松的规定。那些最大的综合性银行须满足全部规定。
根据提议，美联储希望银行在2015年1月1日前满足80%的所谓流动性覆盖率要求，并且在2017年前满足全部要求。该要求比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严格，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在2019年满足全部要求。
 
惠誉称美国负债率已超3A国家“上限”
 
　　据悉，继10月中旬决定对美国评级做出可能降级的负面观察评估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10月22日发布报告称，美国的负债水平已超过AAA评级国家最高的债务与GDP比率（负债率），而这一比率通常最高是80%～90%，目前惠誉接受美国的债务比达到110%，前提是中期内债务要稳步减少。
　　惠誉称：“即使一个主权国家拥有最强的信用基本面，也应有一个最高的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标准，高于这一比率水平，惠誉就认为其评级不再符合AAA级别。”
　　惠誉提到，AAA评级国家2013年的总体政府债务占GDP中值为47%，这一上限比例一般是80%～90%。不过，一些主权国家会拥有额外融资灵活性，例如一些有储备货币地位的基准借款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目前的门槛是90%～100%，但美国目前是110%。惠誉指出，给予美国如此宽松比例待遇的前提是：“中期内债务要处于稳步下降的正轨。”
　　不过，惠誉称，在降级前，会给AAA主权评级国家一些余地，“允许负债率暂时上升”。上调评级也同样有这样的“黏性”。如果要恢复到AAA评级地位的话，负债率就需要稳步下降。债务情况要能足够强韧到应对冲击，确保不会再次突破80%～90%这一水平。这意味着，债务占GDP比率需要在降级水平上再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而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虽然认为一些融资灵活性和债务负担能力高的AAA评级国家可以享有较高的负债率，但惠誉警告，高水平债务通常可能持续限制这些国家未来应对冲击的能力，对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
　　“负债率趋势可能在一个特定时刻成为对AAA或AA+国家采取评级行动的关键驱动力，不过，评级反映出的是许多强弱因素，并不仅仅是公共债务。”惠誉称。
　　10月15日，因美国政府未能及时提高联邦政府举债限额，惠誉将美国的AAA长期本外币发行人（IDR）评级置于负面观察名单。惠誉将最迟在2014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完成对美国评级的负面观察评估。
　　当时惠誉在声明中称：“美国是负债最多的AAA评级主权国家，其总体债务所占比例为AAA评级国家中值水平的两倍。”
　　次日，美国国会在最后一刻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终于暂时结束了政府关门，避免了债务违约。但该法案只能使政府运转到明年1月15日，举债能力维持到2月7日。这意味着，到明年年初美国债务僵局可能重演。
 
加拿大明确限制外国国企控股投资
 
据报道，后中海油-尼克森并购时代，加拿大政府仍以开放的态度对外资敞开大门，但对外国国有企业持更审慎的态度。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Joe Oliver在10月18日举行的第九届加中能源与环境论坛上，依旧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表示了热情的欢迎，但也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对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了限制条件，鼓励对油砂等资源进行非控制性投资。
　　Oliver表示，加拿大投资法对外国国企投资的指导意见很明确，外国国企若要获得企业的控制权，需符合加拿大本国的“净利益”（net benefit）；此外，国有企业若要在加拿大取得油砂项目的控股权，仅会作为例外情形（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予以批准。
　　加拿大政府于2012年12月7日宣布批准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Nexen）、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收购加拿大进步能源公司（Progress Energy Resources）两项交易，收购价格分别为151亿美元和60亿美元。与此同时，新出台的外国投资指导方针也发出了收紧的信号。根据加拿大政府新提交的法案，收购资产标的达到10亿加元才需要联邦政府审批。但对国企收购，资产标的超过3.3亿加元就会触及联邦政府的审查门槛。
　　由于外国国企大型并购交易的停滞，2013年加拿大的外国投资从2012年的660亿加元锐减至30亿加元。Oliver称，未来十年，加拿大的能源开发项目预计将需要超过650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外国投资者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对于民资企业而言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
　　除了上游资源的引资外，Oliver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推动本国液化天然气（LNG）向亚洲地区出口，其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以及充足的资源储备对亚洲买家很有吸引力。他同时认为，如果加方不为出口规划安排更紧凑的时间表，将面临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等LNG出口国的激烈竞争。
　　为此，Oliver称，加拿大方面将尽快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推动本国资源的贸易。据介绍，一些公司已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启动了LNG出口项目，已经有三个项目获得出口牌照，旨在从西太平洋海岸向亚太地区出口。
　　加拿大资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能源厅厅长Ken Hughes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吸引海外企业的投资对阿尔伯塔来说至关重要。阿尔伯塔省境内的原油储量占加拿大总储量的98%。
　　“在阿尔伯塔省，自上世纪40年代钻下第一口产油井，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本来进行开发。所以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和强烈的意愿欢迎国外的资本来开发我们的资源。”阿尔伯塔省的原油储量中有99%以油砂的形态存在，相对常规原油储藏而言，油砂的开发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需要引入的投资额也更大。Hughes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单纯以国内的资本能够凭自身的力量，优化能源资源的生产。
　　“外国投资约占阿尔伯塔省矿业和油气资源开发领域总资本自出的30%。自2011年，来自中国的石油公司为阿尔伯塔省的能源企业投资了270亿美元。阿尔伯塔的生产企业也很迫切的希望能走向中国市场，包括油砂、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石化产品和专业技术，”Hughes介绍称。
 
欧洲央行正式启动欧元区银行业全面审查
 
据悉，欧盟财长近日通过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议案，确认欧洲央行和成员国监管机构共同构成该机制下的监管主体。１０月２３日，欧洲央行正式宣布启动欧元区银行业全面审查计划，以在完成审查后正式承担监管职责。
　　欧元区银行业全面审查计划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监管风险审查，对银行流动性、杠杆、资金进行定量、定性风险评估；二是资产质量审查，即审查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包括资本金要求以及抵押品估值等，以提高银行风险承担的透明度；三是进行压力测试，以检测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承压能力等。
　　欧洲央行指出，将要求所有接受审查的银行满足最低８％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还将附加１％的资本要求。该全面审查将涉及欧元区国家约１３０家大型银行，其资产约占欧元区银行业资产总规模的８５％。
　　全面审查将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开始，持续一年，审查结果将在欧洲央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承担监管职责前公布。审查工作由欧洲央行主导、各成员国监管机构参与，同时还将接受独立第三方机构支持。其中，欧洲范围内的银行业压力测试将由欧洲央行与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共同主持完成。
　　欧洲央行表示，进行银行业全面审查旨在增强银行业透明度、修复银行业系统漏洞与问题、重建市场信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该审查计划“对欧洲和欧元区经济的未来是重要的一步，透明度是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我们期待银行业审查能增强私营部门对欧元区银行的稳健性与资产负债状况的信心”。
　　由欧洲央行主导的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是欧洲建立银行业联盟的第一步，其他步骤还包括协调成员国间的银行清算机制以及建立存款担保制度。
 
法议会下院批准开征“富人税”
 
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10月18日晚投票批准在今明两年内针对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高税率的“特别富人税”。
　　根据法国政府提交的2014年财政预算提案，2013年和2014年，在法国进行工商注册的企业将为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员工缴纳一项名为“特别互助贡献”的税收，税率确定为50%，但一家企业此项税种所缴纳的总额不超过其营业额的5%。
　　由于在法国进行工商注册的企业还必须为员工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用，这一新税种实际税率接近75%，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提出的开征高额“富人税”主张相符。法国政府称，这一新税种将涉及470家企业的1000名员工，每年可为法国政府带来2.1亿欧元收入。
　　法国负责预算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贝尔纳·卡泽纳夫表示，这项新税种并非针对“成功人士”，而是高收入者在公共财政困难时期所作的“特别贡献”。他强调，法国在整顿公共财政期间有必要本着“公平”原则，采取这项临时性税收措施。
　　而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议员马克·勒菲尔则表示，这项新税种将“破天荒”地成为法国体育类专业报纸《体育队报》的头版头条。
　　法国职业足球联赛表示，这项新税种将涉及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13家职业俱乐部，它们将因此多缴纳4400万欧元。
　　法国宪法委员会去年底曾裁定，法国政府拟于2013年和2014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税率为75%的所得税“侵犯了税收平等原则”。
　　法国政府于是经过数月酝酿，针对奥朗德的竞选主张提出了新措施。但这项措施还需要提交法国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和批准。在参议院否决的情况下，法国国民议会仍有最终审议权和投票权。
 
