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决策
 
国务院发布《政府投资条例》
 
　　据悉，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
　　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政府投资应当遵循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的原则。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
　　政府投资资金按项目安排，以直接投资方式为主；对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安排政府投资资金，应当符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要求，并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
　　国家通过建立项目库等方式，加强对使用政府投资资金项目的储备。
　　4类项目可简化审批程序
　　在政府投资决策方面，《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期财政规划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结合财政收支状况，统筹安排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项目，规范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
　　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对下列政府投资项目，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需要报批的文件和审批程序：（一）相关规划中已经明确的项目；（二）部分扩建、改建项目；（三）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四）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项目。
　　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方面，《条例》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对其负责安排的政府投资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其负责安排的本行业、本领域的政府投资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工期、项目总投资、年度投资额及资金来源等事项。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财政部门应当根据经批准的预算，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
　　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方面，《条例》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建设条件；不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的，不得开工建设。
　　国务院规定应当审批开工报告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按照规定办理开工报告审批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应当按照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实施；拟变更建设地点或者拟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条例》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政府投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
　　项目监督检查信息应依法公开
　　在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方面，《条例》规定，投资主管部门和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应当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的基本信息。
　　《条例》还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超越审批权限审批政府投资项目；（二）对不符合规定的政府投资项目予以批准；（三）未按照规定核定或者调整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概算；（四）为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安排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五）履行政府投资管理职责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预算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一）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二）未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三）转移、侵占、挪用政府投资资金。
　　项目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根据具体情况，暂停、停止拨付资金或者收回已拨付的资金，暂停或者停止建设活动，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未经批准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二）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或者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三）未经批准变更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地点或者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四）擅自增加投资概算；（五）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六）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者不按照建设工期实施已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
　　《条例》还规定，项目单位未按照规定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资料存档备查，或者转移、隐匿、篡改、毁弃项目有关文件、资料的，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违反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发改委要求全面清理不符合政府投资条例现行制度
 
　　据悉，《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以下简称《条例》）已于近日颁布，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我国政府投资领域第一部行政法规。为了促进《条例》的贯彻实施工作，5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并加快《条例》配套制度建设。
　　通知指出，与政府投资相关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都应纳入清理范围。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由制订部门或牵头起草部门提出应予清理的制度规定和清理意见。与政府投资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由牵头起草部门或主要执法机关按程序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提出清理建议。对政府投资方向、资金筹措、投资方式、决策程序、投资计划、概算控制等方面违反《条例》的内容，一律要统一到上位法的规定上来。其中，有关规定的主要内容违反《条例》的，应当予以废止；个别条款与《条例》不一致的，应当进行修订。国家和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于2019年7月1日之前，确定需要清理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清单及清理意见；于2019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修订、废止程序；自2019年7月1日之日起，政府投资管理规定与《条例》规定和精神不一致的，一律停止执行，相关工作以《条例》规定为准。
　　通知指出，《条例》的出台既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为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以《条例》为依据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是当前和今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不断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完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规范融资行为，严格依法依规筹措政府投资所需资金，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创新服务管理方式，加大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应用力度，按照法定要求尽快完善平台功能，规范项目赋码、审批流程和扩展服务类别；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健全概算审批和调整、竣工验收等管理制度，推进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和能力，不断提高和及时发挥政府投资效益。
 
工信部印发2019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实施方案
 
　　4月30日，工信部印发2019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清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更加明显的降费。
　　方案提出的目标任务一是落实减税降费2万亿元的政策措施，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有明显降低，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感受；二是持续推进清欠专项行动，督促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对拖欠民营企业的款项年底前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三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满意度；四是通过调查评估和监督检查，推动惠企减负政策落实，增强企业获得感。
　　方案部署的重点工作包括加强重点领域清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推动更加明显的降费。深化电力市场改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推动降低过路过桥费用，治理客货运车辆不合理审批和乱收费、乱罚款。此外，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
　　方案还提出了加强调查评价，掌握企业负担问题和政策诉求，加强监督检查，推动惠企减负政策落实，加强政策宣传和平台建设，将服务企业工作推向深入等重点工作。
 
三部门明确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据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能源局5月8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16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行业运行和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供给体系质量大幅提升，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持续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有效规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将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推向深入，三部门就有关工作发布了该通知。
　　《通知》要求准确把握2019年去产能总体要求。即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全面转入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新阶段，着力增强去产能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严格质量、环保、能耗、安全标准和信用约束，努力实现科学精准、稳妥有序去产能，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知》明确，要加快重点领域"僵尸企业"出清。认真落实钢铁、煤炭行业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方案要求，加快分类处置"僵尸企业"，确保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对于长期停工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没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僵尸企业"，加快实施清算注销、破产清算、强制注销。对于已丧失清偿能力、但有一定发展潜力和重组价值的"僵尸企业"，加快实施破产重整、兼并重组、债务重组。
　　同时要严格治理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在产能置换、项目核准、产能核定、运力调整、价格监管等方面落实惩戒措施，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联合奖惩机制，对列入"黑名单"的严重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此外，还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严禁以各种名义违规新增钢铁冶炼产能，严格落实《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建设项目备案前，须公告产能置换方案。进一步提高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环保要求，灾害严重煤矿原则上不再核增产能；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方案，督促去产能煤矿按规定时间退出或核减产能，确保指标交易收入优先用于去产能职工安置。
　　《通知》要求，各地区要严格执行去产能相关政策措施，强化监督问责，确保产能真去真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有关成员单位要强化分工负责，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监测分析，强化社会监督，严肃处理弄虚作假、死灰复燃、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和企业。
 
银保监会近期拟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就银行业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郭树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去年以来，多次强调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金融管理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去年4月，我们发布实施15条对外开放措施，市场反应积极，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德国安联筹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美国安达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约旦阿拉伯银行和摩洛哥外贸银行设立上海分行等多项市场准入申请均已正式获批。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近期拟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具体是：
　　（1）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
　　（2）取消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和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
　　（3）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
　　（4）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司；
　　（5）取消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华经营保险经纪业务需满足30年经营年限、总资产不少于2亿美元的要求；
　　（6）放宽中外合资银行中方股东限制，取消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的要求；
　　（7）鼓励和支持境外金融机构与民营资本控股的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开展股权、业务和技术等各类合作；
　　（8）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保险类机构；
　　（9）允许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参照中资保险集团公司资质要求发起设立保险类机构；
　　（10）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同时放宽中资和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方面的准入政策；
　　（11）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
　　（12）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代理收付款项"业务。
　　郭树清指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和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将有利于丰富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也有利于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扩大产品与服务创新，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有助于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
　　郭树清进一步指出，金融管理部门坚持内外一致，对境内外各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在同一规则下开展合作与竞争，形成"多赢"格局。当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已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元股权结构。其中，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保险公司总股本中，占比已分别达到43%、56%、83%和49%。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资产占比为1.64%和6.36%。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构建公平一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有利于银行保险机构充分竞争，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形成合理多样的市场体系。
　　在防控风险方面，他表示，金融管理部门今后将更加注重专业性、审慎性、稳定性，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偿付能力、流动性、资产分类、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市场声誉、合规记录、过往业绩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面风险监管体系。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行为监管，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手段揭示风险，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对于严重违法违规、不审慎经营的机构，将依法予以严惩直至市场退出。
　　郭树清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金融管理部门将加快法规修订和配套制度建设，推动上述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同时加强动态评估，提升审慎监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银行业保险业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确保新时代金融业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央行决定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据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5月6日决定，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8%。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定向降准分三次实施
 
　　据报道，继5月6日央行罕见在股市开盘前宣布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后，当天晚间，央行就此次"定向降准"做出进一步解释。
　　根据安排，央行决定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央行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此次定向降准着眼于建立政策框架，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处理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用改革的办法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和信贷资金配置，支持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同于以往历次定向降准，本次定向降准无论从所适用的机构范围还是所释放的资金规模看，均属于"小而精"。央行负责人也表示，此次调整聚焦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对其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明显增强服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促进其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次定向降准从5月15日开始，但实则分三步走，即为稳妥有序释放资金，确保用于扩大普惠信贷投放，此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将于5月15日、6月17日和7月15日分三次实施到位。
　　本次定向降准也是为了落实4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提出的"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大体有三个基准档，第一档，对大型银行，实行高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体现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要求；第二档，对中型银行实行较第一档略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第三档，对服务县域的银行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为8%。
　　其中，农信社等执行较低一档的存款准备金率，部分农商行执行与股份制银行相同的中间档存款准备金率，另一部分农商行则执行略低于中间档的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调整后，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标准明确为：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农商行均可与农信社并档，执行相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简并了存款准备金率档次。
　　央行负责人表示，此番调整后，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更加清晰、简明的"三档两优"基本框架。所谓"两优"，是指三个基准档次的基础上还有两项优惠：一是大型银行和中型银行达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考核标准的，可享受0.5个或1.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二是服务县域的银行达到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标准的，可享受1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优惠。考虑到服务县域的银行作为普惠金融机构已经享受了第三档的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因此不再享受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优惠。享受"两优"后，金融机构实际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要比基准档更低一些。
　　"'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制度框架兼顾了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小微企业，有利于优化结构。此次进一步梳理'三档两优'框架，更加简化了政策体系，对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更明确，操作性更强，"央行负责人称。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未来大中小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差异会更明显，并形成制度化，比如针对小型金融机构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更低的准备金率，以及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的具体操作方式等，有望在未来的政策框架里进一步明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目的在于以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做"奖励"，激励中小银行加大对小微、民企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央行在制定准备金管理办法时需要引入更多银行服务小微、民企成效的考核指标，但考虑到目前银保监会已经有一套针对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情况的监管考核体系，建议未来央行、银保监会可以加强沟通协调，整合成一套标准统一的普惠金融考核标准，适用于准备金政策框架中，这样可以避免额外增加银行监管达标的压力，利于普惠金融政策更好地实施。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据悉，为促进商业银行准确识别信用风险，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暂行办法》回答了记者提问。
　　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完善的风险分类制度是有效防控信用风险的前提。1998年，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发〔1998〕151号），提出了五级分类概念。2007年，原银监会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以下简称《指引》），进一步明确了五级分类监管要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的风险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风险分类实践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暴露出现行风险分类监管制度存在的不足。2017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的定义》，明确了不良资产和重组资产的认定标准和分类要求，以增强全球银行业资产风险分类标准的一致性和结果的可比性。借鉴国际最新要求并结合国内监管实践，制订并尽快发布实施《暂行办法》，以取代现行《指引》，对于推动商业银行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暂行办法》共六章48条，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提出金融资产风险分类要求。明确金融资产五级分类定义，设定零售资产和非零售资产的分类标准，对债务逾期、资产减值、逃废债务、联合惩戒等特定情形，以及分类上调、企业并购涉及的资产分类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二是提出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要求。细化重组资产定义、认定标准以及退出标准，明确不同情形下的重组资产分类要求，设定重组资产观察期。三是加强银行风险分类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健全风险分类治理架构，制定风险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分类方法、流程和频率，开发完善信息系统，加强监测分析、信息披露和文档管理。四是明确监督管理要求。监管机构定期对商业银行风险分类管理开展评估，对违反要求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
　　《暂行办法》拓宽风险分类的金融资产范围
　　随着近年来银行业务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贷款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总体下降，非信贷资产占比明显上升。现行《指引》主要针对贷款提出分类要求，对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以及表外项目规定不细致。部分商业银行对投资债券、同业资产、表外业务等没有开展风险分类，或"一刀切"全部分为正常类。商业银行投资的资管产品结构较为复杂，许多银行对投资的资管产品没有进行穿透管理，难以掌握其真实风险。为此，《暂行办法》将风险分类对象由贷款扩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融资产，对非信贷资产提出了以信用减值为核心的分类要求，特别是对资管产品提出穿透分类要求，有利于商业银行全面掌握各类资产的信用风险，针对性加强信用风险防控。
　　如何理解以债务人为中心的风险分类理念？
　　根据现行《指引》，贷款风险分类以单笔贷款为对象，同一债务人名下的多笔贷款的分类结果不尽一致，既可以是正常类，也可以分为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或损失类。巴塞尔委员会在《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的定义》中明确指出，如果银行的非零售交易对手有任何一笔风险暴露发生实质性不良，应将其所有风险暴露均认定为不良。借鉴"实质性"不良的概念，考虑到对公客户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相对完善，《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非零售资产金融资产进行分类时，应以评估债务人的履约能力为中心，债务人在本行债务有5%以上分类为不良的，本行其他债务均应分类为不良。
　　需要指出的是，以债务人为中心并非不考虑担保因素。对于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单笔资产的担保缓释程度，将同一非零售债务人名下的不同债务分为次级类、可疑类或损失类。对于零售资产，考虑到业务种类差异、抵押担保等因素影响，银行也可以对单笔资产进行风险分类。
　　《暂行办法》对重组资产的规定有哪些变化？
　　现行《指引》对重组贷款涉及的"债务人财务状况恶化"以及"合同调整"两个关键性概念规定的不够详细，并且规定重组贷款应分为不良贷款。借鉴国际监管规则，《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了重组的概念。一是明确了重组资产定义，重点对"财务困难"和"合同调整"两个概念作出详细的规定，细化符合重组概念的各种情形，有利于银行分类时对照实施，堵塞监管套利的空间。二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再统一要求重组贷款必须分为不良，但应至少分为关注类。对于重组前已经不良的，要求重组后观察期内不得上调为正常或关注类。三是将重组观察期由至少6个月延长为至少1年，在观察期内采取相对缓和的措施，有利于推动债务重组顺利进行。
 
三部门联合发布科创板两融规则
 
　　4月30日晚间，上交所、证金公司和中国结算联合发布了《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明确。
　　《实施细则》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规则（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规则（试行）》等业务规则为依据，集中对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以下简称科创板证券出借）和科创板转融券业务出借环节的差异化安排作出规定，《实施细则》与前述业务规则不一致的，以《实施细则》为准；《实施细则》未作规定的，继续适用前述业务规则。
　　相关机制安排主要包括：
　　一是明确科创板证券出借及转融券业务的标的证券范围。科创板证券出借的标的证券范围，与上交所公布的可融券卖出标的证券范围一致。科创板转融券业务标的证券名单由中证金融确定并公布。
　　二是扩大券源。一方面推动落实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作为出借人参与科创板证券出借业务；另一方面落实《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战略投资者配售获得的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的股票可参与科创板证券出借。
　　三是提高科创板证券出借、科创板转融券业务效率。市场主体可通过约定申报、非约定申报方式参与科创板证券出借、科创板转融券业务。其中，通过约定申报方式达成成交的，上交所对出借人、中证金融、借入人的账户可交易余额进行实时调整，从而使借入人可实时借入证券，办理相关业务。
　　四是提高市场化水平、降低业务成本。为提升出借人和借入人参与科创板转融券业务的意愿，满足参与者双方多样化需求，在科创板推出市场化的转融券约定申报方式，引入市场化的费率、期限确定机制，并降低保证金比例及科创板转融券约定申报的费率差。
　　五是明确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证金融可将自有或依法筹集的证券出借给证券公司，供其用于做市与风险对冲，相关事项另行规定。
　　科创板证券出借和科创板转融券业务的归还，以及非约定申报方式下的科创板证券出借和科创板转融券业务的申报、撮合成交、清算交收等环节的处理同主板现有安排。
　　此外，上述机制安排仅涉及科创板证券出借和科创板转融券业务的效率提升，不改变现有融券偿还业务安排，即客户融券卖出后自次一交易日起方可偿还相关融入证券。
　　上述机制安排将于科创板开板时实施。近期，上交所、中证金融和中国结算将发布相关技术接口并组织开展技术测试。
 