英国央行全票同意现有货币政策不变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１０月２３日发布本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称，该行货币政策委员会９名成员一致投票同意维持当前货币政策立场。
　　英国央行于１０月８日至９日召开货币政策例会，并在会后宣布保持０．５％的超低基准利率水平和３７５０亿英镑（约合６０６０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规模不变。
　　纪要显示，英国央行认为，今年迄今，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其中发达经济体持续保持缓慢复苏势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则有所弱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最新预测，这种变化或将持续到明年。
　　关于英国经济，该行表示，包括采购经理人指数和英国总商会调查等先行经济指标持续向好，今年下半年英国经济将保持复苏状态。按照先行经济指标的走势，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速或在１％左右，而央行的预测值在０．７％以上。
　　英国央行还表示，随着英镑近期走高，未来１８至２４个月内英国通胀率处在２．５％上方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而目前英国失业率保持在７．７％左右，同样高于７％的失业率目标，因此该行认为，应继续保持现有货币政策立场不变，而非收紧货币政策。
　　今年８月，英国央行推出前瞻性货币政策，表示在通胀形势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将维持现有货币政策立场直至失业率降至７％以下。
 
澳大利亚政府提高债务上限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霍基１０月２２日在堪培拉的记者会上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把债务上限从现有的３０００亿澳元（约合２８９６．５亿美元）提至５０００亿澳元（约合４８２７．５亿美元）。
　　“我们之所以选择调高这一上限，是因为到今年１２月１２日澳大利亚政府将达到现有的３０００亿澳元债务上限，”霍基说。
　　澳大利亚国库部在９月大选前的预算修订案中预计，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政府未偿债券面值将达到３０００亿澳元上限，到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才能降至２９００亿澳元附近。
　　霍基指出，本次调高债务上限，也是因为近期美国政府关门事件让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提高财政稳定性的必要性。
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上调债务上限对其金融市场影响不大。澳大利亚目前信用评级为ＡＡＡ。
 
惠誉认定刚果（布）主权信用为B级
 
全球主要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近期发布一些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结果，认定刚果（布）为Ｂ+，评级展望为“稳定”。。
　　刚果（布）这一排名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状况较好的肯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加纳等处同一水平。惠誉解释这一评级结果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刚果（布）财政状况稳定。
　　政府公开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起，依靠石油产业出口拉动，刚果（布）财政盈余充足，外汇储备足以维持６个月进口需求，可在危机状况下起缓冲作用。另外，政府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维持在３１％的低水准，是刚果（布）获得相对较高评级的另一大原因。
　　惠誉预测，至２０１５年，刚果（布）政府总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有望进一步降至２６％。但惠誉同时警告，刚果（布）营商环境和政府管理欠佳，可能制约这一国家今后进一步发展。
　　依照世界银行先前发布的一份本年度营商环境排行，刚果（布）在１８５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三。本月早些时候，另一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认定，刚果（布）主权信用为Ｂａ３。
 
塞浦路斯将在2014年初撤销多数外汇管制举措
 
塞浦路斯财长乔治亚季斯 (Harris Georgiades)10月21日向塞浦路斯议会的金融委员会表示，该国预计将在明年年初撤销几乎所有的外汇管制举措。
　　与此同时，塞浦路斯央行行长潘尼克斯-吉利特里阿迪斯(Panicos Demetriades)表示，随着经济的恶化以及不良贷款的攀升，该国的银行在2014年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亏损，但银行业具有足够的资本加以应对。
　　据了解，在今年3月，塞浦路斯实施了外汇管制举措，这在欧元区是首次。塞浦路斯此举旨在阻止该国的银行遭遇挤兑。在此之前，塞浦路斯的储户被迫要求承担国际救助带来的成本。
　　乔治亚季斯表示，基于对塞浦路斯银行体系的重组议程，绝大多数的外汇管制措施都应该在2014年春季之前被撤销。他表示：“进度时间表要求我们在2014年前三个月上调所有施加的外汇管制措施，但其中有条举措例外，那就是将资金从该国银行体系的账户中转移到海外。”
　　乔治亚季斯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个体储户需要明白，向海外转移资金举措都必须基于特定的商业理由。乔治亚季斯指出：“这将是最后一个被解除禁令的管制措施，这与我们的进度时间表无关。”
　　自今年3月以来，塞浦路斯正逐步放宽对资金的限制举措。但在使用支票上依然存在一项禁令，不允许投资者每日取出超过300欧元的现金，也不允许取出定期存款。
　　基于欧央行近期的数据，私有部门的存款在今年8月下滑了2.1%，且在过去的15个月里，这一存款水平累计减少了30% 。
塞浦路斯的银行业曾因对希腊的债务风险敞口而遭受打击，如今该国的银行正面临着在本土市场的亏损，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加深的经济衰退使得民众难以偿付其债务。塞浦路斯最大的银行塞浦路斯银行在今年10月10日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该行的亏损超过了20亿欧元，这主要是因为不良贷款水平的攀升。
 
古巴宣布启动货币统一进程
 
古巴政府１０月２２日发布声明，宣布启动货币及汇率统一进程，以期改变现存的双轨制货币政策，即国民货币比索和可兑换比索并存的局面。
　　作为古巴民众呼声最高的改革内容之一，这一决策于１９日召开的古巴部长会议上讨论并获得通过。
　　声明说：“此举将提高生产率，促进分配及再分配机制的有效性。”但声明未给出实施这一进程的具体时间表，只是提出这一进程将由面向法人逐渐过渡至自然人。声明指出，实施货币统一“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需要审慎准备、严格执行，不能损害合法获取任一货币者的利益”。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起，古巴陷入经济危机。时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于１９９３年授权批准美元在古巴境内流通以回笼资金。一年后，古巴宣布废除美元流通，改为使用可兑换比索。可兑换比索与美元的官方比价为１比１，用美元直接换可兑换比索还需交纳１０％的手续费，１个可兑换比索可兑换约２４个比索。
古巴政府以比索支付国民工资并支配国民经济，近年来比索流通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局限于农贸市场，绝大部分消费场所如商店、超市、饭店、酒吧和咖啡厅等使用的都是可兑换比索，私营经济体也更青睐可兑换比索。货币改革将对古巴经济和民生产生巨大影响，涉及工资、养老金、商品价格以及税收等领域。
 
经合组织要求巴西实施结构改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１０月２２日要求巴西尽快着手实施结构改革，以巩固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进程。
　　来访的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与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会晤后表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向巴西政府递交该组织新近完成的《巴西经济研究》报告。
　　古里亚介绍说，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建议实施结构改革，其中包括巩固宏观经济政策，将年通货膨胀降率降至４.５％，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他说，经合组织还建议巴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将该领域更多地向私人开放。他特别称赞了巴西刚刚完成的海上油田招标活动，认为这将带来大量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投资。
　　古里亚指出，尽管世界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只要巴西勇于调整其经济结构，它有着比任何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更好的条件，在今后获得更加稳固与强劲的增长。
　　曼特加承认，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巴西某些方面的进展速度不尽如人意。但他强调，巴西在控制开支方面“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尽管年通胀率仍有５.５％，但处在“可控制”范围内。此外，巴西也认识到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并已着手对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实施开放。
　　目前，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正在对拉丁美洲多国进行访问。在到巴西前，他已访问了哥斯达黎加和智利，此后他还将前往哥伦比亚。
 
日本央行称将实现2%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于10月21日在日本央行国内分行及美国和欧洲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季度会议上表示，他对日本经济前景有信心，并且或将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海外权威外汇交易公司AnBerFX却在近日分析称，日本央行政策前景存在隐患。
　　据了解，日经指数今年以来上涨近40%，同时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加速，消费者价格正在上涨，有分析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已经开始奏效，乐观情绪开始蔓延。
　　黑田东彦表示，该行在4月份推出的大规模货币宽松计划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日本经济目前正在朝着央行之前所设通胀2%的物价稳定目标稳步前进。
另一方面，AnBerFX则于近日表示，如果全球经济复苏熄火，一些乐观情绪或将烟消云散，“安倍经济学”随之也可能出现问题。据了解，尽管日本公共部门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飙升至200%以上，但日本央行采取的举措压低了借款成本。AnBerFX称，随着日本国债收益率的攀升，日本政府的借款成本将会被推高，这会给日本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压力。
 
香港议员要求证监会分权及制衡
 
　　香港立法会10月23日开会讨论香港证监会的职能，并通过无约束力议案，促请特区政府尽快检讨香港证监会的职能和运作机制，包括要求证监会在处理刑事检控工作时必须遵守相关守则，同时要让律政司对香港证监会的刑事检控工作有足够的监督，以及保留律政司对香港所有刑事检控拥有最终控制权。
对此，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回应称，港府现阶段无意修改相关条例。她强调，香港证监会的检控权力并非独有，并且早已有足够的制衡。梁凤仪举例说，自2007年以来，香港证监会以简易程序检控的案件共有300多宗，其中九成为成功案例，成绩有目共睹。
 
香港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季报计划或搁浅 
 
　　港交所10月21日公布，由于欧盟决定在2015年取消强制企业刊发季度财务报告的安排，香港上市委员会预期短期内已无需考虑就强制香港上市公司刊发季度业绩一事进行咨询，这意味着实行相关规定的机会颇低。对此，香港上市委员会也认为不必要改变目前企业可自愿披露季报的“建议最佳常规”。
按照目前香港的上市条例规定，香港上市公司只需每半个财政年度公布一次业绩。此前，港交所原本希望跟随内地及外围市场转为本地上市公司也需要发布季度业绩，但在过去10年的多次咨询中均遇到不少反对声音，不少上市公司认为此举将会加重企业成本。
 
香港拟于明年成立竞争事务委员会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１０月２３日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正进行筹组工作，建立内部程序和财务及行政制度，同时展开招聘，预计明年上半年职员可陆续履新。竞委会计划明年就各项规管指引展开咨询，研讨规管指引的拟稿。
　　苏锦梁当天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时指出，《竞争条例草案》去年６月获立法会通过，成为《竞争条例》，通过设立法律框架，规管不同行业内可能出现的反竞争行为，维持市场公平和可持续竞争。
　　竞委会是独立法定机构，主要负责调查反竞争行为，提高公众对竞争价值的了解，推动社会各界遵守条例。对竞争事宜有主要司法管辖权的竞争事务审裁处，负责聆讯和裁定与竞争有关的个案。
竞委会９月开始展开招聘工作，从全球物色包括行政总裁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招聘各级员工，预计职员明年上半年陆续履新。招聘工作完成后，约有５０名员工，每年薪酬开支连津贴约４６００万港元。
 
投资分析点评
 
　　▲华润医药在京设立产业园发展生物医药
 
华润医药北京产业园日前在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开工建设。总投资预计可达１４８亿元，计划于２０１７年全面投产使用。建成后，年产固体制剂能力达１２０亿－１５０亿片（粒），液体制剂５亿支，医疗器械２３４５０套，主要工艺设备８００台（套），预计实现工业产值２０３亿元。
　　华润医药集团董事长李福祚介绍，华润医药北京产业园的兴建是借力北京市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优势，定位为创新研发、高端制造基地和开放合作平台。其核心是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实现集群发展。
华润医药北京产业园实行整体规划、分批建设园区，设计和工艺布局全面贯彻绿色低碳的理念，生产工艺实现低碳环保。该产业园以期实现企业内部集研发、孵化、合作、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化，预计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全设备最先进的研发中心之一。
 
　　▲华电寻找页岩气“甜点”
 
华电集团副总经理邓建玲在10月21日举行的“通用电气公司（GE）《天然气时代》白皮书发布暨领袖论坛”上介绍，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进入页岩气开发，主要是考虑为燃气电站找到补充气源，实现热气电力冷气三联供的天然气供给需要。
　　华电集团2011年与GE成立合资企业，共同生产航改型燃气轮机，给利用小规模能源进行发电的分布式发电应用提供装备和技术。
　　华电之所以选择天然气发电作为资产运营的重要部分，还出于国家能源结构转型对于清洁能源的需要。邓建玲认为，中国能源发展还处于一个以能源规模发展和尾端治理的阶段。“过去的煤电厂需要进行脱硫脱硝改造等尾端治理，才能够适应当前环境承受力的需要。从尾端治理到前端管控，推动分布式能源和燃气发电的发展是必然选择。”
　　2012年下半年，华电集团已经把页岩气开发提升至战略层面，希望在非油气央企中的领先地位。并在国土资源部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中，一举中标五个区块，包括华电煤业中标的贵州绥阳区块、华电工程中标的湖南花垣区块、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中标的湖北鹤峰和来凤-咸丰区块，以及华电持有80%股份的湖南省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中标的湖南永顺页岩气区块。华电集团计划投资约27亿元，对中标区块进行勘查开发。
　　邓建玲表示，华电的页岩气区块已经做了一部分地质勘探和评估，但目前还处在寻找区块“甜点”（sweet point，即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富集区）的阶段，还不敢大规模地投入。“找到‘甜点’之前，打的井都是试验井，不能保证它们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据了解，华电的页岩气开发业务由旗下的油气开发分公司负责。华电做出开发方案，施工则交由专业公司完成，目前在进行物探工作。计划今年底开始打井，到明年进行排采和工业试气，争取在两年内找到具备商业开发价值的区块。
 
▲TCL集团244亿上马第二条8.5代线
 
　　据继京东方A7月份提出高世代液晶面板扩产计划之后，国内另一家液晶面板生产商TCL集团也释放出扩产的信号。10月25日，TCL集团发布公告称，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拟投资244亿元实施二期第8.5代TFT-LCD（含氧化物半导体及AMOLED）生产线建设项目。
　　根据公告，华星光电二期项目选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现有工厂的预留用地。项目总投资244亿元，其中建设投资为224.2亿元，流动资金为19.8亿元。项目预计于2013年底开工建设，2015年第三季度投产。本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增加供应液晶面板1000多万片，新增年产值226.68亿元。
　　该项目加工的玻璃基板尺寸为2500mm×2200mm，设计产能为10万片/月，其中非晶硅半导体玻璃基板投入量为7万片/月；氧化物半导体玻璃基板投入量为3万片/月，产能将根据市场状况和产业化进程进行调整。项目的产品类型将主要集中在23.6", 32",42", 55",65"，85-88"液晶显示屏，55"OLED显示屏，超大型公共显示屏等。考虑到行业新技术革新，并根据华星光电现有技术准备，未来将会导入氧化物半导体、W-OLED、Cu工艺、COA、GOA等新技术。
　　TCL集团表示，目前华星光电仅有一条8.5代生产线，产能和规模不足，市场上的主要产品尺寸尚未完全覆盖。项目建成后，将可吸引更多的上下游配套供应商在工厂周边设厂，增强产业的聚集，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优化产业链供应能力。另外，TCL集团已在现有厂区内建设了4.5代FPD试验线，进行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的研发。上述项目的建成，将有利于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实现氧化物半导体、OLED等新技术应用，率先掌握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
 