沪深交易所修改股票上市规则
 
　　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行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同日宣布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两所的修改内容相似，都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明确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以及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
　　根据新规，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如果存在持有的情况，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
　　上交所表示，本次修改主要是配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上位规则的修订，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主体尽职履责，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通过纳入相关规则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董事聘任解聘、股东大会召开、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等相关要求，以保障上市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具体来看，第一，新增一条，明确了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
　　修订后，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第二，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科创板上市规则修改后的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程序，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2个交易日公告并说明原因。上市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采用累积投票、征集投票等方式，保障股东表决权。"
　　深交所的表述略有不同，更细化要求了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限制。
　　"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或者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向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会议召集人和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并充分、完整地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公司还应当同时在本所指定网站披露有助于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必需的其他资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于现场会议召开日期的至少二个交易日之前发布通知并说明具体原因。上市公司应当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据深交所透露，此项修订一是明确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应当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股东通过现场或者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均视为出席；二是明确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
　　第三，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
　　新增内容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确因特殊原因持有股份的，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该情形。前述情形消除前，相关子公司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增加这一条，主要是监管层考虑到，交叉持股可能会引致资产虚增、股权结构不清晰等问题。
　　在此前的4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新版指引对于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以及董事职务的解除就已经做出修改。
 
险企投资银行永续债应计量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最低资本
 
　　据悉，为增强银行保险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5月7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问题解答第2号：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这也意味着，银保监会明确了银行发行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风险因子，使得保险公司在编报偿付能力报告时，有了评估这一新型投资品种最低资本的标准。
　　2019年1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可称"永续债"）。
　　相较于"偿一代"，我国新保险监管体系"偿二代"主要以风险为导向，对市场风险刻画更为全面，对不同大类资产、同一大类资产项下不同小类资产的最低资本计量均设计了不同的基础因子和特征因子。
　　这一区别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需要提取的最低资本的不同。在利润要求、风险承受能力、资产负债匹配要求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节约资本的角度，从一个长期的趋势来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保险资金的投资布局，即尽可能配置资本消耗最小的资产品种。
　　而从银保监会5月7日发布的上述解答来看，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发行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应当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8号：信用风险最低资本》，计量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最低资本。其中，风险暴露为其账面价值；政策性银行和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基础风险因子为0.20，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基础风险因子为0.23。
　　基础风险因子的确定，对于保险资金投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具体有什么影响？对此，一家保险公司财会负责人表示，从监管部门对银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风险因子的设定情况来看，0.2、0.23低于大部分保险资金投资品种的基础因子数据，意味着保险公司为此需要提取的最低资本要求相对要低。言下之意，从减少资本占用的角度来看，将进一步增强保险公司配置银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动力。
　　消息人士透露，监管部门也正在争取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鼓励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当然，基础风险因子只是影响保险资金投资布局的一方面。据了解，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仍要看具体每个项目的收益风险比以及在投资项目上的话语权。
　　此外，保险公司还可能要兼顾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资交易对手--银行与保险公司自身在银保渠道业务上的关系程度等。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纲领性文件重磅出炉
 
　　据悉，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整体框架正式出炉。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我国将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着力破除户籍、土地、资本、公共服务等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下一步将建立一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并率先从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突破。
　　根据《意见》，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要基本打通，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要放开放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框架要基本形成。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文辉表示，《意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对于厘清当前认识，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制定发展政策，描绘发展蓝图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5日表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改革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意见》分别从战略、目标、政府和市场、产业、社会福利等方面阐释了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政府和市场融合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产业融合方面，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社会福利体系融合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补短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
　　《意见》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指出，城乡融合包括吸引各类城市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相应的资源要素要重新配置，必然要引起产权结构调整，涉及产权格局和集体经济组织未来发展方向。
　　《意见》明确，对于进城农民，将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在此背景下，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强化规模经营管理服务，允许土地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各地制定省内统一的宅基地面积标准，探索对增量宅基地实行集约有奖、对存量宅基地实行退出有偿。
　　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
　　《意见》还提出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日前在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上表示，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需要深化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甚至包括城市住房体系改革，让进城农民能够低成本地留下来和长期生活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还提出完善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环境、健全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机制、建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强化农民转移性收入保障机制、强化打赢脱贫攻坚战体制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中最大的短板还有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要真正使农民的财产变现，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形成一个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张晓山说。
 
国家出台政策力促道路货运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道路货运服务体系，促进道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聚焦当前道路货运行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从5个方面部署了14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深化货运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动普通货车跨省异地安全技术检验、尾气排放检验和综合性能检测有关要求严格落实，优化道路货运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办理手续及流程。加快制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加快修订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车罐体相关国家标准。便利货运车辆通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给予通行便利，除特殊区域外，对纯电动轻型货车原则上不得限行。
　　二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运输组织模式创新，指导行业协会、企业联盟研究推广挂车互换标准协议。推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以冷链物流、零担货运、无车承运等为重点，加快培育道路货运龙头骨干示范企业。鼓励规范"互联网+"新业态发展，提高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
　　三是加快车辆装备升级改造。积极稳妥淘汰老旧柴油货车，鼓励各地制定营运柴油货车和燃气车辆提前淘汰更新目标及实施计划。推广应用先进货运车型，积极推进货运车型标准化。加强货车超限超载治理，明确并公布各区域超限检测站点的联合执法模式，加快推进车辆信息、执法信息共享。
　　四是改善货运市场从业环境。加强从业人员职业教育培训，推进落实普通货运驾驶员线上线下及异地从业考试，2019年实现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诚信考核网上办理。鼓励道路货运企业组织开展货车司机继续教育，支持地方为转岗货车司机提供再就业培训。切实维护货车司机权益，加快推进"司机之家"建设，指导货主企业、道路货运企业合理制定运输方案，保障货车司机充分休息。
　　五是提升货运市场治理能力。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车匪路霸，重点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沿线停车场等区域治安管理。建立货运企业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戒和定向监管力度。提高道路货运市场运行监测分析能力，及时引导、合理调控市场运力，实现供求基本平衡。
　　据了解，根据生态环境部等部委1月份联合发布的《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今年7月1日起，多数地区将提前实施柴油货车国六排放标准。
 
政策要闻
 
▲国务院会议部署以制度创新持续减少和规范证明事项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以制度创新持续减少和规范证明事项，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为从制度层面解决办事难、办事慢等痛点，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幅削减各类证明事项，优化了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下一步，要继续梳理和取消证明事项，对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重点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促进信用社会建设。会议决定，在天津、辽宁、上海、广东、四川、陕西等13个省（市）和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5个部门开展试点。试点中，申请人在申请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事项时，由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将规定的证明义务和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符合所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证明，依据承诺办理相关事项，并通过信息共享、联网核查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对提供虚假承诺等实行失信联合惩戒，鼓励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夯实社会信用基础。上述试点取得经验后要尽快向全国推广。
 
　　▲工信部组织开展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动态管理工作
 
　　据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精神，根据《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工信部5月8日发布通知，宣布将开展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动态管理工作。
　　通知指出，已于2015年获评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根据《管理办法》关于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动态管理的要求，系统梳理和总结近年来扩大升级信息消费的工作进展、成效及下一步计划，选择综合型、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其一，按照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表、申报书模板要求提交材料。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对材料进行初审并出具推荐文件（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直接申报），于6月28日前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将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情况进行公示，确定动态管理结果。
 
　　▲央行拟修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
 
　　据报道，继2017年央行对实行十年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修订后，5月7日，央行再次启动了对该办法的修订工作。当日，央行发布了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修订后的新办法附则中增加了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登记的参照条款。另外，取消登记协议上传要求并下调了登记期限。
　　在新增内容方面，一是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办理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参照《征求意见稿》规定执行条款；二是对《征求意见稿》所称动产和权利担保进行界定。《征求意见稿》所称动产和权利担保包括当事人通过约定在动产和权利上设定的、为偿付债务或以其他方式履行债务提供的、具有担保性质的各类交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保证金质押、存货和仓单质押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金融监管研究院研究员许继璋表示，该项新增内容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已经有法定的登记机构，但是对于动产、权利质押等，除了股权、知识产权之外大部分无统一的法定登记机构，在无法办理统一登记的情况下，这些资产如果想质押融资则存在很大困难，因为从质权人的角度而言，无公开的渠道可以查询这些资产是否已经有了其他权利负担。登记系统从名称上而言，其登记的范围就不仅仅包括应收账款，实际上之前也在开展租赁、存货、保证金质押等的登记，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则出台，此次央行拟明确这些动产和权利质押登记参照相关规定适用，至少让相关权利的登记有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相关质权人在办理登记时有最基本的依据。
 
▲并购重组委拟任委员亮相
 
　　据报道，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第七届拟任委员名单出炉。5月5日，证监会公示了20名并购重组委委员拟任人选，他们均经过了筛选、面试、考察期，相较于此前公布的45名候选人，淘汰率超过了五成。
　　这20名拟任委员来自证监会会机关、地方证监局、证券交易所、国家部委、国家院校、证券公司、创投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其中，包括证监会会机关、证监局和交易所在内的证监会系统共有委员11名，占比55%，包括了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主任委员（正司局级）杨光、证监会法律部诉讼复议处处长孙磊和证监会会计部会计制度处处长夏文贤等，来自证监局和交易所的委员多参与上市公司一线监管工作。
　　其他委员均从市场机构和部委院校中选取，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巡视员梅建平、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入选。
　　具体来看，来自市场机构的拟任委员分别为中信建投董事总经理相晖、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超涌、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陈帅、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沙骎、国浩律所合伙人丁明明、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童益恭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董事总经理唐章奇。
　　2018年10月25日，证监会曾对第七届并购重组委委员候选人进行过公示，当时，共有45名候选人上榜，经过筛选，最终仅有不到一半委员获得拟任。对比候选名单和拟任名单，各个来源的委员人数都有相应的删减，委员总数上"大缩水"，现任的第六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共有委员35名。
　　在第七届并购重组委换届之前，证监会修订了并购重组委工作规则，完善了选聘机制，适度扩大了委员规模，优化委员结构，加强委员履职监督，切实防范廉政风险，促进廉洁审核。一方面适度扩大委员会规模。为满足审核需求，保证审核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委员总人数由35名增加至40名，内部委员不超过11名，将委员每届任期2年改为每届任期1年，连续任期最长不超过2届。另一方面，设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对并购重组委审核工作进行独立监察，提高选聘委员的标准，在原有廉政要求、专业素质、遵纪守法等资格条件的基础上，要求委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
但以新公布的名单来看，并购重组委并未达到预期人数。
 
　　▲保险偿二代资产风险穿透式监管最快年底运行
 
　　据了解，在跨市场、跨部门金融产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穿透法是强化另类投资监管重要手段。5月9日，银保监会财务会计部（偿付能力监管部） 主任赵宇龙在英国精算师协会2019年亚洲年会上透露，根据"偿二代"二期工程关于资产风险穿透式监管工作的日程表，今年上半年将完成穿透式监管规则起草工作，下半年将修订方案、并征求意见进行行业讨论，2019年底至2020年敲定修订方案并推动二期试运行。
　　赵宇龙表示，"偿二代"二期工程关于资产风险穿透式监管的框架将从资本要求和信息披露两个方面来开展，主要包括向下穿透、风险穿透和穿透核查。以风险穿透为例，要层层计量最低资本要求，看穿风险实质，增加通道业务和嵌套结构的资本计提水平，反向抑制复杂结构与风险不清的投资行为。
　　下一步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统一产品统计标准、建立登记监测系统；二是协调发挥行业力量，继续加强监管合作；三是定期排查穿透数据和披露信息，健全问责机制；四是保险公司内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保证数据信息质量。
　　针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识别、防范和化解有两种方法：一是监管穿透，二是市场穿透。这两种方法哪种更为有效？赵宇龙认为，依靠监管要求实现风险穿透有扬汤止沸之效，依靠市场深化实现风险穿透则有釜底抽薪之功，不可偏废。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提升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来实现对金融创新条件下的风险识别和管理。
　　他表示，资本要求能有效识别和计量风险，但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要求对风险管理和防范而言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和作用。
 
　　▲集成电路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将延续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更多参与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
会议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通过对在华设立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实施普惠性减税降费，吸引各类投资共同参与和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满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需求。会议决定，在已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按规定的不同条件分别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即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或"五免五减半"（即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的基础上，对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继续实施201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的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201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也按上述规定执行。同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完善下一步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支持政策。
 
　　▲两部委宣布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策
 
　　据悉，为确保如期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下称饮水工程）巩固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5月8日发布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执行。
　　根据公告，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而承受土地使用权，免征契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权而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免征印花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的生产、办公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自来水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告指出，对于既向城镇居民供水，又向农村居民供水的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依据向农村居民供水收入占总供水收入的比例免征增值税；依据向农村居民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比例免征契税、印花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无法提供具体比例或所提供数据不实的，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占全国10%左右，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一要支持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走在前列。二要推动创新发展。经开区要率先将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落实到位，成效明显的可加大政策先行先试力度。支持建设国家大科学试验装置和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区内科研院所转化职务发明成果收益给予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现金奖励，符合规定的可减按50%计入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三要提升开放水平。支持经开区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等，鼓励港澳地区及外国机构、企业、资本参与国际合作园区运营。支持设立综合保税区。支持在有条件的经开区开展资本项目收支便利化等试点。四要促进产业升级。国家重大产业项目优先在区内布局。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行动。推动"双创"上水平。鼓励各类资本投资发展数字经济。
 
▲国务院公布《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2001年6月16日公布的《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适应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规定拆解的报废机动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等"五大总成"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售给具备再制造能力的企业予以循环利用，消除了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法律障碍。同时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回收企业如实记录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回收信息系统，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办法》强化了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在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资质认定条件中，增加了存储拆解场地、设备设施、拆解操作规范等方面的规定。同时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职责，加大了对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办法》落实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删去报废机动车的收购价格参照废旧金属市场价格计价的规定，取消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特种行业许可。创新管理方式，推行网上申请、网上受理，方便企业办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部门之间执法活动的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办法》还在报废机动车回收程序、违法拼装机动车等有关问题上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作了衔接。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三部门正式启动二手车出口工作
 
　　据悉，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三部门5月5日共同召开二手车出口专题会议，正式启动二手车出口工作。商务部表示，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启动是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从去年7月开始，商务部与公安部、海关总署赴有关地方深入调研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并于4月29日联合下发《关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明确二手车出口的有关要求和工作任务。
　　《通知》要求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方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协调专项工作机制，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实施方案，严格甄选出口企业，强化监管，优化服务。要制定二手车出口检测规范，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确保出口产品质量与安全。二手车出口企业要做好海外售后服务保障，树立和维护中国二手车出口的海外形象和信誉。
　　据介绍，目前，首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台州）、山东（济宁）、广东、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青岛、厦门等10个省市。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公安部、海关总署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理顺工作流程，持续优化监管和服务模式，为二手车出口营造良好环境，为外贸稳中提质注入新动力，做出新贡献。
 