▲昆明制药将投资20亿建昆药科技园
 
　　昆明制药10月25日公告称，公司拟投资20亿元打造昆药生物医药科技园，科技园将主要用于承接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整体搬迁。
　　根据公告，该科技园将主要建成公司行政和营销中心、制造中心、原料药分厂、质检和研发中心以及整体搬迁的昆明中药厂。
　　对于项目建设的影响，昆明制药表示，上述项目建成后，公司将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大幅提升药品内在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建成具有明显规模经济优势的国际化医药创新产业基地，将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全球首个房租债券箭在弦上
 
　　据业界10月21日披露，当美国房地产市场走出五年低谷时，资本大鳄们从中嗅到了机会。在获得信用评级后，全球首个房租收入支持债券将于未来几周面世，“房租证券化”箭在弦上。
　　“大地主”黑石集团计划捆绑旗下每月租金约1500～1700美元的房产，以其未来租金收益为担保，由德意志银行负责打包成债券推向市场，为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等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融资途径。据称，黑石集团与德意志银行此次的发债规模预计达到2.4亿～2.75亿美元，绑定的资产及物业价值将在3亿～3.5亿美元之间。
　　此外，这种房租债券现在至少获得了一个信用评级机构的支持，甚至可能给出高达A或BBB的投资评级，并最早将于10月内向市场推广。银行家认为，房租证券化能够演变成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市场，这种债券应该归入新的资产类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以及晨星信用评级公司都有可能成为该债券的投资评级方。但有批评者认为，将房租证券化这种业务只是房价攀升的短期赌注，并缺乏长期数据表明租客是否能及时支付租金。
黑石这一私募巨头与不少投资公司一样，自去年年初以来花费超过55亿美元在美国十几个主要市场收购了约3.2万套房产，目前已经成为出租屋最大的投资者。分析人士表示，黑石的一系列动作似乎表明，其看好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黑石在房地产市场的实力可以减少投资者对这种新型债券的担忧，但房租债券会否在未来酝酿成为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则颇受争议。
无独有偶，此前有报道指出，国投瑞银基金公司将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出首只投资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房地产信托凭证产品，该产品将数个公租房项目打包作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标的，以解决长期运营资金问题。
 
　　▲杜邦拟剥离旗下功能化学品部门
 
据悉，在部分投资者呼吁管理层改善公司财务业绩之际，杜邦公司(DuPont Co., DD)日前计划将旗下的功能化学品业务分拆给现有股东。
　　该业务增长速度偏低，且从研究进展来看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快速增长，不过杜邦称这块业务仍是盈利的。杜邦之前曾表示，正在寻求分拆或出售这项业务。去年，这个生产制冷剂和油漆颜料的部门的收入约为70亿美元。
杜邦拟通过免税分拆的方式将上述业务转让给股东。该公司预计，第四财政季度将计入每股1-2美分的分拆支出。
 
　　▲中国企业在美基础设施投资面临五项挑战
 
美国商会１０月２３日发布报告说，美国未来十几年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投资良机，但中国企业应关注在美投资的五项挑战。
　　根据美国商会提供的保守估计数据，从目前直到２０３０年，美国能源、交通和饮用水与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８万多亿美元，年均需求约４５５０亿美元，其中能源投资占５７％，交通投资占３６％，而饮用水与污水处理投资占７％。
　　美国商会认为，由于政府预算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是私人部门，而中国投资者可以借机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和经验优势用在美国市场。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将面临五项挑战。首先，中国企业如果谋求基础设施项目或企业的所有权，将面临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特别是电网、油气上中游产业、机场、海港等敏感领域。第二，中国在美投资也可能引起当地社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并不针对中国，而是源自对外国企业控制当地公共服务的担忧。第三，美国方面会担心中国企业质量控制与产品安全。第四，由于中美之间法律合作有限，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能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最后，由于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市场主要通过商品输出，因此缺少提供售后服务和长期养护的能力，而这对于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可能是赢得合同的关键因素。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丹尼尔·罗森表示，如果中国企业想要进一步成长为国际性企业，那么投资美国市场是个不错的选择，企业可以借此熟悉当地法律和增加管理经验。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上海首次发布企业并购指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牵头编制的《２０１３年上半年上海企业并购指数报告》近日公布，并首度发布了“上海企业并购指数”。在所有成交项目中，房地产业成交金额位列各行业首位，占比超过３４％。
　　上海联交所人士说，上海企业并购指数是首个反映上海企业并购市场运行态势的指数。此次公布的并购指数，以今年１月为基数，至６月份达到１２９９．４４点，增幅达到２９．９４％。
　　据分析，从并购活跃指数看，以上下游市场要素整合为目的的纵向并购日益活跃，横向并购亦出现范围更大、行业更多、地域更宽的并购特点，纵横结合的混合并购渐入高潮。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并购市场实现纵向并购交易的宗数占比超过３８％。
　　在所有成交项目中，房地产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成交金额位列前三位，分别占比３４．３％、１４．２６％、１２．４％。从并购区域指数看，异地并购趋于活跃。其中，长三角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越来越成为上海产权市场并购的重要主体。
　　从并购主体指数看，上半年非国有主体参与市场较国有主体更为活跃。在受让方中，非公资本收购各类企业的宗数与金额都有明显上扬，受让金额占五成以上。越来越多的项目采用竞价方式完成交易。
　　上海联交所相关负责人说，产权市场在不断强化国资交易的基础上，也积极向物权、经营权、增量交易等新兴领域拓展。今年上半年，上海产权市场物权成交宗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加１０．７８倍和６．８２倍，形成了不动产、大型移动设备、大宗物权等新的板块格局。
 
▲京东方获竞争力中国前十等奖项
 
　　据悉，在日前由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主办的第四届“暨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竞争力高峰论坛”上，京东方A获得“2013全球竞争力品牌·中国TOP10”和“最具创新竞争力企业”两项殊荣。
　　组委会表示，近年来，京东方在技术、产品、管理、营销等各方面均有优异表现，企业创新能力、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持续稳定提升，有力推动了中国乃至全球显示产业的发展繁荣。
　　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表示，京东方积极推进显示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持续强化产品、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目前，京东方年新增专利数位居全球业内前三，研发人员人均和单位产出专利量位居全球业内第一。
　　京东方副总裁张宇认为，京东方已连续三年获得“全球竞争力品牌·中国TOP10”奖项，这是京东方自主创新、产业链协同及全球化价值共创等综合竞争力的持续体现。
 
　　▲阿里欲做虚拟运营商
 
据悉，年初即闹得轰轰烈烈的“移动通信业务转售试点”终于快要拉开帷幕，电商巨头阿里也在此时袒露出了它对这个市场的野心。
所谓“虚拟运营商”，即企业从基础电信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在工信部文件里，虚拟运营被称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阿里负责虚拟运营事宜的相关负责人10月21日证实，阿里确实在和中国电信谈合作，但具体的进展，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知情人士披露，半年前，针对虚拟运营合作事宜，阿里与中国电信就已经开始了谈判。经过好几轮谈判，现在阿里已经入围最终上报名单，等工信部相关部门审批之后，才能确定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阿里应该可以成为首批虚拟运营商”。
　　“阿里做虚拟运营商并不需要花太多的代价改造后端技术平台及销售平台，对阿里来说，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上述知情人士认为，“至于中国电信，在自身电商渠道做得并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引入阿里庞大的电商渠道，对于发展用户也是有利无害。这是一笔双方各取所需的交易。”
　　早在2004年左右，业内就有放开虚拟运营的呼声，但迟迟未能实现。今年1月8日，工信部公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决定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试点时间初定2年，符合条件的中资民营企业均可向电信管理机构提出参与试点业务的申请。之后的5月17日，工信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告》，要求三大运营商尽快与意向企业洽谈，并在企业提出合作意向之日起4个月内给出结果。业内普遍预计，这一时间点将会落在10月底、11月初。
　　业内人士保守估计，这将是一个年收入200亿元的市场；如果发展理想，整个虚拟运营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00亿元。
 
　　▲海南航空计划11亿收购天津航空14%股权
 
　　海南航空日前公告称，拟以10.93亿元受让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13.95%股权。受让完成后，海南航空与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的持有天津航空股权比例分别为44.65%、51.78%、3.57%。
　　海南航空表示，天津航空作为直辖市天津的地方航空公司，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和良好的航线资源。公司此次受让天津航空股权，为股东海航集团进一步履行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承诺之举。
 
　　▲国电电力34.7亿收购股东发电资产
 
　　国电电力日前公告称，拟自筹资金收购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的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收购价格约为34.7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9月末，安徽公司总资产约117.2亿元，净资产约18.9亿元；今年前9个月实现净利润约4.33亿元。此次交易的评估增值率为94.85%。
 
　　▲美邦服饰收回邦购网电商平台
 
10月18日晚，美邦服饰发布公告将收回此前剥离上市公司的邦购平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拟将邦购网域名无偿转让给公司，其全资子公司“爱裳邦购”将不再经营与此相关的电子商务业务。此举意味着美邦将重新布局电商业务。
据公司相关人员表示，邦购平台经过两年的体外培育，目前已经发展成熟，收回上市公司的时机已到。美邦服饰表示，将全面融合实体店铺及互联网业务运营，为消费者提供生活场景式购物和互联网化购物的互动体验。
　　美邦董事长周成建不久前表示，互联网等于颠覆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商业模式，而传统商业模式并没有被取代，反而会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购物体验和互联网购物的深度互动体验。美邦将利用现有渠道资源、加盟商资源、供应商资源和品牌资产来创新转型深挖潜力。
　　据悉，美邦10月内将在其一家旗舰店推出电子商务互动体验楼层，即以实体店铺提供的传统式生活场景与年轻时尚人群互联网化、移动化生活情趣完美结合的购物体验环境。
 
　　▲大同煤业15亿向大股东转让两煤矿
 
　　大同煤业10月24日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旗下同家梁矿、四老沟矿的整体资产（含负债）。转让完成后，大同煤矿不再向同煤集团承租同家梁矿和四老沟矿相关土地使用权。
　　同家粱矿矿区面积 24.9平方公里，生产规模70万吨/年，保有资源储量为1.47亿吨，可采储量为5458.9万吨；四老沟矿矿区面积29.83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150万吨/年，保有资源储量1.36亿吨，可采储量3977.96 万吨。
　　根据有关评估报告，同家梁矿和四老沟矿两矿总资产（不含采矿权）账面值为4.39亿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6.92亿元，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分别为5.22亿元和5.12亿元。此次转让对价以相关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之和为基础厘定，为14.95亿元。
 
▲思贝克发布工业品平台战略
 
　　据悉，思贝克集团日前在深圳发布工业品平台战略。思贝克董事长钟天然介绍，这一全新的工业品类平台将运用“实业+金融+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以O2O（线下连接线上）电子商务运营为载体，在工业领域建立产品、技术、服务、仓储、配送、运营为一体的支持平台。
　　据悉，思贝克是集工业消耗品生产服务、商业地产、金融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同时启动工业品平台一期市场（广东区域）拓展商加盟活动，构建新型的工业品销售产业链。
据介绍，目前我国工业品领域的商业模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思贝克工业品平台融合了实业、金融、电商三者，实现客户源、资金流的资源整合，通过线上订单和线上交易，去除传统分销层级的重复运营成本。
 
▲赵双连出任中储粮董事长
 
据消息人士10月24日介绍，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网站（简称中储粮）“企业领导”一栏中，赵双连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董事、党组成员、总经理。
　　此前，中储粮董事长为61岁的包克辛，赵双连为总经理。吕军此前担任中粮集团副总裁。
　　中储粮官方披露，新任董事长赵双连在中储粮集体会议上表示： 此次中储粮干部调整，涉及提拔、岗位变更、分工调整，共有30人，是近年来干部任用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作为新董事长，赵双连强调中储粮将“突出主业发展”，在“两个确保”（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的主线下，围绕轮换搞贸易，围绕轮换搞加工；不过度追求企业利润，不过度延伸产业链。
　　赵双连在中储粮中层管理干部集中谈话会上明确指出，中储粮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是管理基础薄弱，基层腐败案件高发，管理模式传统；第二是体制、机制建设不足，监管力度不适应快速发展；第三是在“两个确保”的认识上存在差距，一些地方操之过急、好高骛远、求大求快求全，导致管控能力下降；第四是干部教育、培训、使用存在制度不完善、规则执行力不够，廉政建设上，一些干部触犯刑律，廉政建设、廉洁文化有待加强等。
　　赵双连强调，对于政策粮油托市收购过程存在的“转圈粮”、擅自动用、压级压价抬级抬价、违规拆借资金、“小金库”等“四害” 管理问题，中储粮必须抓紧解决。5月份，审计署报告指出，2008年至2011年，中储粮所属湖南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部分直属库违反国家规定，将存储在本库的522148.61吨临时储备粮和最低收购价粮（转圈粮），转为中央储备粮或用于对外销售，从中获利1702.58万元。
　　事实上，自2011年年底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被双规批捕以来，中储粮从公司高管到各地分公司发生了10多起人事任免调整，其中2012年4月，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的潘洪亮卸任，其外，姚瑞坤也不再担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中兴通讯CEO史立荣再登电信业最具影响力高管榜
 
日前，英国电信媒体&研究机构GTB发布全球电信商业百强榜单，中兴通讯董事、首席执行官（CEO）史立荣位列提升至全球电信行业最具影响力高管榜第18位，成为历年排名最高的一次。
据悉，进入该榜单前20名的还包括中国移动李跃等三位中国企业高管。
 
　　▲中国目前已是可口可乐全球第三大市场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１０月２４日表示,“中国区的业务发展对于实现公司２０２０业务翻番的目标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已是可口可乐全球第三大市场。”
　　穆泰康当天出席了河北省石家庄新厂的开业仪式，正式宣布中国第４３家工厂的建成投产。这一新厂是可口可乐在河北省投建的首家工厂，总投资达１．０６亿美元（约合６．５亿元人民币）。
　　中粮可口可乐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张吉缃表示，“可口可乐的装瓶业务对于中粮集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饮料选择。待全部投产后，河北厂将成为中粮可口可乐１２个装瓶厂中最大的一个。”
　　“河北厂是公司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三年内继续在中国投资４０亿美元计划中的一部分。它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我们已基本完成在华北地区的产业布局”。穆泰康说，可口可乐及其装瓶合作伙伴曾宣布自２０１２年起三年在华投资４０亿美元，用于完善系统基础建设，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持续的品牌建设。上个季度，可口可乐在华业务增幅为９％，其中汽水增幅为８％。
　　穆泰康透露：从１９７９年重返中国市场至今，可口可乐在华总投资已经超过了５０亿美元，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投入３０亿美元。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将继续在中国投资４０亿美元。
 
　　▲阿里巴巴称美证交所接受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集团新闻发言人10月20日确认，公司已获得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接受阿里合伙人机制的书面确认，阿里合伙人机制包括其对董事会的提名权完全符合上市规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或为阿里巴巴为了上市继续舆论造势，高调发声不排除有向港交所施压的可能。
此前，阿里巴巴集团CEO陆兆禧曾公开表示“已经选择不在香港上市”，而市场有猜测放弃港交所，阿里巴巴有可能赴美上市，因为美国市场允许双重股权结构的存在，很多科技类的公司Google、百度等都采用该方式上市。但同时赴美上市也面临很多问题，公司架构调整，如何重获投资人对阿里巴巴的信心。
 