▲郑商所启动棉纱期货做市商选拔
 
　　据悉，郑州商品交易所5月9日发布通知，将通过实盘比赛选拔棉纱期货做市商。
　　2017年，棉纱期货在郑商所上市。上市以来，引起了产业的广泛关注。当前，棉纱期货市场运行较为平稳，发展潜力巨大。作为棉纱的原料品种，目前棉花期货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棉纱期货寄予厚望。为进一步提升棉纱期货整体活跃度，郑商所借鉴做市商制度在改善期货近月合约流动性的成功经验，将在棉纱期货新修订合约上引入做市商机制，初期考虑由做市商为1、5、9合约提供双边报价，之后逐步活跃其他合约。
　　据了解，本次棉纱期货做市商实盘选拔赛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晚夜盘至7月31日，选拔对象为甲醇实盘选拔赛第一周完成报价义务的机构，比赛期间需通过双边报价指令为棉纱2001合约提供连续报价。
　　市场人士认为，在棉纱期货上引入做市商，有利于棉纱期货的发展。且由于棉花期货与棉纱期货相关度较高，做市商也可以通过棉花期货和期权进行做市风险的对冲，这样也有利于提升涉棉衍生品体系整体的活跃度，进一步发挥相关期货品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
 
国资改革
 
陕西改革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方式
 
　　日前，陕西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不断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
　　《实施意见》强调，相关部门要着力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对国有金融资本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实施意见》明确，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履行省属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市县政府授权市县财政部门履行市县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依规履行本级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负责组织实施基础管理、经营预算、绩效考核、负责人薪酬管理等工作；省财政加大对地方金融的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一定预算，增强省属国有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统筹规划全省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采取投资入股、增持股权、收购股权、股权置换等方式，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结构。
　　《实施意见》强调，相关部门要建立省属国有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特别是可能引起产权变动的重大事项应报告省财政厅；建立向国有金融机构派出股权董（监）事制度，上级党组织和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管理，促进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提高核心竞争力，防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企混改亟须做好四方面工作
 
据悉，经济参考报日前发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暨发展研究院教授程承坪文章表示，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了较好的增长，2018年营业收入达到58.8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3.4万亿元，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资产。但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这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亟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监管
　　文章表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与不主要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其他类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较，其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更大，国有资本的安全性更低，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多，对其经营状况及其经营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监管难度更大。
　　目前，对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监管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董事会的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通常采取集体负责制，董事间的职责划分不是很清晰，往往出现集体决策却无人负责的现象。二是监管缺乏独立性。譬如，董事与监事交叉任职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利益关联关系，从而使监事对董事的监管难以到位。三是部分监管工作者监管积极性不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认识不到位，认为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影响、束缚、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降低企业经济效率，因而疏于监管；对监管工作缺乏考核奖惩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四是监管职责划分不是很清晰。既有纪检监察机构、审计机构的监管，也有监事会和企业工会等方面的监管，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监管职责交叉重叠、缺乏协调的现象，导致“九龙治水”的局面。五是监管信息共享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各监管部门存在重复获取监管信息的现象，这既提高了监管成本，也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干扰。
　　针对上述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可采取五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要构建“大监管”体系、树立“大监管”观念。从企业外部而言，监管部门包括国资委或地方政府党委、纪检监察、审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从企业内部而言，监管部门包括监事会、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工会、职代会及其他部门。构建“大监管”体系就是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明确各监管部门在“大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按照监管独立性原则，明确规定各监管部门的权责范围和边界，突出发挥各监管主体的专业优势与特点，体现“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大监管”观念，一方面意指监管的系统观，各监管部门是企业监管系统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应形成协同观，不能彼此相互割裂；另一方面意指监管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视监管的需要，可以进一步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纳入监管系统。
　　二要建立监管工作考核奖惩机制。管理学原理表明，任何工作缺乏考核奖惩都难有效率。因此，欲使监管工作富有成效，就必须对监管工作加以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加以奖惩，这就是对监管的监管。监管考核奖惩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考核主体和考核对象，二是明确考核对象的职责、要求和任务等权利、义务及目标事项，三是制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四是明确奖惩措施。
　　三要提高监管人员的思想认识水平，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监管对提高企业绩效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性。
　　四要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和企业监管规章制度。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属于特殊性质的企业，其出资人为政府所代表的全体人民，因此法律法规对其经营管理行为的调整也与其他性质的企业有所区别，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各级立法部门应当与时俱进地制定针对相应层次的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其经营管理行为。同时，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各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公司章程，企业内外部各监管部门应依据“大监管”体系的分工和“大监管”观念，基于该公司章程制定具体的监管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明确各自的监管依据、监管范围、监管内容、监管责任和监管方式。
　　五要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监管信息利用效率，避免重复获取监管信息的现象。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文章称，目前，中国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大多数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公司治理机制，但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建工作较为薄弱，没有较好地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二是没有较好地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三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应当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二要顺应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高的历史趋势，赋予人力资本应有的权益，使其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要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较为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精华，构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对企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要加强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保证企业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先进性。二要通过把党委和纪委融入监事会的方式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由监事会中的党组织成员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监事职责，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三要推动企业经济民主。企业经济民主包括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和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引入基于劳动逻辑的员工持股制，赋予人力资本企业所有权。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所有权定义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所有权，即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价值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对于物质资本的价值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至今仍然没有普遍地建立起人力资本股权制度，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物质资本至上观念根深蒂固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激发员工的劳动热情，西方社会探索建立了员工持股制、利润分享制、收入分享制、劳资合伙制和劳动合作社等多种劳动者分享企业剩余的企业制度形式，但在公司制企业里只有员工持股制。
　　所谓员工持股制，是指员工通过购买公司的股票而成为公司股权所有者，但员工通常只享有股票收益权，而不具有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显然，这种员工持股制试图通过把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绑定的方式，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虽然这一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但员工并没有真正获得企业所有权，人力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员工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但被排斥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而且员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不是因为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而是因为其购买了公司股票。换言之，员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凭借的是物质资本逻辑，而不是人力资本逻辑。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并没有在企业制度中得到认可，这既没有顺应人力资本价值相对于物质资本价值不断提高的历史趋势，也不利于和谐劳资关系。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劳资关系和谐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反之，则会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不稳定。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应当建立基于人力资本逻辑的股权制度，即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的价值享有股东权益，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既要追求物质资本的保值、增值，也要体现劳动价值，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价值分享企业剩余价值，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充分发扬企业经济民主，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劳动者热情，和谐劳资关系，顺应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对于物质资本的价值不断提高的历史趋势。当前，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对高技能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增量扩股的方式设立人力资本股，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渐扩大享受人力资本股的人员范围。
　　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有一个合理内核，即股权相对平衡，它有利于股权相互制衡，从而有利于构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如果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相对平衡、相互制约的机制就难以构建，会抑制企业经济民主。同时，也难以调动被剥夺了经营管理决策权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积极性。
　　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契约化管理
　　文章提出，《决定》指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就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的经验来看，职业经理人通常来自于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由职业经理人市场决定，他们过去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其当下的人力资本价值，当下的企业经营绩效又决定了其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价值。这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属于社会职业，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的职业。职业经理人由企业董事会遴选入职而不采用政府任命制，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契约化管理。
　　契约化管理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契约化赋权，二是契约化赋利，三是契约化监管，四是契约化进出机制。契约化赋权意味着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来自于契约，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出现契约规定的特别情况需要更改其赋权，那么任何人不得任意变更其应有的权力，更不可剥夺其权力。契约化赋利意味着如果职业经理人忠实地履行了契约，则其利益由契约加以保障，如果职业经理人未经许可自主获得超过契约规定应享有的利益，则要受到惩处。契约化监管意味着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依据契约条例进行，考核奖惩的根据皆出于契约条例。契约化进出机制意味着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皆由契约规定，得到制度化保障，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恩怨。
　　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职业经理人制度，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契约化管理，取消传统的行政任命制，不赋予职业经理人任何行政级别，这样有利于激发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主要关注企业经济绩效，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既关注企业经济绩效，也关注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因此，职业经理人除了应精通企业经营管理业务以外，还应当熟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并自觉履行党和政府赋予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应参与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
　　国有企业要以“混”促“改”
　　文章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从资产回报率角度而言，2018年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与同行业的民营企业相比低2-5个百分点；从研发效率角度而言，每1亿元研发支出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民营企业的41%、外商投资企业的68%。这一状况不尽如人意。2018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额为178.7万亿元，如果国有资产收益率能增加1个百分点，则相当于净增1.79万亿元的收益，而2018年全国税收总额为13.8万亿元。国有资产收益率如果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全国税收增加13.97%。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能够为降税减负、增加民生投入创造巨大的财政空间。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通过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混合，促进国有企业从体制到机制的全面改革，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发挥全社会的智慧，特别地，要鼓励各级国有企业积极探索，改革要以“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作为检验的标准。
　　从本质上说，不同性质的资本相混合是一种产权制度的变革。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表明，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产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产权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性质资本的混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同性质资本的混合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契机，旨在通过这个契机，促进国有企业全面改革，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国有企业以“混”促“改”的深刻含义。因此，要坚决防止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为混而混、以混代改、一混则灵”的倾向。
 
自主创新
 
德国政府拟将科研经费GDP占比提高至3.5%
 
　　据悉，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8日表示，德国政府和经济界要共同努力，到2025年前使德国在科研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到3.5%。
　　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政府数据显示，来自政府和经济界的科研经费近年来持续增加，2016年达到922亿欧元，在欧盟国家中居首，占GDP的比例接近3%。2017年，德国科研支出进一步增加，实现了科研经费GDP占比超过3%的目标。
　　默克尔8日在出席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成立70周年活动时说，德国科研支出的GDP占比还需进一步提升，到2025年实现占比3.5%。德国的研发重点包括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她还表示，政府内阁将在未来一周讨论通过税收刺激政策提高科研经费。
 
节能减排
 
我国将适当降低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
 
　　据悉，为科学合理引导新能源投资，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促进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推动光伏发电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完善集中式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适当降低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
　　根据《通知》，集中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将改为指导价。综合考虑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III类资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0.40元（含税，下同）、0.45元、0.55元。据了解，2018年投运的光伏电站按照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执行的是每千瓦时0.55元、0.65元、0.75元(含税)。
　　《通知》同时要求，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则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不得超过所在资源区指导价。市场竞争方式确定的价格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对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已经批复的纳入财政补贴规模且已经确定项目业主，但尚未确定上网电价的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指标作废的除外），2019年6月30日（含）前并网的，上网电价按照《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规定执行；7月1日（含）后并网的，上网电价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指导价执行。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含联村电站），对应的I~III类资源区上网电价保持不变，仍分别按照每千瓦时0.65元、0.75元、0.85元执行。
　　根据《通知》，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将再次降低。
　　纳入2019年财政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即除户用以外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0.10元；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执行。能源主管部门统一实行市场竞争方式配置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所在资源区指导价，且补贴标准不得超过每千瓦时0.10元。纳入2019年财政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和"全额上网"模式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0.18元。
《通知》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
 
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
 
　　5月8日，财政部、工信部、交通部、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使用政策有关事项，以促进公共交通领域消费，推动公交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公交车新能源化。
　　在提升技术水平、保障产品供给方面，通知明确，按照技术上应先进、质量上要可靠、安全上有保障的原则，适当提高新能源公交车技术指标门槛，重点支持技术水平高的优质产品。新能源公交车技术指标应满足《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新能源公交车辆生产企业监督管理、产品一致性监管，督促企业注重产品安全性、一致性。
　　同时，通知提出，完善财税政策，促进产品消费。根据规模效益和成本下降情况，调整完善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标准。从2019年开始，新能源公交车辆完成销售上牌后提前预拨部分资金，满足里程要求后可按程序申请清算。在普遍取消地方购置补贴的情况下，地方可继续对购置新能源公交车给予补贴支持。此外，落实好新能源公交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政策。
　　通知要求，地方应按照《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要求，发挥好中央财政基础设施奖补政策作用，创新支持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加快新能源公交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车辆使用需求；应将除公交车外的新能源汽车地方购置补贴资金集中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环节。
　　中央财政已经安排的2019年及以前年度燃油补贴结余资金，地方可收回统筹用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有关部门将研究完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政策，从2020年开始，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重点支持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四部门强调，地方是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责任主体，应多方联动保障公交车新能源替代政策真正落地。各省（区、市）交通、财政、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等部门，应制定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新能源公交车替代目标和时间表，于2019年8月1日前按程序报送至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备案。
 
水利部启动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
 
　　据悉，水利部近日启动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从严叫停不通过项目，突出节水在规划和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中的优先地位。
　　节水评价主要是分析规划和建设项目及其涉及区域的供用水水平、节水潜力，评价其取用水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节水指标的先进性，评估节水措施的实效性，合理确定其取用水规模，提出评价结论及建议。
　　今后，对于与取用水相关的水利规划、水利工程项目、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相关规划、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水利部门在办理行政职权范围内的规划审查、项目立项、取水许可等手续时，将对相关报告中的节水评价章节作重点审查，形成节水评价是否通过审查的明确意见。
近日发布施行的《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水利规划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不予审批；水利工程项目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不予通过项目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不予通过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不予通过技术审查。
 
生态环境部将开展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据悉，为解决长江经济带部分河段水体总磷严重超标问题，消除部分涉磷企业造成的突出水环境隐患，生态环境部近期印发《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指导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重庆、江苏等7省市开展集中排查整治。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曹立平介绍，"三磷"整治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江经济带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磷化工产能。由于一些地方和企业发展粗放、环境管理滞后，对长江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排查工作包括"三项重点"，指磷矿、磷化工和磷石膏库。磷矿整治旨在实现外排矿井水达标排放，矿区有效控制扬尘，矿山实施生态恢复措施。磷化工整治重点实现雨污分流、初期雨水有效收集处理、污染防治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行、外排废水达标排放。磷石膏库整治重点实现地下水定期监测，渗滤液有效收集处理，回水池、拦洪沟、排洪渠规范建设，以及磷石膏的综合利用。
　　专项排查将分为"五个阶段"，即查问题、定方案、校清单、督进展和核成效。一是排查问题阶段，组织开展"三磷"问题排查，掌握问题清单。二是分类整治阶段，制定"一企一策"整改方案，形成整改台账，分类开展整治，拉条挂账推进整治任务。三是查漏补缺阶段，开展强化监督，校核问题清单及整改方案，查漏补缺问题，清查瞒报漏报，并完成黄磷企业整改。四是督导推进阶段，核实整改情况，督促整改进度，对已完成整改任务予以销号，并完成磷矿、磷肥企业、含磷农药企业整改。五是核查验收阶段，不断解决突出问题，核查验收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效。
　　曹立平介绍，长江经济带地区大约涉及834家企业，目前正在组织地方开展自查。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全面摸清"三磷"数量，消除重大环境隐患，切实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长江修复攻坚战奠定基础。
 
发改委印发专项办法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据悉，为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实效，根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打捆切块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发改委修订《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并于5月8日印发。
　　根据《暂行办法》，该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支持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改善交通条件具有重要意义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项目。投资补助资金应用于计划新开工或续建项目，不得用于已完工项目。项目的投资补助金额原则上应一次性核定，对于已经足额安排的项目，不得重复申请。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不同专项资金。
《暂行办法》提出，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应根据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做好项目日常储备工作，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
 
内蒙古建立重点排污单位超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机制
 
　　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5月4日披露，内蒙古已实现为重点排污单位和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实时推送在线监控严重超标排放数据，建立起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超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机制。
　　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组织各盟市建立重点排污单位、执法监管机构、在线监控机构为一体的超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机制。各盟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微信平台，将小时和日均浓度超标数据实时推送给企业主要负责人、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责任人，倒逼企业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各重点排污单位发现日均值、小时值超标现象后，立即查找原因进行整改，必要时采取限产、停产等有效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旗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明确重点排污单位具体监管责任人，及时了解企业小时均值数据超标原因，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达标排放。
　　据了解，内蒙古旗县区生态环境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按日连续计罚、限产停产等措施。对于拒不改正的重点排污单位，将报属地政府批准，责令企业停业、关闭。
 
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发布
 
　　据悉，海南省政府近日印发了《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2019-2030）》（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至2030年海南省充电桩累计要达到94万个，打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海南模式"。
　　《规划》强调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根本目的，以促进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为出发点，以提升充电保障能力为行动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南北两极、环岛互联、多点分布"思路，推进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汽车用户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充电服务，建设海南全岛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根据《规划》，海南省将以构建覆盖海南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促进各类型新能源汽车发展应用为目标，桩站先行、适当超前推进海南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至2030年充电桩累计达到94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要达到16.6万个，公共充换电站要达到627座。
　　《规划》要求从电动汽车发展全局的高度，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顶层设计，做好整体规划；并按照"美丽先行、标准先行、桩站先行"的建设原则，超前建设，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同时，着眼于电动汽车未来发展，紧密结合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充电需求，按照"充电为主、换电为辅"的原则，海南分为三类区域，调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任务，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术导向，加大交通、市政、电力等公共资源整合力度，打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海南模式"。
　　此外，海南省还将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微网充电基础设施综合利用项目，在公共停车场及商业、公建配套停车场等推进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保障燃气、光伏以及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利用，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在充电基础设施的应用比例。
海南省还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技术依托，实现"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完善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费用结算等便捷服务，引导用户有序充电，实现车-桩交流互动，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
 
海南省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据悉，海南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按照国家有关部委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对2019年3月26日至6月25日过渡期购买上牌车辆继续给予地方补贴。今年6月26日起购买上牌车辆（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外，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政策另行公布），省和市县将不再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对有运营里程要求的车辆，待满足里程要求、获得国家清算资金后才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通知要求，各市县财政部门要配合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政策解释工作，确保政策平稳过渡；要会同发展和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前研究购置补贴退出后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等支持措施。
 
一季度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7%
 
据悉，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3.4%。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刘文华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能源供需整体延续稳定增长态势，结构不断优化。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3.5%。其中，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所占比重下降1.8个百分点。
 
香港金管局推出三项举措支持及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据悉，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5月7日公布三项举措以支持及推进香港绿色金融发展，包括发展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促进负责任投资以及建立绿色金融中心。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在"金管局绿色金融论坛"开幕致辞时表示，金管局会与业界及其他持份者加大力度，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发展绿色金融。
　　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福祉的主要风险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必须从全球、跨越不同经济领域的角度出发。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运作，显然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和缓解方式起举足轻重的作用。金管局将会推出三项举措，以缓减气候变化风险及达致可持续金融的目标。
　　这些措施包括：
　　一、绿色及可持续银行(Green and Sustainable Banking)：第I阶段：与业界建立一个共同框架，评估银行目前的"绿色"基准(Greenness Baseline)。金管局也会与国际组织合作，为香港银行提供技术支持，掌握进行"绿色体检"的原则和方法；第II阶段：就绿色及可持续银行的监管期望或要求咨询业界及其他持份者，以订立一套提升香港银行业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第III阶段：确立目标后，落实、审视及评估银行在这方面的进度。
　　二、负责任投资(Responsible Investment)：作为外汇基金的投资管理人，金管局会采取以下原则：当绿色和ESG(环境、社会及管治)投资与其他投资项目的长线收益(经风险调整后)相近时，会优先考虑ESG投资。
　　具体而言，为支持负责任投资，金管局已将ESG元素纳入投资债券信贷风险分析的一环；已要求管理香港股票组合的外聘投资经理，须遵守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于2016年颁布的《负责任的拥有权原则》；已于国际金融公司"联合贷款组织者计划"进行两期、各占10亿美元的投资，该计划主要以新兴市场可持续项目为投资对象；将会透过直接投资绿色项目或投资绿色债券基金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外汇基金的绿色债券组合；将要求外聘投资经理以被动或主动投资方式，参与以ESG为主题的公募股权(public equity market)投资；为房地产组合投资时，物业的绿色认证将是重点考虑之一；及研究设立披露框架，在顾及市场敏感性的同时，适当地提供外汇基金的绿色金融或ESG投资的讯息。
　　三、绿色金融中心(Centre for Green Finance)：在金管局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下成立绿色金融中心，为香港银行及金融业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及经验分享平台。同时，绿色金融中心将于2020年初与国际金融公司在香港合办下一届"气候商业论坛"。该论坛是国际金融公司的年度盛事之一，旨在讨论气候变化及可持续性相关的趋势及商机。
　　当天，香港"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的首批债券开始路演，这是特区政府首次推出绿色债券。
　　香港特区政府在2018至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推出"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上限为1000亿港元，发债所得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特区政府的绿色工务项目提供资金。此举旨在鼓励更多集资者通过香港资本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
　　陈德霖表示，根据市场情况，特区政府随后可能发售美元绿色债券。香港作为财政充裕的经济体，信贷评级很高，相信市场对政府首次推出的绿色债券反应会很好。
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一直致力在绿色金融领域扮演积极角色。特区政府财政司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香港安排和发行的绿色债券集资额为110亿美元，相等于2017年的3倍多，发行主体包括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本地和海外的私营机构。此外，香港还积极与国际机构和行业协会合作，举办诸多绿色金融交流研讨活动。
 
劳动用工
 
国务院确定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具体措施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实施方案，加快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扩大就业。
　　会议指出，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就业优先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任务。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高职扩招，既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会议确定了实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具体措施：一是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三年内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培训重点面向职工，兼顾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支持帮助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和困难企业职工转岗培训。加大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力度。二是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设立专项账户，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强化资金监管和使用情况公开，对以虚假培训等套取、骗取资金的依法严惩。三是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培训并获得补贴。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职业院校扩大培训规模，支持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民办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公办同类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加强培训质量监管，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
　　会议讨论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高职扩招100万人任务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高职扩招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和民生领域紧缺专业、贫困地区。加大东部地区院校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单列招生计划。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在学前教育、护理、家政、养老、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规模。二是今年高考前组织一次高职扩招补报名，主要面向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10月份面向今年退役军人再增加一次报名。允许符合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招生。三是扩招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为主，各地可在高考前、后合理安排考试时间。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学校组织相关职业适应性测试或技能测试。四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保证培养质量。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推动高职毕业生在落户、就业、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为更多青年凭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提供舞台。
 
国务院要求在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开展粉尘危害整治
 
　　据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职业病防治工作汇报，要求更有力保障职工健康权益。
会议要求聚焦我国职业病主要病种尘肺病，在矿山、冶金、建材等行业开展粉尘危害整治，加强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强化预防，督促企业改进工艺和设备、配备个体防护用品、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重点行业新上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配备实施率达到95%以上，坚决减少新发病例。建立和完善职业病防治体系，加大职业病专项经费投入，对患者实施分类救治，研究运用工伤保险、医疗救助等手段加强兜底保障。
 
逾20省份出台技术工人增收方案
 
　　据报道，围绕打造一批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近日多地相关鼓励政策密集出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逾20省份出台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具体方案，增加工资和奖金，给予股权激励，提供住房补贴等诸多红利在列。
　　我国产业工人有2亿左右，其中，超过八成集中在第二产业，近八成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助力产业工人添技增收，培育更多工匠型高技能人才被提上重要议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河北雄安新区近日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方案》，创新建立首席技师制度，并为首席技师建立企业年金。事实上，今年五一前后，湖北、广东、上海、辽宁、内蒙古等多地明确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加上之前落地省份，已有逾20省份出台技术工人增收方案。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可直接或排号取得小客车指标
 
　　据悉，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机制，为高层次人才自用小客车提供便利，近日，海南省委人才办和省公安厅联合印发了《海南省高层次人才申请小客车指标实施办法（试行）》。
　　《办法》指出，高层次人才申请小客车指标按照分类施策、一人一车、新能源车优先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小客车调控管理机构负责办理。高层次人才申请的小客车指标包括增量指标和其他指标。其中，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经认定，可申请直接取得小客车其他指标；其他类高层次人才经认定，可通过排号方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柔性引进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经认定，可申请直接取得小客车其他指标；柔性引进的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其他高层次人才经认定，可通过排号方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
 
专家论坛
 
政策拐点：政策调整的四个角度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5月7日在FT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提及一季度中国经济“好于预期、开局良好”，而且没有再次提及“六个稳”，引起市场广泛关注，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传递了政策调整的信号。就在市场就此纠结之际，央行新任货政司司长孙国峰4月25日在国新办例行吹风会上做出澄清，就货币政策立场做出表态，认为“稳健货币政策总体上力度得当、松紧适度，原来并没有放松，现在也谈不上收紧。
　　很明显，央行的表态是对近期政策转向担忧的回应，目的是降低市场对政策拐点的担心。而5月6日央行宣布开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似乎又让市场嗅到了一丝宽松的气味。宏观政策立场是紧是松，未来将如何演进，已经成为困扰投资者的最大难题，并导致 A股市场近期呈现承压下跌的态势。
　　通常而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可以分为 “政策宣告、政策执行、政策起效、政策调整” 四个阶段，当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时，上一阶段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阶段的并存。 例如，去年下半年中央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并且叠加外部环境变差的情况下，中央首次提出了“六个稳”作为开启稳增长政策的“政策宣告”。之后，我们看到在执行层面，货币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全方位跟进。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政策宣告 + 政策执行”的同步推进。今年年初以来各项宏观领先指标开始改善，一季度GDP增速与去年四季度持平于6.4%，反映实体经济已经开始企稳，下行压力开始有所缓解，这说明政策周期已经正式步入“政策起效”。这个时期内会逐步脱离“政策宣告”，而进入“政策执行 + 政策起效”。而脱离“政策宣告”具体表现为稳增长调门降低，最近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再次浓墨重彩的强调“六个稳”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除了正确理解政策周期之外，国内外形势在年内依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也是导致中央不会过早调整宏观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对投资者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市场不好，而是市场不确定性。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同理，如果能看清经济走势，宏观政策层面做出应对相对简单。但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则需要政策制定者有较高的相机抉择能力，需要在政策面较高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国内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比去年更大。去年从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是：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美联储持续加息、中美贸易紧张局面的升级、以及国内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加大。所有这些负面因素的叠加对政策面的要求很清晰，就是政策立场在下半年要转向稳增长，并出现了“六个稳”的提法。但今年上半年以上所有因素似乎都在改善：短期内全球经济有企稳的迹象、美联储释放年内不加息的鸽派信号、中美双方都在积极推进经贸协议的达成、以及前期稳增长政策开始推动国内经济企稳。但这些因素改善在年内是否可持续性，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投资者都对此存疑。除了全球和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重新减弱之外，中美经贸谈判在最后的攻坚阶段以及达成协议之后的执行阶段，都不可能会是完全一帆风顺的。此外，虽然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年内不再加息，但对此我们依然保有疑问。目前，无论从美国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数据来看，我们都很难完全排除美联储在年内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和央行层面，目前也不会对美联储年内不加息做过早的定论。总体而言，在没有看清楚未来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方向之前，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提前做出政策调整会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要对未来6-12个月的宏观政策进行具体预判，主要还是从货币和财政政策两个方面入手。通常而言，财政政策受制于年初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最多只有节奏的变化，而不可能出现政策立场的大幅转向。例如在去年经济下行过程中，就财政政策的变化而言，除了在7/8两个月加快了地方政府债的发行之外，并无太多空间。相反，在货币政策层面，我们看到了4次降准带来的超2万亿流动性释放。在今年财政预算案中，无论是大幅提高减税降费力度，还是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都指向积极财政政策在年内重回扩张属性。而且在已经过去的4个月多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今年财政政策执行的节奏是前高后低，目的是为政策效应传导预留充分的时间。通俗来说，就是上半年把钱花出去，下半年等着出效果。考虑到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如果年内要对宏观政策作出调整，这将更多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但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会作出大幅调整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长期以来都存在一定问题，甚至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内，双方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就此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今年，中央把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作为提升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手段，虽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相对更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总不可能单兵突进，很大程度上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年内出现货币政策与既定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的可能性较低。
　　市场此前对货币政策走向的判断出现分歧，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大家都是基于自己对1季度各项数据的理解来进行政策推演。 而就1季度各项数据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还是货币信贷数据，都受到春节错位而造成季节性波动较大，本身很容易造成解读上存在分歧和偏差。例如以货币信贷数据而言，3月份的新增社融和人民币信贷都大幅超预期，但回过头来看，大家也都承认季节性因素是主要原因。为了降低季节性因素影响，可以把1季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虽然新增社融和信贷依然大幅超越去年同期，但可以发现新增部分主要体现为票据融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特别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差强人意，仅同比多增了1200亿而已，且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的占比则从去年同期的50.4%下降至44.3%。在消费和外需疲软的背景下，本轮稳增长是围绕基建补短板来展开，而目前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低迷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存在问题。如果在未能有效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前，就改变货币政策立场，企业可能会重新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肯定不是中央和监管层希望看到的。
　　因此，如果从总量层面来看， 1季度货币政策偏宽松加上经济基本面改善，很容易得出需要政策调整的结论。但如果从结构层面来看，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得到实质性改善之前，谈调整货币政策立场显然为时过早。
　　我们认为伴随着一季度财政政策提前发力，以及宽信用的货币政策的积极配合跟进，二季度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将更加明显。如果二季度GDP增速回升至6.5%或者之上，在综合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之后，中央可能会在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例如适当降低稳增长政策的力度。
　　从政策周期来看，这个时期会向“政策调整”过度，过程中会脱离之前“政策执行”的轨道。但前期稳增长政策效应依旧会继续惯性显现，因此政策周期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时期会进入“政策起效 + 政策调整”。假设届时外部环境也持续改善，例如全球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失速的风险、中美经贸谈判成功达成协议并顺利进入实施阶段、美联储依然维持鸽派立场等。在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国内宏观政策调整会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且会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例如减少潜在降准次数或者停止降准，在公开市场净回笼流动性等。
 