　　▲沃尔玛到2016年在华增开110家新店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10月23日宣布将扩大在华业务，希冀能提升放缓的零售业务盈利率。
　　沃尔玛宣布，2014-2016年间将在中国增开110家新店，而今年沃尔玛开设的新店已有30家。
　　沃尔玛中国首席执行官高福澜（Greg Foran）称，沃尔玛已经关闭了11家业绩不佳的老店，接下来的18个月内计划再关闭另外15-30家老店，他称这属于公司的合理化部署。
　　沃尔玛面对着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而其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也发生着根本的转变，比如年销售增长放缓，消费者转向网上购物。
　　沃尔玛希望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在中国的零售市场上获取利润。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预计中国电商市场2012-2015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为32%。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麦道克（Mike Duke）表示，沃尔玛今年上半年的电子渠道业务增长了约30%，公司也在配合中国政府促进新兴中产阶层和城市化发展的策略。
 
▲英国政府批准有中国企业参与投资的新核电站计划
 
英国政府与法国EDF能源集团10月21日就修建欣克利角C核电站一事达成协议，这个总投资高达160亿英镑的核电站项目包括修建两个新的反应堆，EDF的长期合作伙伴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将在其中拥有股份。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爱德华•戴维表示，建设核电站有助于改变目前英国过于依赖天然气能源的现状，同时将有效降低能源价格，更多核电站的建立将使消费者在2030年时每年的能源消费减少75英镑。
　　他指出，核电站的修建任务将主要由英国工人完成，而且项目57%的花费最终受益者都是英国企业。
　　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对该协议表示了支持和欢迎，称该项目将为英国提供25000个就业岗位，也标志着英国进入新一代核电技术时代，该核电站将为确保英国未来长期稳定的能源使用提供保障。
　　按照协议，EDF能源公司将在其中拥有45%至50%的股份，而两家中资企业的股份合计将在30%-40%左右。这是EDF首次在核反应领域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也是英国首次接受外资投建民用核电站。
该核电站计划于2023年建成，核电装机容量将占全英电力供应量的7%。英国几大电力燃气供应商近期由于成本上升接连提高电价和燃气价格，涨幅最高超过10%，令普通家庭压力倍增。在政府的低碳目标和化石能源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下，清洁的核能成为英国解决能源问题的最佳选择。
 
　　▲李嘉诚70亿抛售上海黄金商业项目
 
　　10月18日，和记黄埔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同为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将各自拥有50%股权的一家投资公司股权作价89.56亿港元（约合人民币70.4亿元）转让——该投资公司旗下资产正是上海炙手可热的东方汇经OFC项目。该公告印证了8月份李嘉诚的抛售传言，略有出入的是，当时传言转让价格为60亿元人民币。
　　和黄方面当日披露，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HPLPI及长实间接全资附属公司ESL作为卖方，与三家作为买方的独立第三方签订买卖协议。而根据协议，和黄及长实将以共11.55亿美元（约89.56亿港元）出售上海一投资公司。
　　据悉，和黄向三家买方中的两个分别出售投资公司股份的94%与6%，总现金代价为5.775亿美元（约44.78亿港元）。同时，长实也向其中两家买方出售投资公司股份的94%与6%，总现金代价同样为5.775亿美元。
　　资料显示，该投资公司拥有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333号商业项目。该上海物业用作商业、贸易、办公、金融及其他综合用途。根据和黄方面透露，该物业正在兴建中，预期该物业约于2014年年中竣工。
　　此外，和黄方面透露，三个联合买家中，其中两家为HYZL Development Co.Limited和 HYZL Investment Co.Limited，第三个买方则为钻机集团有限公司，据悉，上述三家公司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
上海一家商业地产开发商高层人士透露，和黄长实之所以现在出售，可能仍是出于资金盘整的原因。他认为，李嘉诚在投资方面已经出现倾斜，将投资重心西移欧洲，投资别的项目可能性比较大。
 
▲李嘉诚放弃出售百佳超市
 
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10月18日发布公告，宣布搁置出售百佳超市计划，改为百佳业务仍与屈臣氏捆绑，并研究将屈臣氏整体零售业务打包上市。  
　　此前业界有人将出售百佳等行为解读为李嘉诚从香港“撤资”的部署，将之与近期本港的政治环境及内地经济前景拉上关系。此后长和发言人多次以不同方式作出澄清，李嘉诚本人也强调长和系绝不会撤资及迁册，但仍难阻流言纷飞。
从 2010年至今，李嘉诚家族约半数的公司资产已转移至欧洲。李嘉诚总共在海外完成11笔收购，涉及1868亿港元，欧洲地区占比达96%。而海外业务确实给李家带来了收益。香港投资界人士分析称，大陆、香港盈利增长受制于过度竞争、人工和租金成本大幅上升等多重因素，而反观欧洲，由于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的影响，估值被大幅调低，李嘉诚当然将投资重心西移。
 
　　▲礼来CEO称不会像竞争对手那样削减研发预算
 
据报道，在竞争对手相继缩减研发支出以安抚投资者之际，药物生产商礼来公司(Eli Lilly & Co., LLY)的首席执行长John Lechleiter10月 21日表示，该公司将坚持一贯做法，维持相对高额的研发预算。
　　Lechleiter称，他预计公司处在研发阶段的部分药物很快将带来回报，其中包括公司指望依靠其提振市场份额的糖尿病治疗药物。
　　Lechleit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那一线光明。
　　他表示，如果目前的策略不成功，他将不得不调整策略，即开始削减开支，其中包括削减研发支出。
 
　　▲松下半导体部门将大幅裁员
 
据悉，由于半导体业务亏损，日本家电巨头松下公司１０月２４日宣布２０１４财年（截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将半导体部门人员裁减一半，同时出售其海外企业和部分国内工厂。
　　半导体作为松下主要业务，与韩国厂家的价格竞争愈演愈烈，成本核算大幅恶化。２０１２财年松下半导体销售额由２００７财年的４０００多亿日元（约合４１亿美元）下滑至１８４０亿日元（约合１９亿美元），造成公司财务赤字。
　　松下此次裁员主要针对海外员工，计划在２０１４财年将半导体部门约１．４万名员工裁减至７０００名员工。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外，松下在中国苏州和上海也设有半导体工厂。松下公司目前正与有关厂家就出售这些工厂事宜进行谈判。此外，松下设在日本国内的主要生产基地鱼津、砺波和新井工厂也面临整合或关闭。
　　此前，松下公司曾宣布等离子电视停产、退出日本国内个人智能手机市场。松下公司计划通过大规模裁员重新分配经营资源，投入到汽车和住宅相关可发展领域。
 
　　▲HTC周永明为扭转颓势专注产品开发
 
　　宏达电(HTC)首席执行官周永明(Peter Chou)日前表示，已将部分营运职责交予该公司董事长、联合创始人王雪红(Cher Wang)。这家陷入困境的台湾智能手机制造商试图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手机行业恢复其显赫地位。
　　在这项被称为暂时之举的举措中，周永明把注意力放在产品开发上。自1997年联合创建HTC以来一直密切参与公司业务的王雪红，日常职责有所扩大，涵盖销售、营销和供应商关系。
　　周永明表示，“我承担了太多的职责。我需要更专注于创新和产品组合。”
　　Gartner的数据显示，一度跻身全球五大手机制造商（按发货量计）之列的HTC，今年却被挤出了前十名。与诺基亚(Nokia)和黑莓(BlackBerry)的情况很相似，HTC发现自己正被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三星(Samsung)和苹果(Apple)挤出市场。在智能手机市场中，三星和苹果是仅有的两个市场份额超过5%的品牌。
　　HTC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的亏损超过预期——该公司自开始销售自有品牌手机以来，这还是头一次。
　　2004年，周永明被任命为HTC首席执行官。过去几个月里，他因表现不佳而受到严厉批评。
　　该公司今年发布了旗舰手机HTC One。最近，这款手机遭遇缺货。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HTC目前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为2.6%，远低于两年前11.1%的峰值水平。今年以来，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55%。
　　王雪红是台湾最知名的科技创业家之一。在HTC，她现在每周要工作6天，而在职责扩大之前她每周仅工作两天。
 