关于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
 
据悉，经济日报日前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文章称，财政政策既关系经济运行与国家治理，又关系企业发展与百姓民生。2019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全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促进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要以削减政府支出来实现减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文章称，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进一步明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这是党中央根据经济形势新变化作出的重要部署。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工作中关于财政政策的方针导向是，第一，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已经施行了多年的基础上，今年的实施要加力提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三，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方式是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毫无疑问，今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作用。我们要注意到，任何宏观调控措施在取得预期的正面效果的同时，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最大限度发挥其正面作用，同时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的保证。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中央指出的，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或者说经济下行压力的压力源，来自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国外方面压力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繁重；等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面对着复杂而严峻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更好实现这些目标，在宏观调控工作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就显得更为关键、更加重要。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文章认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要措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切合中国当前实际的科学判断。
　　首先，就财政政策各类可行的措施手段来看，减税降费是最直接作用于施策对象、产生政策效果见效最快的宏观调控措施之一。对消费者税负的降低，等同于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升居民消费，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对生产者税负的降低，在间接税环节上，例如增值税减税，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在最后的消费环节减少最终消费者负担。在直接税环节上，例如企业所得税减税，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收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不仅可使企业具备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方式提高生产水平的能力，而且能够刺激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欲望。因此，减税降费不仅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最实惠地激励实体经济经营者和从业者，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有力地提振自主创新和推动结构调整。
　　其次，中国现行税制中还存在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的空间，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了可操作性。减税空间的容量大小，一方面要看当前税率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还要看政府通过调整财政配置和调动弥补资源保持财政平衡的可能性。当前，调整财政配置主要是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减少一般性行政支出、“三公”经费等。调动弥补资源主要是合理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和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措施。在这些方面，仍有比较大的空间。
　　促进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
　　文章分析，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之一是促进投资，特别是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其原因在于：
　　第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归根结底消费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来拉动增长的。适度稳定的投资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增加新的投资。我们当然应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消费是通过带动投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不能带动投资的消费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只有能够带动投资的消费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只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才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由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的提高，即投资效益的提高。而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等于投资资本收益率与投资率的乘积，其中，投资率是在宏观层面实现的，而投资资本收益率是由企业或生产者在微观层面实现的。中国目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仅为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亟待提高。对生产者或企业的减税能够明显有助于提高微观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进而在宏观层面提高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提出六个“稳”的要求。“稳投资”是关键之一。“稳投资”的重点是激发社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要求我们更加认真地做好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等工作。
　　2018年有三个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值得关注：一是GDP增长6.6%，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8%。这组数字告诉我们，其一，推动投资增长、适度加快投资增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方面。以减税降费为主要措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在促进投资方面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其二，在各类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滞后于总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投资增长减速的主要诱因，同时也表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加强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较大空间。因此，当前把促进投资特别是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发力方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减税降费如何能够落实到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上，是我们今后在宏观调控工作实践中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方面。
　　实现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文章指出，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要实现财政政策的完整性。衡量财政政策是否完整的标准是财政收支是否平衡，以及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减税在初期阶段必然会使税收减少，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而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考虑减税的必要性，以及减税的具体方案，还要采取相应必要措施弥补减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在减税条件下，常规的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增加财政赤字，一种是削减财政支出。一般情况下，增加财政赤字是寅吃卯粮，必须谨慎适度，严格控制。欧盟国家在探索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根据实际经验制定的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的标准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中国长期以来基本遵循了不逾越这一界限的原则，保持了财政状况的稳定。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更重要的应该是相应减少财政支出，减少除了必须不断提高的、直接关系民生的有关支出之外的财政支出，特别是行政费用的支出。总体上削减财政支出，并不意味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同时削减关系民生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相反还需要大力增加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有研究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政府服务(包括社保、教育、健康和社会工作等)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会持续快速提升。目前中国政府服务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尚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即使在减税条件下这块政府服务的短板也需要优先填补。
　　一般意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由三项措施来拉动经济：一是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二是减税，三是扩大政府支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首选是减税。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眼下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可考虑提高政府杠杆率，将高企的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转移过来，以减轻金融风险压力。现在不宜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目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不仅是要减税降费，而且要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幅度增加，是指专项债券增加，而非一般性的政府杠杆率增加；另一方面，政府以提高自身杠杆率的方式承接企业杠杆率和家庭杠杆率，实际上是改变社会的资产负债结构，必须考虑可能对各方面带来的中长期影响。综合来看，主要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实现减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平衡，不仅是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完整性的必由之路，同时也能够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一箭双雕的积极效果。
　　需要注意做好的四件事情
　　文章强调，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需要注意做好四件事情：
　　第一，减税必须具有较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明显效果。2018年年初预计减税规模可达1.1万亿元，实际减税规模实现了突破。2019年预计减税规模可接近2万亿元，应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力保2万亿元，根据实际情况争取有所突破，实现更大规模的减税。
　　第二，减税效应具有较强的时间递减性，在短期内减税效果表现明显，但是如果减税规模强度不递增，减税效应必然减弱。因此在减税伊始，就需要考虑如何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三，减税既是政府行为，又必须通过市场产生效果。因此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框架内进行，使市场和政府既各自充分发挥好自身作用，又实现二者的积极协同发力，使减税实现预期效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减弱和防止减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使减税政策惠及实体经济的各个角落。
　　第四，做好减税与其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做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优势，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抵御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小企业
 
山东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
 
　　据悉，在5月9日上午举办的山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6部门负责人就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行解读。
　　《意见》聚焦成长期的民营和小微企业，力争通过金融顾问、信用培植、担保增信、解决信息不对称等措施，使山东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首贷获得率得到明显提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健介绍，从银行信贷融资方式看，在工作中发现首次获得贷款难，即首贷难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痛点。小微企业一旦获得第一次贷款，后续再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据测算获得第二次贷款的比率达到76%。目前，山东全省共有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59万户，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75.2万户，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贷款覆盖面和可得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刘健表示，山东将围绕导致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难的缺信息、缺抵押、缺担保等痛点堵点，因企施策，通过入户走访、一对一辅导、集中培训、提供顾问服务等方式对企业进行精准培植，结合企业所处行业和区域特点，为企业选择和推介适合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提高获贷能力。并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以及担保、再担保机构担保审批行为，不搞贷款"拉郎配"，资金供需、担保供需双方自主协商，平等合作。
　　此外，在资金支持、差异化监管、风险分担、贷款贴息、抵质押物处置等方面，金融管理部门、财税部门、企业和市场管理部门，将按照各自职责，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激励，增强金融机构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提高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服务效率，形成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合力。
"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导致融资供需对接难，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症结所在。"山东银保监局党委委员许彦峰指出，该省将从持续开展"深走访"活动、建设山东省银税互动融资服务平台深化银税互动合作、开发相关科技产品推动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推动银企建立信息和融资对接机制。
 
经贸态势
 
吉林推进建设中韩、中日韩、中俄经济合作区
 
据悉，吉林省近日出台《关于推进“双带”规划实施的若干政策》，推进建设中韩、中日韩、中俄经济合作区，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双带”指的是吉林省沿图们江鸭绿江、沿中蒙俄这两个开发开放经济带。“双带”规划旨在充分发挥吉林省沿边近海的区位优势，提高经济外向度。
　　规划中，吉林省将推进建设中韩、中日韩合作园区，引导韩资企业入区，立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区位、人文优势，加快生物技术、医疗康养等领域合作，定期举办中日韩企业家峰会，促进交流合作。
　　在对俄合作方面，吉林省将逐步推进建设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强与俄罗斯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推动达成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共识，形成合作方案，推动产业合作，继续推动“滨海2号”国际运输走廊等对外通道建设。
　　吉林省将支持“双带”区域内优先布局进口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加工转化利用项目和进口木材、粮食加工项目，建设和龙、安图、临江、集安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
为便利外商投资，吉林省将进一步完善“12312”外商投资服务专线功能，专线同步链接省长热线电话，建立外商投资政策通报机制，促进信息沟通。
 
英国议会举行研讨会探讨参与“一带一路”
 
据悉，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4月30日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英国在“脱欧”背景下如何加强了解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研讨会由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主席费萨尔·拉希德主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雯公使、英国政府“一带一路”特使范智廉等在研讨会上发言并回答了与会者提问，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及各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于2018年9月成立。该小组由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等党派议员组成，通过组织会议、访问等多种形式，增进英中政府及企业高层互动。
 
中亚国家计划推出"丝路签证"
 
　　英国《金融时报》5月10日披露，中亚五国计划推出"丝路签证"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此外，五国还加大地区一体化合作，促进贸易，解决共同的问题。
　　推出能够前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签证"是一项长期的抱负：这些国家最近才对自己的公民开放边境，并开通直达交通线路。
　　但乌兹别克斯坦从今年2月开始向45个国家的公民提供入境30天免签待遇。以中亚的标准来看，这个举动意义非凡。中亚是一个保守的地区，以拖沓的改革和缓慢的发展速度而闻名。
　　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在数十年的相互猜疑和拒绝相互贸易后，中亚各国在过去两年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与合作。
　　在出现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一次权力的更迭。2016年，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接替威权的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担任总统，开始了一项宏大的自由化计划。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反腐败运动、改进政府治理方式、废除钉住汇率制、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以及努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米尔济约耶夫作为总统的首次出访前往了土库曼斯坦，这是中亚五国中最不开放的国家。
　　3月，执掌中亚地区最大经济体长达30年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辞去总统一职，这又增添了几分变革的气息。
　　外部投资者正对此予以关注。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表示："两千年前古代丝绸之路活跃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贸易机会从未像现在这么多。"仅去年一年，随着繁文缛节的减少和海关规则的简化，地区间贸易就增长了50%。
　　由于该地区需要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想法就更加引人关注。这些共同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例如，南边阿富汗饱受战乱，本地区国民加入恐怖组织；以及诸如水资源的获得等环境问题。
　　在世界强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日益浓厚之际，更紧密的合作也能增强这一区域的韧性。
　　随着中国推行连接中欧市场的"一带一路"(BRI)战略，其在中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正在寻求维持其区域霸主地位--俄罗斯在与中国争夺该地区最大投资国的头衔。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广泛的能源投资，是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最大投资者，并正在那里建设一座核电站。
　　与此同时，美国正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军事问题上展开合作，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也在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卡米洛夫表示："可以让大国相互竞争。如果它们在谁能带来更多投资方面展开竞争，我们当然欢迎。但如果它们试图增强本国的军事和政治野心……我们不愿意倒向一极、远离另一极。"
　　乌兹别克斯坦一直避免将自身说成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领导者。但地处中亚中心的位置，以及国内3300万人口占本地区近半数人口的事实，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拥有重大的影响力。
　　但由于与公海隔绝，且缺乏进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关键市场的便利通道，该地区的贸易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WTO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表示："贸易仍低于潜力水平，连通性受限，市场准入存在问题，双边合作有限，贸易和运输便利化存在困难。"
　　作为WTO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加入了一项旨在简化手续、促进跨境贸易的协议。乌兹别克斯坦正寻求加入WTO。
　　沃尔夫表示："中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贸易便利化得到全面实施，可以使经济年增速提高近1个百分点，使出口增长3%至5%。"
　　与此同时，建设本地区基础设施的努力正在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正在与中国合作推进一个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铁路项目。在美国资金的帮助下，乌兹别克斯坦还参与了一条过境阿富汗的铁路的建设，有望打通一条通向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各港口的铁路走廊。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第一副主席索迪克·萨福耶夫(Sodiq Safoev)表示："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将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与中国的铁路连接起来，将可以从中国南京经由乌兹别克斯坦，直通德国杜伊斯堡。它将让中亚重新活跃起来，这里曾经是连接欧洲和远东的丝绸之路的枢纽。这里将重现昔日的辉煌。"
 
投资视点
 
北京市全面推行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据悉，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宣布将在全市范围内实现新建住宅工程承保全覆盖。
　　办法规定，北京市商品住房、回迁房、公共租赁住房、定向安置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新建住宅项目的建设单位，其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前，应当按照规定投保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保险投保人为建设单位，受益人和索赔权益人为住宅工程项目业主。
　　办法以工程质量保修纠纷较多的住宅工程为切入点，要求承保范围包括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防水、保温工程等涉及主体结构质量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质量缺陷。
　　办法要求，保险公司制定工程质量风险评估实施方案，委托独立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维护等全过程实施风险管理。
　　办法规定，投保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后，保险公司承担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对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维修，减少因找不到保修主体引发的各类纠纷和社会矛盾，确保住宅质量问题有人修、有人管。
 
天津发文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据悉，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天津市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天津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天津，并明确了未来五年内将实施的32条措施以及责任单位。
　　在金融领域方面，一是要取消在津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国银行在津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一并申请人民币业务。二是要支持在津设立外资保险公司，探索降低外资保险公司设立的限制条件。三是要支持非银行支付机构合规发展，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四是要争取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探索开展跨境保理业务，开展租赁业配套外汇制度创新试点。探索建立与自贸试验区相适应、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账户管理体系，探索离岸税收制度创新。
　　在服务业领域上，一是要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维修再制造业务，以船舶、工程机械、医疗器械等为重点，推动有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扩大企业自产出口设备维修再制造服务。二是要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条件，申请前一年外国投资者资产总额降为不低于2亿美元，取消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限制。三是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放宽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中外合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准入条件，即取消外资比例限制、取消中外投资者应当是成立3年以上的人才中介机构的要求，允许外资直接入股既有内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四是要对国外已上市国内未注册、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药产品，支持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对临床急需、国内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争取国家授权市人民政府实施进口批准并在指定医疗机构使用。支持疗效、安全性和经济性具有明显优势的外商投资制药企业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用药范围。五是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津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护理服务机构。
 
今年天津市拟安排274项重点建设项目
 
　　日前，天津市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2019年重点建设、重点前期和重点储备项目安排意见。今年天津市拟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74项、重点前期项目138项、重点储备项目96项。
　　为充分发挥投资的驾辕之马和压舱石作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天津市根据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规划，研究提出一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投资效益好的重大项目。
　　根据今年项目安排原则，着重突出四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智能科技产业为重点，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大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投入，建设高水平的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商贸会展、科创服务、仓储物流、旅游等服务业投入，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和水平。二是聚焦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加快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大交通体系建设，推进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加大城市轨道交通、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投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提升城市载体功能和服务能力。三是加快农林水利设施建设。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绿色生态屏障、湿地保护与修复、储备林等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四是着力实施改善民生工程。继续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教育、卫生、养老、棚户区改造、文化、体育等事关民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市2019年拟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74项，总投资9049亿元，年度投资计划1544.6亿元，其中：工业项目49项，总投资1976.1亿元，年度投资计划331.5亿元；基础设施项目113项，总投资4730.2亿元，年度投资计划640.5亿元；农林水利项目23项，总投资309.7亿元，年度投资计划128.9亿元；社会民生保障项目44项，总投资1104.6亿元，年度投资计划269.7亿元；现代服务业41项，总投资868.9亿元，年度投资计划153.6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台建设项目4项，总投资59.1亿元，年度投资计划20.5亿元。
此外，2019年拟安排重点前期项目138项，总投资2598亿元；拟安排重点储备项目96项，总投资3463.3亿元。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和危化品企业隐患排查整治部署会会议要求，重点前期与重点储备项目中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相关项目，待国家对天津市完成危化品业务安全评估并达标后，再进行相应补充调整。
 
上海发布新规支持民营企业总部
 
　　5月9日，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市鼓励设立民营企业总部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促进上海市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实现创新发展。《意见》自2019年6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意见》提出，要从金融政策、人才政策、营商环境等方面给民营企业总部加大支持力度。
　　金融支持方面，《意见》指出，要积极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理财、保险等渠道，提升对民营企业总部的金融综合化服务水平。支持民营企业总部开展供应链金融，对经认定的民营企业总部，可加入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支持民营企业总部申报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对内部资金有统一管理需求，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民营企业总部，支持其按照有关规定申报设立财务公司。
　　《意见》还指出，鼓励民营企业总部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开展各类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民营企业总部优化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促进民营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总部可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此外，对经认定的民营企业总部，《意见》要求，上海市各区可以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开办、租房等资助，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可以给予奖励。对经认定的总部型机构升级为企业总部的，以及民营企业总部并购重组国内外上市公司的，各区可给予奖励。
　　人才政策方面，《意见》表示，充分发挥户籍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通过居住证积分、居转户和直接落户等梯度化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总部引进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才、有特殊贡献者等各类优秀人才。
　　《意见》还表示，各区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总部发展的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总部引进的人才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申请人才公寓等方面提供便利。引导民营企业总部向各类国家级和上海市级产业园区集聚，各区可为民营企业总部给予租金优惠、政策扶持等服务。
根据《意见》，民营企业申请认定企业总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在上海市注册且持续经营1年（含）以上；第二，上年末资产总额达到1亿元；第三，上年度营业收入（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第四，除上海本市外，拥有2个或2个以上分支机构。在上海市设立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民营企业则可以直接认定为民营企业总部：第一，上海市认定为贸易型总部的民营企业；第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中的民营企业。
 
重庆出台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据悉，鼓励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推动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两条主线。重庆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将通过增加优质品种、提升制造能力、补齐平台短板、优化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计划到2022年实现总产值1300亿元。
　　《意见》确定了生物医药产业在创新能力、产业规模、产业布局和配套等多方面的发展目标。在创新能力方面，《意见》提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须提高到3%以上，全市新药证书和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年均取得量超过15件；产业规模方面，要培育3家产值百亿级企业、5家50亿级企业、10家10亿级企业；产业布局方面，全市将建成1个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和若干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同时通过完善产业配套，建成一批符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的产业支撑平台等。
　　此外，《意见》还提出6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措施，包括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推动产业链关键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支撑、建设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夯实人才基础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接下来，重庆市还将陆续出台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对企业新产品研发、产业转化等分阶段给予奖励补贴，并对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实施更有效的激励措施。
 
河北省多措并举力促融资担保机构健康发展
 
　　日前，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
　　意见指出，河北省将大力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按照经济发展和融资担保需求相匹配的原则，到2020年底前，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县要普遍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形成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暂时不具备设立条件的县（市），可入股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由其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研究设立河北省政府融资担保基金。基金主要采取股权投资、风险补偿、降费奖补、业绩奖励等方式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围绕机构建设、风险分担、绩效激励三个方面，重点扶持符合以下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主业突出，以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保本微利经营，切实降低目标企业融资成本；放大倍数较高，较好发挥融资担保资金使用效益；形成体系，资金实力、业务规模和风险管控优势突出，带动作用明显。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支持各级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混合所有制融资担保机构，引导更多民间资金进入融资担保领域。允许地方政府参股民营融资担保机构（含各类融资担保基金公司），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
　　意见要求聚焦支小支农担保主业。意见指出，现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主动回归公益性本位，聚焦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以及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压缩大中型企业担保业务规模，不断提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的信用状况和个性化融资需求，提供融资规划、贷款申请、担保手续等方面的专业辅导，提高融资便利度。到2020年底前，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达到80%以上。
　　意见指出，要构建全省统一的担保、再担保体系。合理设置合作机构准入条件，带动合作机构逐步提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合作机构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0%，其中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下的占比不得低于50%。省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业务提供再担保，向符合条件的担保、再担保机构注资，充分发挥增信分险作用。不得为防止资金闲置而降低合作条件和标准，不得为追求稳定回报而偏离主业。
　　与此同时，河北省将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稳定增长机制。地方政府根据业务拓展、担保代偿和绩效考核等情况进行增资，支持担保机构实力壮大，以适应不断增加的融资担保需求。同时，完善抵质押品登记制度。支持融资担保机构作为抵押权人，依法办理担保业务涉及的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股权、机器设备、车辆等反担保物权的抵质押登记，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拓宽抵押质押登记范围，鼓励开展余值抵押和顺位抵押等抵押质押方式。全面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加快续贷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降低续贷成本。推进融资担保机构接入征信系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入征信系统管理暂行规定》，规范融资担保机构接入、使用和退出征信系统。将担保失信人员列入失信黑名单，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加强与第三方征信机构的合作。
 
吉林推进东西向、南北向通道建设融入海洋经济圈
 
　　近日，吉林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建设"长白通（长春、白山、通化）"和"长吉珲（长春、吉林、珲春）"大通道的规划，构建从吉林省内陆沿南北向、东西向融入渤海、日本海等海洋经济圈的通道。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区域的几何中心，近海却不靠海。利用"长白通"通道，内陆地区货物能够经由通化前往辽宁丹东港，进入环渤海经济圈。通过"长吉珲"通道，可以打开由珲春出境前往俄罗斯港口出海的路径，连接日本海。
　　这两条通道在吉林省形成"十字"对外联通格局。吉林省将在通道内优先配置资源，优先为通道内的各类项目安排资金，给予用地政策倾斜，在确保项目收益覆盖债务本息前提下，优先支持重大交通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吉林还将制定协调机制，在"双通道"内促进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力争在2019年底前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制定高速公路分时段优惠收费政策，对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按货车计重收费标准的75%计收通行费。
　　下一步，吉林省还将支持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港-中国南方港口的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建设，促进航线常态运营，支持运输企业开通珲春-俄罗斯阿尔焦姆旅客运输线路，持续加强与东北亚区域的经贸联系。
 
吉林省推进长春市吉林市一体化发展
 
　　据悉，吉林省政府近日出台《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2019－2025年）》，推进省会长春和省内第二大城市吉林市的一体化，培育现代都市圈。
　　长春市与吉林市相邻，主城区相距100余公里，有高铁、高速公路相连，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汽车制造、石油炼化、装备制造集聚区，交通便利。
　　吉林省将积极推进长吉两市沿交通轴线布局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基地，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促进汽车、化工、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集聚协同发展。
　　在长春和吉林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吉林省将推进机场、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设施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运营"，增加郊线公共汽车线路和车次。在坚持防控重大风险前提下，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向两市倾斜，适当增加两市建设用地指标。
　　此外，吉林省还将推进长春市、吉林市政务服务互通，互派优秀干部交流挂职。未来，长吉两市将统一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电子证照标准规范，共建就业服务平台，实现人才人力资源共享。
 
吉林省将在白城建高载能高技术基地
 
　　据吉林省政府日前披露，吉林省将在白城地区建设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将相关产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做好衔接，促进高载能高技术企业聚集。
　　高载能产业是能源成本在产品产值中所占比重较高的产业。位于吉林西部的白城地区与内蒙古接壤，光照时间长，风力资源丰富，具有很强的风能、太阳能发电优势。
　　吉林将支持当地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氢能产业，全省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指标对白城适当倾斜，鼓励发展非并网型风电、太阳能发电，以风电制氢、光伏发电制氢为突破口，打造氢能利用装备制造链条。
　　吉林还将加大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由交通运输部门统筹，优先将连接高载能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公路纳入规划，优先建设。在用地方面，给予优惠地价，实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为高技术项目提供工业用地，鼓励实行弹性出让，在首付不低于50%并保证一年内全部缴清的前提下，土地出让总价款可按约定分期缴纳。
　　此外，吉林还要求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等部门积极推动白城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创新交易品种，通过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中长期交易和现货交易相结合方式，加快省内现货交易市场建设，合理降低基地用电成本。
 
山西今年拟投50亿升级改造钢铁行业
 
　　据悉，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印发《山西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2019年行动计划》。其中称，2019年，山西省将重点推进22个升级改造项目，力争当年完成投资50亿元，全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00亿元。
　　同时要鼓励优势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兼并重组力度，积极推动太钢集团按照合理布局、优势互补的原则，实施不锈钢产业兼并重组；支持晋南钢铁集团、建龙集团、福盛钢铁等优势企业加大对省内外产能资源的整合力度，打造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和产品差异化的钢铁联合企业。
 
山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将重点支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据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日前披露，为提升贫困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山西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今年将对贫困地区工业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给予支持，主要采用贴息、补助和奖励方式，重点支持自2018年起省级年度认定的扶贫龙头企业。
　　该负责人介绍，专项资金支持主要采用贴息、补助和奖励方式，重点支持粮食果蔬等农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禽畜加工等带动贫困农户增收效果明显的项目，尤其是自2018年起省级年度认定的扶贫龙头企业。
　　山西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由山西省委省政府于2017年设立，年度资金规模为10亿元，用于鼓励引导企业增强技改投资意愿，促进山西工业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起，山西省将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提高到20亿元，并对《山西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突出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延伸扩大了支持范围和领域。
 
山西省出台土地指标交易调剂暂行办法
 
　　据悉，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山西省土地指标交易调剂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交易办法》）。此举标志着山西省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机制，规范土地指标交易行为，保障转型项目建设用地迈出了新步伐。今后，跨市、县行政区辖交易土地指标，将统一在山西省的土地指标交易平台上公开竞价、有偿交易。
　　《交易办法》针对优质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市、县，在本行政区域内难以落实项目用地的实际问题，明确规定可以通过易地公开交易快速便捷地获得占补平衡指标；各贫困县产生的补充耕地指标和增减挂钩指标，通过易地交易后获得收益，可以通过预算安排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交易办法》将土地指标易地使用行为分为指标交易和指标调剂，指标交易适用于所有建设项目，各市、县可通过全省土地指标交易平台，将本级储备的土地指标在全省范围内跨县级行政区域公开竞价交易使用；指标调剂适用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省级以上重大转型项目，省政府作为调剂主体，将各级储备的土地指标跨行政区域有偿限价调剂使用。同时，《交易办法》将调剂及交易的土地指标分为补充耕地指标、新增耕地节余指标、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其中前两类都分别包含新增耕地面积、新增粮食产能值及新增水田面积指标。
　　《交易办法》明确土地指标调剂、交易的出让方应为土地整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地复垦等项目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受让方应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省级以上开发区管委会可以申请受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此规定是为了杜绝政府以外的任何企业和个人成为指标交易的主体，严防倒买倒卖、责任不明确的情况出现。
　　据了解，《交易办法》还在土地指标交易调剂程序、方式和原则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下一步，省自然资源系统将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新增耕地，发挥好土地指标交易平台作用，将市、县级土地指标储备库中15%的指标纳入调剂范围，优先保障国家、省级重点项目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安徽多措并举为企业用地"减负"
 
　　据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近期出台关于减负增效纾困解难优化环境的多项新政策，其中包括鼓励通过新增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或以租赁方式供地、适当下调竞买保证金等，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安徽省此次规定，传统工业企业转为先进制造业企业，以及利用存量房产进行制造业与文化创意、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可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鼓励对现有工业用地追加投资、转型改造，合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对符合相关规划、不改变用途的现有工业用地，通过厂房加层、老厂改造、内部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鼓励原工业用地使用权人自主或联合改造开发。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的，年度计划分配时按规定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在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方面，安徽省提出，充分发挥规划引领管控作用，引导用地单位合理确定建设项目选址。提前预下达用地计划，做到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等用地应保尽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省调度的重大产业和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从省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予以安排。
　　此外，安徽省还将支持化解过剩产能，从严把项目准入门槛、鼓励盘活存量土地、实施积极供地政策、完善用地相关手续等方面推进企业去产能工作。市、县政府收回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后的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算安排用于支付产能退出企业职工安置费用。
 
湖北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日前，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湖北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突出以"两江、五线、十节点"（长江、汉江湖北段，铁路京广线、焦柳线、襄渝线、京九线、蒙华线沿线地区及以武汉、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鄂州、黄冈、随州等铁路）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为主攻方向，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和水运运输量，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服务交通强国湖北示范区建设。
　　根据《方案》，到2020年，全省货物运输结构明显优化，铁路、水路承担的大宗货物运输量显著提高，港口铁路集疏运量和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大幅增长，重点区域运输结构调整取得突破性进展。与2017年相比，全省铁路货运量增加1000万吨以上，增长23%以上；水路货运量增加2710万吨以上，增长7.5%以上；集装箱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20%以上，省内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30%以上。
　　《方案》提出，重点协调推进湖北长江"645"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推动汉江孤山、新集、雅口、碾盘山航运枢纽建设，力争到2020年，襄阳以下汉江航道基本达到千吨级航道标准。加快松西河、唐白河（唐河）等航道建设，力争尽快打通连接湖南、河南的省际水运通道。
　　《方案》明确，推动形成武汉新港、宜昌港、荆州港、黄石港、襄阳港"一核心四枢纽"港口集群；重点推进武汉阳逻港铁水联运二期工程、鄂州三江港疏港铁路、黄石港山南铁路常态化运营，打通港口集疏运公路。到2020年底，湖北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面接入集疏港铁路，省内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与一级公路连接。
《方案》还提出，大力发展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继续开辟武汉、黄石至国内沿海及东亚、东南亚近洋航线，巩固武汉至上海江海直达集装箱班轮运输，推动大宗货物集疏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转移，实施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公转铁""公转水"工程。
 
江苏化工产业整治方案出炉
 
　　据悉，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提升方案》。其中提出，加快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凡是达不到有关安全环境卫生等标准的，2020年底前依法关闭退出；各地认为确实无法关闭或迁建的企业，必须在2020年底前将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全部迁出。
　　此外，要压减沿江地区、环境敏感区域、园区外以及规模以下化工生产企业数量，均需在2020年前关闭退出。新建化工项目原则上投资额不低于10亿元。政府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省级财政安排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专项补助资金，设立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
 