管理视点
 
老板必须驾驭时间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克·约翰逊日前撰文指出，有时平凡之中才会见真章。例如，实际上企业家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他们一整天都在干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管理者既需要善于管理员工，也需要善于管理时间。他们必须分得清轻重缓急，他们也必须明白如何客观冷静地确定做事的优先次序。
卢克·约翰逊经营着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担任StartUp Britain主席。
　　一些老板善于做得最少，却保证效率最高。曾担任电视公司Granada首席执行官、现在是影视明星的加里·罗宾逊(Gerry Robinson)以从不加班或取消休假闻名。他精心招聘，仔细分配任务和选择目标。
　　这完全不同于我的理念——我通常信奉越努力越成功。这种理念的麻烦在于，工作可能渗入到你的生活——晚上、周末和假期。如果你过于痴迷于工作，就会感到筋疲力尽，成为一个工作狂。我喜欢那些真正努力工作但也有自己生活的管理者——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
　　或许每个创业者首先必须有想法。我经常碰到一些希望创业、但不知道做什么项目的企业家。我建议他们找一个有计划的合伙人，或者模仿他人项目但略作改动。他们应该始终是该想法的倡导者，向所有人（员工、客户、供应商和媒体）展示出首创者的骄傲和热情。
　　因此大多数管理者必须是推销员，时刻不停地推销。在这方面他们应该以身作则。他们的观众不仅仅是可能购买商品的顾客：还包括潜在的雇员和股东。许多项目之所以永远无法启动，就是因为发起人无法筹得资金。与此同时，大量二流想法获得支持，原因是管理者表现出极大魅力，说服金融家支持他们的冒险，即便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最聪明的投资者知道，企业与资本配置有关。因此最好的管理者实际上非常认真地考虑资本配置问题。他们深入分析支持什么项目，放弃什么项目，收购什么公司，以及推出什么产品。
　　高级雇员的招聘和解聘应由最高管理者负责，因此老板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面试。对所有创业者来说，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并全面了解他们非常关键。
　　老板必须是发言人，因此管理者必须处理关键的媒体关系。同样，政府和监管部门的高官也必须由首席执行官应酬。如果公司有一个包括非执行董事和董事长的复杂董事会，首席执行官还必须花时间和他们打交道。拓展行业内高层次的人脉也是首席执行官的份内之事。
　　我认识的一些企业家喜欢面对面交流。其他人则感觉无此必要，大多数时间通过电话或邮件交流。这两种方式都不错：我一开始喜欢通过见面了解对方，但许多时候为了提高效率，采取其他形式的交流方式也非常重要。
　　会议本身是时间的“黑洞”。内部会议通常最为糟糕。会议效率通常与与会人数成反比。大型机构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会议规模过于庞大。相比之下，个人企业的会议规模更小、效率更高，使企业可以更迅速地做出决策。
　　我喜欢晨会，那时所有人都更为精神，而没有午后的倦怠。我还喜欢一开始就处理重大事宜的会议，而不是在所有与会人员都疲惫不堪之际才进入主题。
　　没有多少企业家擅长倾听，但那些擅长倾听的企业家往往最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我喜欢那些始终对市场和竞争了如指掌的老板，永远不会傲慢得不去模仿竞争对手，他们也足够谦逊，知道始终存在改进的空间。
　　我偏爱做事有序、但并非完美主义者的企业家。他们纵观全局，不会在琐事上浪费精力。他们合理安排时间处理各种事务，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信息化建设
 
工信部出台信息化发展规划
 
　　据悉，为加快推进我国信息化事业发展，工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了《信息化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并于10月24日出台了印发的通知。
　　《规划》指出，到2015年，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取得显著进展，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达到0.79。具体目标有：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再上新台阶，电子政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更加显著，社会事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到2015年，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超过2.7亿户，其中光纤入户超过7000万户，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20兆比特每秒（Mbps）和4Mbps，部分发达城市达到100Mbps，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光纤到村。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6500吉比特每秒（Gbps）。3G网络基本覆盖城乡，用户数超过4.5亿，LTE实现规模商用。互联网网民超过8.5亿人。县级以上城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实现数字化，80%实现双向化。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9%。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务部门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超过85%，地市级和县区级政务部门分别平均达到70%、50%以上。逐步建成规范可共享的电子健康档案与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覆盖70%以上的城乡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全省范围内即时结报。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8亿，基本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
　　规划还提出促进工业领域信息化深度应用、加快推进服务业信息化、协力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等主要任务。
 
工信部将对移动智能终端进网许可加强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副司长祝军10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2013年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针对一些不法企业通过手机预置软件谋取非法利益、恶意扣费、泄露个人信息等问题，工信部将依照电信条例，对移动智能终端进网许可加强监管，加大检测和抽查力度。
祝军表示，手机软件预置涉及到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下一步我国将从三个环节加强监管。
一是颁布行业标准，加大检测力度。今年4月份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端进网管理的通知》，重点对申请进网许可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和预置应用软件提出了要求，同时颁布了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技术要求和相关测试方法两个行业标准。上述通知和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执行。
　　二是加大抽查力度，加强监督管理。工信部将依据职责分工，按照《电信设备证后监督管理办法》，对获得进网许可证的智能终端进行监督抽查，重点检查抽测终端产品与获证产品的一致性，敦促企业严格遵守已经颁布的两个行业标准和其他相关的标准，对违反规定的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是公示预装信息，强化社会监督。近期工信部将要求生产厂家把申请进网的智能终端中预装的应用软件相关信息通过说明书或者网站介绍等方式向社会公示，用户可以将购买到的智能终端的预置应用软件信息与公示的信息进行对比，发现问题可以随时举报，工信部将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
 
工信部计划新增七个骨干网节点
 
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副司长祝军在10月24日召开的“2013年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证实，工信部已经决定在原有的京、沪、穗骨干网节点基础上，增加骨干网的直联点。目前，工信部已经明确了国家级骨干网直联点的增设城市，包括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和郑州七个城市。
　　此前，业内已经传出工信部拟扩大骨干网节点范围的消息，武汉、重庆等城市也先后表达了“迎娶”骨干网节点的意愿。不过，最终，骨干网节点花落谁家，一直没有明确。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常用的骨干网主要是中国联通的169网络以及中国电信的163网络，两者承载了中国超过80%的互联网流量。但是，一直以来，中国仅在北京、广州、上海设立了骨干网节点，这意味着很多的互联网数据交换需要进行长途绕转。
　　“这次增设七个国家级的骨干直联点，不仅数量上有大幅的增加，减少了广大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流量的长途绕转，有利于提升我国互联网间的通信质量，而且优化了整个互联网的布局，有利于云计算、数据中心以及各种互联网信源向广大中西部地区聚集。”祝军表示。
　　祝军介绍，除了新增骨干网节点，工信部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互联网发展。首先，在互联网交换中心结算上，价格由原来的每月100万元/G下调到60万元/G，并且未来五年内将以每年30%的幅度逐年下调，同时采用数学模型明确结算关系，建立了争议解决长效机制；其次，在骨干网络互联带宽上，在去年扩容313G基础上增加508G，使得互联带宽总数达到1492G；最后，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西增东扩，全方位、立体化”互联网架构优化总体方案，以及“先易后难，逐步深入、以点代面、全面突破”破解互联网互联的难题。
 
北京海淀成立互联网金融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１０月１９日举行“互联网金融中心”“互联网金融产业园”“互联网金融基地”揭牌仪式，京东金融集团、百度小贷等６家互联网金融机构签约入驻。
　　在仪式上，海淀区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多项吸引互联网金融机构聚集的优惠政策，如对２０１３年及以后新设立或新迁入海淀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在海淀区注册纳税并经海淀区认定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可享受相关购房补贴和三年租房价格补贴；入驻海淀区科技金融重点楼宇（中关村金融大厦、中关村ＰＥ大厦、互联网金融中心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享受相关支持政策，给予三年的房租价格补贴，第一年５０％、第二年５０％、第三年３０％；对认定的重点互联网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给予北京户口、工作居住证、子女入学、公租房等方面政策支持等。
　　据海淀区金融办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北京市海淀区信贷专营机构达１５家、股权投资机构５６６家、小额贷款公司８家、Ｐ２Ｐ网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近百家，这些机构为中小微企业融资超过２００亿元。
 