海南省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下调
 
　　据悉，海南省发改委5月7日宣布，海南省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下调5.32分/千瓦时，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要求，将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由16%调整到13%，腾出的电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不含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场所用电，下同）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海南省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下调5.32分/千瓦时。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海南省部分商住混合物业小区商业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合用变压器。为减轻用户用电负担，这部分商业用电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以上电价调整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2019全球经济的三大灰犀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5月8日撰文指出，2019开年以来，全球经济一扫2018下半年的阴霾，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暖。美国一季度GDP大增3.2%；英国、德国制造业PMI均开始止跌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亦有好转；而中国一季度更是录得开门红，出口、信贷、消费、工业、投资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超预期表现一举扭转了此前极度悲观的情绪。文章说，虽然近期全球经济有所好转，但在全球治理结构变革、政治极端化、宗教文化冲突加剧的今日，全球经济仍有三大灰犀牛值得警惕：
　　通胀上行终结超宽松货币政策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纷纷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走出衰退。美联储长期保持了低利率，日本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已经有20年历史，而欧洲央行的三大基准利率中，主要再融资利率长期为0，边际贷款利率0.25%，存款利率-0.4%，实质上也是零利率政策。而3月美联储会议声明退出加息，欧央行会议重启长期定向再融资操作（TLTRO），全球主要央行再次同时转向鸽派。
　　在全球主要央行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全球失业率同步走低，然而通胀却迟迟未到，主要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的通胀都在2%的长期目标以下，经济复苏进程迟缓，菲利普斯曲线、欧肯法则等传统经济学理论纷纷失效。美国3月PCE同比增长1.5%，欧元区CPI也从2018年10月的2.3%高点迅速下行到2019年初的1.4%-1.5%的水平，日本通胀更是长期在1%以下，宽松货币政策下“低通胀+低失业”的组合似乎成为新常态。
　　然而全球经济是否真的毫无通胀压力？笔者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全球财政支出空前增加、政府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迟到的通胀是否会卷土重来，值得警惕。
　　今年以来，全球油价已经累计上行超过28%，诸多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而全球资本市场也已累积了较大的资产泡沫，全球范围内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足。而中国猪周期也已启动，预计年内CPI将温和上行。如货币宽松政策继续，外溢的流动性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不排除未来全球通胀将重新抬头的趋势。而所谓的新货币理论的基石是低通胀，如果通胀上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将终结。
　　欧洲“光荣孤立”下的民粹主义
　　在全球科技浪潮风起云涌，金融科技、数字科技、人工智能创新方兴未艾的今日，这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基本由中美科技巨头引领，欧洲国家严重缺席。笔者近期参加了伦敦金融科技峰会，强烈感觉到欧洲在科技领域的“政治正确”和“另类”视角，很多议题关组注金融创新的道德规范和数据隐私保护，如GDPR、MIFID II等数据保护和市场监管展开，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科技创新应用的讨论。
　　这其中固然有欧洲自我保护、在成熟固化经济体中科技创新试错成本较高等原因，但更加深层的原因或许同欧洲长期以来的精英意识和优越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美国在全球经济、科技领域独领风骚，而沉湎昔日荣耀、以生活品质和慢节奏著称的的欧洲大陆则显得同这个快步前行的时代格格不入。英国脱欧延期后英国软脱欧甚至再次公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一民粹主导的闹剧究竟作何收场，仍需观察。
　　同时，欧债危机后，欧盟深受难民潮、恐怖袭击、核心同边缘国家分歧加大的困扰，加之经济复苏乏力，主流政党麻烦重重，正在不同程度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支持度空前高涨。近年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党都逐渐走出边缘地带，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五星运动，希腊的金色黎明党，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葡萄牙、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等党派在内的民粹势力都在本国的政坛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角色。而主要国家里，默克尔已卸任德国基民盟领导人，法国国内“黄马甲”运动呈愈演愈烈之势，总统马克龙的民众支持率也已陷入低谷，2019年前景低迷的欧洲或许会遇到更强烈的民粹风暴，民粹政党对欧洲的经济政策影响值得警惕。
　　中美贸易谈判出现变数
　　前期稳步推进的中美贸易谈判近期突生变故。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宣布，周五将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至25%，而且很快会对另外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在笔者看来，特朗普态度转变的目的在于加速谈判进度，属于促成协议尽快达成的极限施压策略。去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谈判围绕双方分歧最大的条款如贸易协定执行机制的落实、国企补贴、扩大开放机制等进行了多轮磋商，前后已持续接近一年时间、大大超出既定期限。对中国来说，谈判给了中国经济宝贵的调整窗口期，开年以来中国内部压力也有所缓解，相继迎来经济和政策拐点。但协议久而未决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故而希望通过此次远高于预期的苛刻条件让中方进退两难，通过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以达到美国想要的结果。
　　而近期以来美国的众多变化也给了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的底气：今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回暖、一季度数据向好，4月非农就业超预期达到26.3万人；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并无一个强力候选人能够同特朗普角力2020年总统大选；而共和党内部对华鹰派声音占据主导，侧面要求特朗普政府对华态度更加强硬以应对国内政治压力。这些变化都导致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有恃无恐”，希望通过“漫天要价”来迫使中国让步，接受美国的条件，这也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虽然特朗普的突然变脸给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于中美双方和全球来说都至关重要，前景黯淡的全球经济也很难承受一个不确定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双方均期待协议的达成，中国在前期谈判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性让步，主动扩大开放，夯实经济复苏基础也符和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预计中美在此次逆风波折后，仍将大概率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相互试探、妥协、让步中继续谈判，直至协定最终达成。
但也必须看到，中美之间竞争的长期性，中美在技术、金融、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的分歧也在不断加大。双方多维度的大国博弈，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向。
 
美联储警告高风险企业债增长或影响金融体系稳定
 
　　据悉，美联储5月6日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报告指出，美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增加，特别是经济增长下滑可能暴露美国企业债市场的脆弱性。
　　《金融稳定报告》说，非金融企业贷款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快速增长，将引发担忧。过去6个月，部分类别的企业债务信贷标准有所恶化，例如高杠杆率企业的新增大额贷款占比已超过2007年和2014年的峰值水平。同时，贸易紧张局势、英国"脱欧"溢出效应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是考验美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风险。
　　不过，报告认为，家庭借贷相较于收入而言仍然处于温和水平，银行业风险有所减轻，金融体系的融资风险也很低，美国大型银行资本状况仍然良好。
　　当天公布的美联储高级信贷官员意见调查报告显示，部分银行在今年第一季度放宽了大中型企业商业贷款的部分条款，但收紧了商业地产贷款标准。今年第一季度，上述两种贷款需求均有所下降。
 
美联储宣布维持现有基准利率不变
 
　　北京时间5月2日凌晨，美联储结束政策会议后宣布维持现有基准利率不变，重申对利率政策保持耐心，并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IOER）从2.40%下调至2.35%。
　　"美国经济依然强劲，此前担忧的经济风险看起来已有所缓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引发全球经济疲软的迹象部分消退，年内美国经济前景积极向好。
　　他还表示，当前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是恰当的，且没有需要减息或加息的强有力理由。
 
美就业数据再度引发美联储是否需降息争论
 
据悉，美国劳工部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失业率降至3.6%，创近50年来新低，但薪资涨幅低于预期。这再次引发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需要降息的争论。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4月失业率较前月下降0.2个百分点，降至1969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当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26.3万个，高于前月修正后的18.9万个，这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延续稳固复苏势头。
　　但仔细分析4月就业数据，美国就业形势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美好。美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黛安娜·斯旺克指出，4月失业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即部分人放弃找工作而退出就业市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她表示，美联储尽力延长美国经济扩张周期，就是希望更多放弃找工作的人重返就业市场。
　　4月，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劳动参与率较前月小幅降至62.8%。当月约有49万美国人退出就业市场，创一年半以来新高。
　　令美联储官员意外的是，过去一年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处于4%以下的历史低位，但薪资上涨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加快。4月美国员工平均时薪较前月增加0.06美元至27.77美元，同比增长3.2%，涨幅与3月持平，但低于2月的3.4%。
　　目前薪资的温和增长尚不足以推高美国通胀水平。作为美联储看重的通胀指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3月同比增长1.6%，创2018年1月以来最慢同比增速，并仍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等在内的政府官员近期均以通胀较低为由敦促美联储降息。彭斯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并未看到任何通胀压力”，美联储可能该考虑降息了。
　　一些美联储官员也对美国通胀持续疲软表示担忧。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3日表示，如果到今年夏天后美国通胀预期仍然太低、实际通胀率也未上升，他将对美联储降息持开放态度。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埃文斯也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增长比预期更加疲软或者通胀维持在太低水平，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降息，但他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还要再观察几个月的通胀数据。
　　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5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是“合适的”，没有加息或降息的必要。他指出，近期美国通胀疲软主要是受暂时性因素影响，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胀率将回升到2%的目标。
　　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5月3日重申，美联储将对利率政策保持耐心。他表示，当前美国通胀前景稳定，联邦基金利率处于美联储预计的中性利率区间内，美国经济已非常接近美联储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华尔街日报》4月对60多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至少到2021年底。但据彭博社报道，市场交易员仍押注美联储2020年年中之前降息。
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已加息9次，并开启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以逐步退出金融危机后出台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去年美联储加息4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到2.25%至2.5%的水平。今年初以来，美联储一直按兵不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或已接近尾声。
 
欧盟委员会下调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
 
　　据悉，欧盟委员会5月7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2月份的1.3%下调至1.2%，2020年增长预期从1.6%下调至1.5%。
　　报告说，近期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以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构成下行压力。此外，欧元区制造业持续疲软，特别是一些国家汽车业遇到困难，也是该机构调低增长预期的原因之一。
　　受汽车行业疲软等因素影响，欧盟委员会将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1%大幅调低至0.5%。汽车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欧盟去年9月开始执行新的汽车尾气排放测试规定，加上全球需求疲软，德国汽车业受到明显影响。
　　报告预计，今年欧元区失业率为7.7%，明年降至7.3%；今明两年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均为1.4%。
　　报告还预计，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2%和3.5%。
 
德国央行称未来几年欧元区货币政策正常化充满挑战
 
　　据悉，德国联邦银行（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5月3日在法兰克福说，未来几年欧元区货币政策正常化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魏德曼表示，欧元区经济全面疲软，通胀上升弱于预期。为此，欧洲央行已作出政策调整：预计在2019年底前不会加息，并将在9月份开始实施第三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并持续至2021年3月，以维持宽松的融资条件。
　　去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导致欧元区不得不推迟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不过，魏德曼认为，宽松货币政策持续过久，不仅影响银行利润和储户的利息收入，还会带来金融稳定风险，最终影响欧元区价格稳定。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印证了低利率给欧洲银行业带来的冲击：2018年美国前十大银行利润总额是欧洲前十大银行的约2.6倍。
　　魏德曼说："随着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递减，我反复提醒其带来的风险和副作用。"魏德曼长期批评欧洲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断呼吁尽快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
 
英国央行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据悉，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5月2日宣布，把英国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从先前预计的1.2%上调至1.5%，同时继续维持0.75%的基准利率不变。
　　英国央行表示，由于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企业在临近此前设定的英国"脱欧"截止日期前大量"囤货"，带动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增长0.5%。不过，央行预计经济增速在第二季度将回落至0.2%。
　　同时，受"脱欧"带来不确定因素影响，英国商业投资持续下滑。央行预计，在"脱欧"取得明确进展前，商业投资很难恢复。
　　安本标准投资公司分析师卢克·巴索洛缪认为，鉴于目前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英国央行短期内不会提高基准利率。
 
巴基斯坦任命IMF经济学家为央行行长
 
　　据悉，巴基斯坦政府5月4日任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雷扎·巴基尔(Reza Baqir)为央行行长，接替前一天被免职的塔里克·巴杰瓦(Tariq Bajwa)，这是巴基斯坦经济官员人事大调整的一部分。
　　在巴基尔履新之际，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与IMF的一个小组在伊斯兰堡就一笔新贷款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这笔贷款被认为对该国避免国际收支危机至关重要。
　　自2017年年末以来，巴基斯坦卢比已贬值约34%，而该国反对党对通胀上升的反对声浪也日益高涨。
　　由于截至6月份的财政年度税收收入低于预期，汗领导的政府上5月4日还免除了税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据巴基斯坦财政部高级官员透露，与汗关系密切的政界人士阿萨德·乌马尔(Asad Umar)上个月被免除财政部长一职，原因是他未能与IMF谈妥一笔新贷款。
　　最近几个月，与总理关系密切的政界人士抱怨称，巴杰瓦在与财政部讨论时，在政策问题上过于死板。巴杰瓦曾是巴基斯坦财政部官员，由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任命为巴基斯坦央行行长。
　　汗领导的政府自去年上任以来就一直在与IMF商讨贷款事宜。他已向沙特、阿联酋和中国等友好国家寻求财政支持，以增加巴基斯坦的流动性储备，但市场对该国经济的信心仍然疲弱。
　　在卡拉奇，一家私人银行的行长表示，对于IMF坚持巴基斯坦应允许卢比自由浮动，巴杰瓦与政府之间的分歧加大。"巴杰瓦不赞成自由浮动。自由浮动有可能导致卢比进一步大幅贬值，并将通胀推升至更高水平。"
　　据信，汗还对乌马尔领导的为满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要求所做的准备感到不满。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反洗钱全球监督机构已将巴基斯坦列入在防止洗钱措施方面存在差距的灰色名单。
 
投资分析点评
 
　　▲河钢宣钢25万吨生铁产能出让给邢钢
 
　　日前，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了河北省生铁产能使用权首次公开挂牌交易及签约仪式。此次交易出让方为河钢集团宣钢公司，交易标的为25万吨生铁产能使用权指标，受让方为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交易价格为每万吨580万元，交易金额为1.45亿元。此外，河钢宣钢还有31万吨生铁产能指标正在办理出让审批手续，近日将再次公开挂牌交易。
　　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表示，此次交易拉开了河北省钢铁产能使用权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挂牌交易的序幕，是以市场化手段实现钢铁产能使用权优化配置的成功探索。
　　产能指标市场化交易在河北其实并非首例，早在2016年，河北省武安市引入市场交易办法去产能，建起全国首个县级钢铁产能指标交易平台，2016年共压减炼铁产能241万吨、炼钢产能383.5万吨，超额完成了年度压减任务，跑赢目标任务时间表。
 
　　▲雅居乐2亿港元入股力世纪
 
　　据悉，雅居乐集团（下称雅居乐）与力世纪（00860.HK）5月8日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同时斥资逾2亿港元入股力世纪，成为公司策略股东。
　　据悉，力世纪创办于1989年，主要从事设计、制造及销售各式各样的镶嵌宝石珠宝产品。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兴起，力世纪从2017年开始涉足新能源业务。目前提供电动汽车B2B解决方案，包括设计、开发、组装电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并提供电动汽车充电解决方案。雅居乐此前在地产、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有所布局，但并未公开表达过对电动车行业的兴趣。
　　根据力世纪5月8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将向雅居乐集团间接子公司鸿昕投资有限公司，配售4亿股新股，占当前已发行股本6.26%，和经扩大后股本5.89%。公告指出，认购事项的所得款项总额预计约为2.04亿港元。
　　公告称，作为公司成为全球领先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力世纪与雅居乐地产已于2019年5月8日订立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合作框架协议，将就于中国生产、研究及开发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及产品进行拟议合作。
 
▲华大智造完成2亿美元融资
 
　　5月9日，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大智造）宣布完成2亿美元融资，投资方包括中信金石、松禾资本、东证资本等。华大智造并未透露具体估值。
　　此次融资完成后，华大智造将进一步加强新型基因测序仪的新型测序仪研发和生产，围绕生命数字化展开更多产品布局，并进行市场拓展。
　　此次融资额明显低于此前计划。2018年7月18日，多家私募机构内部人士透露，华大测序仪业务开启独立融资，计划融资10亿美元，或出让20%的股权。
　　市场对华大智造测序仪销量的担忧影响了此次融资。
华大智造是深圳华大集团下属子公司，2016年正式成立，专注于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领域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实时、全景、全生命周期的生命数字化全套设备，为精准医疗、精准农业、精准健康等需求提供设备和解决方案。
 