宁波出台国内首个网购争议处理办法
 
浙江省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当地网商协会10月23日推出国内首个城市出台的网购争议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网络购物也享受“三包”，并对“网购欺诈”行为作出严格界定。
　　宁波市消保委介绍，《宁波市网络商品交易消费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网络购物也要依据国家相关规定为买家提供退货、更换、修理的“三包”服务，按照“谁经销，谁负责”的原则。
　　同时该《办法》还明确界定了属于“网购欺诈”的行为，如“发布或者利用虚假信息，诱导他人购买或接受其服务的经营行为”“不提供网购凭证，导致出现问题后消费者维权难”等。
　　《办法》还规定，“网购”消费争议处理办法列入市消保委的信用管理。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计10分到20分。分数累计到一定程度，商家会被列入消保委信用管理黑名单库。
　　宁波市消保委秘书长施民伟表示，这些规定明确了网商的责任，消费者遇到网购争议时也就有了参照，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网购权益。他同时表示，目前该《办法》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主要产生“倡导”的效果；另一方面它还受地域限制，目前只能对在宁波登记的网商形成约束。他认为，该《办法》目前更多的是要去引导网络交易的规范化，而更为强有力的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层面相关立法来提供。
据悉，备受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近日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三次审议，“三审稿”补充了网络交易平台责任、网商欺诈行为的处罚、网购售后等内容。
 
武汉成立网游产业联盟百家游戏企业抱团合作
 
　　10月22日，“武汉·中国光谷互联网游戏产业联盟”正式宣布成立。这个由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和近百家互联网游戏企业联合发起的行业性团体，旨在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推动湖北互联网游戏、新媒体产业快速发展。
湖北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湖北全省已注册的网游经营企业有70余家，总注册资金达1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整体规模在全国居第八位。但因缺乏核心竞争力、行业聚集度不高以及缺乏行业竞争合力，企业发展遇到一定阻力。
该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整合网游行业资源，将联盟打造成一个全国性平台。
 
美证监会公布互联网“众筹”规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10月23日推出了备受关注的“众筹”规则。根据这项法规，寻求融资的创业者和初创企业将可以通过互联网向普通公众征集小规模投资。
　　据悉，在“众筹”规则生效后，美国创业公司可以向普通公众征集小规模投资。普通投资者将可审阅这些公司的业务发展计划，并选择其中前途较好的公司来进行投资。“众筹”规则是根据美国《创业企业扶助法》的相关要求拟定，该项法律于2012年3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
　　根据《创业企业扶助法》的规定，SEC必须对自己的法规做出改动，允许公司每年可通过“众筹”网站筹集最多100万美元资金。就目前而言，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事先向SEC登记，那么就不得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有支持者认为，股票“众筹”规则将可为那些被风险投资家忽视的公司提供新的资本来源，这些公司经常都会由于规模过小而不被重视。
　　关于“众筹”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Kickstarter，无数创新项目通过Kickstarter获得了资金，这一方式极大改变了风险投资行业。在Kickstarter的平台上，企业家已经筹集了1000多万美元的资金，开发出了颇受欢迎的Pebble智能手表产品。有分析人士一直担心，“众筹”这一全新方式缺乏规范给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带来了风险。
如今，SEC推出了“众筹”规则，美国咨询公司Crowdfund负责人舍尼斯认为，这是一项将会改变创投行业“游戏规则”的法规。有消息指出，“众筹”规则最终生效还需等待至少90天的时间。
 
企业信息员园地
 
企业家如何解决“三缺、八难”
 
特约信息员：盐城市企业联合会、盐城市企业家协会  王协忠
　　我们走访了一批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反映：“八难”：融资难、招工难、留人难、市场难、创新难、管理难、赚钱难、接班难。归纳起来主要是缺市场、缺资金、缺信心。企业要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发展，必须加强自身修练。建议处理好以下十大挑战，供企业家们参考。
　　1.转变思维方式。过去我市一批企业成长中面对着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所以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了和政府打交道，从市场淘得了第一桶金，但是从现在起，企业必须真正学会在市场中生存，从依赖于政府关系赚钱转向真正依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赚钱。
　　2.学会制定公司战略。大量的企业在成长初期起来的时候是没有战略的，但是，成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企业就应当有战略。简单地说，战略实际上就是指定位，包括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去做等问题。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
　　3.学会满足日益挑剔的客户。有些企业满足于会做某种产品、服务，这在短缺情况下，产品不愁销路，而且能赚钱。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要比较，谁做得最好，成本最低，同时越是对产品不了解的客户，越是收入高的客户，就会越重视品牌。同时，消费者从注重产品逐渐转变到越来越注重服务，不仅关心产品本身的质量，还关心企业的质量。
　　4.学会管理差异化的员工队伍。80后、90后的员工一批就跳，一骂就跑，员工流动率居高不下，新招员工培训成熟练工成本高，有的企业老总说：“企业成了培训公司了。”一方面企业效率低下，员工报酬偏低。；另一方面，车间浪费严重，不能按期交货，效益低下，形成恶性循环。现在企业员工的差异越来越大，有地域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兴趣的差异，甚至还有国籍的差异。企业家要学会以管理这种差异的员工队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越需要高素质的企业家去管理他们。
　　5.学会处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第一批企业家，大部分快到退休年龄了，企业交给谁？儿子媳妇不愿接，女儿女婿不肯接，嫡系亲戚中也无人可接。原来一起创业的员工，由于信任度不够，纷纷离去，没有培养出可接班之人。企业难以做大，企业家们应该明白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过去是老板，为自己赚钱，后来变成职业经理人，为股东打工。创业的企业家们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不想完成这个转变，那永远只能是一个小企业。
　　6．学会应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开放不充分的情况下，在市场短缺时代，企业过去可能没有竞争对手，或者只有地方性的竞争对手，但是现在必须准备和几百亿美元规模的跨国巨头竞争，要学会与国外企业合作。盐城的汽车与韩国起亚合作，悦达与德国合作创办的妇女时装就是成功的范例。
　　7．学会管理大企业。一些企业老板埋怨身边没有得力的人，中层执行力量。究其原因：是因为老板太强，大企业和小企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小企业的核心资源、信息都掌握在企业家一个人手里，而大企业的核心资源和信息却分散在众多普通员工手中。所以将来不能再仅仅依靠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而要建立企业的系统能力。同时企业还要培养内部企业家，防止“大企业病”。
　　8．学会合作与产业整合  每个企业都只不过是整体价值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仅靠自己是做不大的。所以，企业家必须摆正位置，学会价值分享，而不是独吞利润。企业必须学会产业之间的合作、整合融合、学会处理好上下游之间、供应商、经销商、员工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个不会分享的企业永远不甘落后可能成功。
　　9．学会在规范的制度下经营企业。过去，国内市场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有些靠小聪明起家的企业家能取得一些成功。但是违法、打擦边球的手段将来不会再有前途。一些企业股东与经营者混淆，几个大股东各抓一块，企业缺乏整体的经营计划与管理。因此，特别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处理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关系，按公司法进行经营。在规范的制度下，仍然能赢利、生存，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10．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向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诸多公司面临跨国采购企业、央企、验厂的挑战，不少企业忙于编写企业社会责任指南等资料，而与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的差距甚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的手段，而不是企业存在的原因。企业家在考虑赚钱时，一定要先考虑如何创造价值、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使企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中国企业家还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贡献，而不能仅仅使自己腰缠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