▲腾讯AI诊断帕金森病在英国临床试验
 
　　英国《金融时报》5月8日披露，中国科技巨头腾讯(Tencent)利用人工智能(AI)为帕金森病患者诊断的项目开始在伦敦进行临床试验，这一项目是与一家鲜为人知的英国初创企业Medopad合作进行的。
　　腾讯去年与总部位于伦敦的Medopad合作，为医疗AI创建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按照这两家公司的计划，该项目不仅针对帕金森病诊断，而且还将针对多发性硬化症和牛皮癣。
　　Medopad公司介绍，帕金森病诊断的临床试验将在伦敦的一家私人精神健康诊所Dementech Neurosciences进行，大约40名患者参与试验。这项试验将在未来几个月完成。
　　两家公司扩大合作之前，谷歌(Google)于2014年收购AI研究集团DeepMind。DeepMind与英国多家医院进行了密切合作，以开发能够分析医学扫描结果的AI而闻名。
　　腾讯尚未对Medopad进行投资，但据腾讯医疗AI实验室(Medical AI Lab)主任范伟和Medopad创始人丹·瓦赫达特(Dan Vahdat)表示，两家公司"正在为明年制定一些计划"。"Medopad是腾讯医疗AI实验室的主要合作伙伴，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他补充说。
　　与DeepMind一样，Medopad也与多家英国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和皇家伍尔弗汉普顿医院(Royal Wolverhampton)，它们利用Medopad的技术以远程方式监测患者。
　　这家初创企业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医生可以通过设置患者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的测试、以及从可穿戴设备上收集数据来收集患者的信息。该公司还在开发算法，能够向医生提出诊断建议、或在患者病情恶化时向医生发出警示信号。
　　据从事AI研究的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的医疗项目主任克里斯·霍姆斯(Chris Holmes)介绍，英国的初创企业已成为从事数字医疗技术研究的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因为英国在进行临床试验方面有较好声誉，并且可以通过公共资金支持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接触到数千万患者。
　　医疗AI实验室被视为腾讯重组和重新聚焦医疗技术试验的一种方式。与腾讯的其他业务相比，这项业务迄今规模相对较小。腾讯名为觅影的旗舰医疗项目于两年前推出，主要使用AI协助医生诊断慢性病。
　　范伟补充说，中国的AI计划与腾讯和Medopad的关系"无关，也不是这一合作关系的一部分。"
Medopad于2011年由瓦赫达特创建，他是一位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时辍学成为一名企业家。在去年2月进行的由香港综合企业新创建集团(NWS Holdings)领投的一轮融资中，这家初创企业获得的估值为1亿美元。此前，该公司还与包括苹果(Apple)和华润(China Resources)在内的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移动进军美国市场遭拒
 
　　5月9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以担心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在美提供电信服务。该公司拟提供的服务将连通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电话。
　　FCC表示，中国移动美国公司(China Mobile USA)是由中国政府间接控制的。如果获得第214条授权，中国移动将获得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如电话线及移动通信网络）的更多机会。
　　FCC表示，中国移动未能证明其进入美国市场"符合公众利益"，批准申请"将带来重大且严重的国家安全与执法风险，而这些风险无法通过中国移动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缓解协议来解决"。
　　FCC还表示，其审议标志着联邦政府行政分支首次基于国家安全与执法方面的担忧，提交拒绝第214条申请的建议。
　　此次提案被否决正值特朗普政府反击中国在电信及科技行业的影响力，同时美国也在与北京方面竞相推出5G无线基础设施。最近，美国总统唐纳德·朗普(Donald Trump)表示，如果到5月10日不能达成协议，他将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据报道，FCC委员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5月9日建议，美国应该调查是否撤销之前给予其他中资企业的批准，包括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和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
 
▲华为拟在剑桥附近建芯片厂
 
　　据报道，在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参与建设5G网络后，华为上周（4月29日-5月5日）宣布，计划在剑桥附近英国硅芯片产业心脏地带建造一家400人的芯片研发工厂，距ARM控股(Arm Holdings)总部仅15分钟车程。
　　华为正处在下一代移动互联网5G全球风暴的中心，原因是美国基于安全理由、游说各国不要让华为参与网络建设。华为否认协助中国政府对移动通信从事间谍活动。
　　华为计划在距剑桥约7英里的沙士顿(Sawston)村开发用于宽带网络的芯片。上周（4月29日-5月5日），该公司高管在当地向居民们宣布，计划对一家废弃工厂加以改造。
　　华为技术研发英国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R&D UK)首席执行官亨克·库普曼斯(Henk Koopmans)表示，去年他谈判以3750万英镑买下曾经属于Spicers（一家可追溯至1796年的文具企业）的550英亩土地。
　　华为高管告诉当地居民，该厂将于2021年投入运营，将创造多达400个就业岗位。
　　据报道，2016年被日本软银(SoftBank)收购的英国最大科技公司ARM控股，已投资于扩充其在剑桥的员工队伍，以缓解人们对那笔240亿英镑收购交易的担忧。ARM在智能手机行业推动下的发展壮大，连同如今是高通(Qualcomm)一部分的CSR等其他本地企业的崛起，已将剑桥转变成一个专注于芯片设计的硅技术中心。
　　华为在英国雇佣了数千名员工，其中约120人在剑桥工作。去年2月，该公司曾与首相一同宣布了一项为期五年的30亿英镑对英投资计划，华为在这个大学城扩张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华为表示，其准备招揽世界顶尖大学之一的毕业生。"我们与剑桥大学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与英国电信(BT)开展一项为期5年的2500万英镑合作伙伴项目，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茅台集团营销公司设立引争议
 
　　5月5日，茅台集团营销公司正式揭牌。按照官方宣布的，新成立的集团营销公司将重在"用好增量、管好存量、加强管控、统筹市场"，与社会渠道实现错位发展，与原有营销体系互为补充。据悉，下一步，茅台集团营销公司将重点针对团购、商超等终端客户开展工作。这本是一条"喜讯"，不料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招来股民质疑和抗议。
　　支撑了茅台股份公司（即上市公司"贵州茅台"，600519.SH）近九成营收的茅台酒，同时也是整个茅台集团销售额最大的酒类产品。因此，虽说这次是集团层面的营销公司成立，但不可避免也会牵涉到茅台酒渠道的后续统筹。
　　对生产企业来说，进行销售渠道动态优化非常正常，茅台也不例外，事实上，从去年起着手的营销体制调整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欢迎，成为推动其股价走高的动力之一。这是因为，过去的销售模式使得企业难以控制渠道价格，尤其不能控制终端零售价，为炒作、囤积提供了便利，终端价某阶段的过度上涨及由此造成的高波动性，不利于平滑行业的周期波动，这显然与"缓慢放量+持续缓慢涨价"这一理想模式相冲突。改革销售体制有利于茅台的业绩增长更加平稳，更加可持续，投资者乐见其成；同时茅台酒大多数时候供不应求，出厂价与终端价之间高达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差价，不仅易于产生腐败问题，影响公司形象，而且某种意义上没有让利润最大化的潜力充分发挥。
　　然而，茅台集团营销公司的成立，一下子把投资者的预期全打乱了。上交所发出的问询函要求贵州茅台说明集团成立营销公司的主要考虑，是否拟全盘直销经营上市公司的茅台酒配额，是否可能形成金额较大的关联交易，以及集团成立营销公司与公司曾宣布的"营销体制调整"到底是什么关系，说明未来公司对茅台酒各类销售渠道投放的计划。上交所的问询函非常专业，全都是投资者最为关切而暂时未明晰的问题。
　　分析员指出，茅台调整营销体制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原经销商、上市公司、大股东、中小股东都分别有自己的诉求，这是正常的现象，在茅台"千亿目标"关键之年推出的这次"营销体制调整"，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次重新划分蛋糕的过程，具体的改革方案需要十分谨慎地平衡各方利益，当然，不能漠视资本市场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上市公司来说，当务之急是尽早明晰方案，提高改革的透明度，回应市场上的关切，具体而言就是尽早回复上交所的问询，给市场一个交代。
 
▲央企新兴际华入主海南海药
 
　　据悉，海南海药5月5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央企新兴际华集团全资子公司医药控股通过受让华同实业100%股权，持有公司股份22.23%，并获得另外7.76%股份的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同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医药控股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成公司实控人。
　　根据公告，4月30日，海南海药原控股股东南方同正、公司原实控人刘悉承及其配偶邱晓微与医药控股签署《控制权收购协议》、《表决权让渡协议》。根据协议，南方同正将所持公司股份15.2%及该等股票质押式回购形成的负债注入新设子公司华同实业，医药控股以2.3亿元对价收购华同实业100%股权；医药控股以17.7亿元增资华同实业，华同实业受让南方同正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17同正EB）剩余全部债券并实施换股获得7.03%股份；南方同正将其所持公司股份7.76%表决权无偿让渡给华同实业行使。同时，南方同正、刘悉承放弃其控制的剩余公司股份表决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同实业持有海南海药22.23%股权，并持有7.76%股份的表决权，医药控股持有华同实业100%股权，华同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资料显示，医药控股是新兴际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医药板块的持股投资平台。新兴际华集团前身为新兴铸管集团，目前拥有冶金、轻纺、装备、医药、应急、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是集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是中央企业董事会扩权试点单位，国务院国资委确立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之一。
 
▲康美药业遭遇监管问询
 
　　4月30日，康美药业一则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将公司股价封于跌停板。一时间，关于康美药业财务差错和财务造假的争论不绝于耳。继4月30日上交所发出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自查并核查前期会计差错涉及的相关事项后，5月5日晚间，上交所再次向公司下发问询函，追问货币资金核算出现重大差错的具体原因等诸多细节。
　　康美药业4月30日发布2018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56亿元，同比增长1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5亿元，同比减少47.2%。然而，一则与年报同时发布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令公司股价遭遇重挫。在此背景下，上交所向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自查并核查前期会计差错涉及的相关事项，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明确投资者预期。
　　公告显示，康美药业于2018年12月28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对此进行自查以及必要的核查，2018年之前，康美药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及款项收付方面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况。通过企业自查后，公司对2017年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其中，分别调减货币资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299.44亿元、88.98亿元、76.62亿元等，调增存货、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在建工程金额为195.46亿元、57.14亿元、6.41亿元和6.32亿元等。同时，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包括其自查的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余额88.79亿元，但年审会计师称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无法确定相关金额的准确性和款项的可回收性。
　　对此，上交所向康美药业下发监管工作函，直指上述事项反映出公司在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方面可能存在重大疑问。上交所要求公司认真核查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差错调整的交易背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会计差错发生的时点、发生差错的具体原因和责任人等。同时，针对公司应收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88.79亿元，公司要进一步核实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发生时点、涉及事项、金额、占用期限等情况，明确上述往来款项是否构成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月5日，上交所再次向公司发出问询函，要求公司严格区分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有意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如实核查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编制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上交所详细追问了公司多计货币资金的存放方式、主要账户、限制性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使用及资金的主要去向，以及货币资金核算出现重大差错的具体原因等。此外，少计其他应收账款、存货、在建工程，以及多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原因等相关项目细节等，都受到监管问询。
　　此外，因前期差错更正涉及采购付款、工程款支付、确认业务款项等环节的会计处理，上交所要求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差错调整整体情况，包括分科目列示更正前后的具体会计处理、依据及其合规性；各会计差错追溯调整的具体报告期及调整依据。
　　事实上，在年报披露当日，康美药业就在官网发布的致股东信中坦言，已深刻认识到公司此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改，其中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和信息披露质量。
　　此次，康美药业将如何化解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引发的风波，值得持续关注。
 
　　▲中芯国际联合CEO在业务战略上发生分歧
 
　　FT中文网5月1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的两名联合首席执行官之间发生争执，焦点问题是公司应该打造盈利业务还是聚焦于尖端技术。这凸显困扰中国政府建立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努力的问题。
　　中芯国际联合CEO赵海军正考虑离开公司，因为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由另一名联合CEO--梁孟松--领导的开发更先进的14纳米（140亿分之一米）及更小芯片的工作。
　　知情人士说，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优先于赵海军领导的利用老一代工艺技术扩大商业可行业务的努力。知情人士表示，为了使管理层围绕梁孟松的目标统一认识，数十名高管正被撤换。
　　201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七个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大规模计划，旨在依靠私募股权和行业专家，告别过去由国家指令和补贴主导的方法。但实际情况正回归中国传统的国家指令和补贴方式。"该计划的第二阶段有大量政府资金，"高德纳(Gartner)分析师Roger Sheng说。
　　回归传统战术之际，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企业没有表现出在制造先进芯片方面赶上全球领先者的迹象。中芯国际目前尚未开始大规模生产14纳米芯片，而韩国三星(Samsung)早在2014年就在按照这一工艺标准生产。
　　美国政府试图减慢中国追逐科技实力的步伐，这加剧了这些问题。
　　梁孟松曾是全球最大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的研发主管，在竞争对手三星工作一段时间后，于2017年加盟中芯国际。
　　知情人士表示："政府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必须掌握14纳米芯片的制造工艺。梁孟松正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中芯国际没有具体评论相关情况。但公司发言人表示："这些传言不实。"
 
▲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免去贵州省政协委员职务
 
　　5月5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免去袁仁国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职务。
　　一年之前的5月6日晚，茅台集团传出人事消息：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同志被提名为茅台集团董事长人选，董事长职务任免需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袁仁国同志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袁仁国出生于1956年，1975年在贵州茅台酒厂参加工作，历任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等职务；1998年起担任贵州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起担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甲骨文中国区首批裁员900余人
 
　　5月7日上午，甲骨文召开全员大会，确认中国研发中心将裁员调整，首批确认裁员约900余人，其中超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
　　中国研发中心共约1600人。中国研发中心可能彻底关闭。
 
管理视点
 
另一个视角看汉能
 
知名商业战略专家周掌柜5月7日在FT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汉能是一家复杂且极具挑战的标的，它折射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从亢奋回归常态的一个普遍性事实，也掺杂着国家产业政策波动带给企业的深刻影响。
　　汉能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这个时间点，如果其7月31日之前复牌失败，香港资本市场最新引入的定时除牌机制将发挥作用。此时，任何人批判这样一家颇具争议的公司几乎都可以用俯视视角，站在“不败”的制高点上。对汉能的主要争议有两个，第一是薄膜太阳能技术路线是否前景光明，应用需求是否刚性；第二是对其“关联交易”销售买方的质疑，进而认为其商业模式不可持续，此前受到做空围猎也因为此。
　　李河君为汉能构建的企业使命确实宏大——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也包括让万物发电。听起来确实有一点儿乌托邦，他也经常用“投资100亿美金真金白银打造新能源帝国”表达自己的实业家特质，按照他原有计划：如果地方产业园推动行业良性运转并逐步降低成本，中国将成为薄膜太阳能行业全球霸主。李还将汉能归类为半导体行业，以表达其对规模和资金的必然需求，但这些也没有改变业内人士用能源角度对标汉能的惯性，这个对标也意味着“道德阉割”，比如：建设长江三峡、巴西伊泰普水电站都曾被批评破坏环境；切尔诺贝利事件后，核电站面临全球性争议，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的地震核泄漏被万众唾弃；烧煤的火电站更是广受诟病，就连“煤老板”到目前为止也带有一种蔑称。新能源领域，如行业媒体中新经纬所言：尚德、赛维、晶澳、英利，每一家公司都受到过舆论猛烈挑战。能源行业注定伴随着道德风险。而汉能执意想在中国这个广受争议的行业里做出被西方忌惮的“半导体”格局，势必九死一生，大开大合。
　　那么汉能是怎样的一家公司呢？没有争议的部分包括创始人李河君的创业史，据腾讯网报道：1967年出生的李是广东客家人，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200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宏观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向大学老师借款5万人民币创立汉能。而他发家并成为首富的一战是：金安桥水电站，多篇报道中所言，当时很多人认为水电站是国家干的，饱受质疑、嘲笑，李多次濒临绝境，坚持最后一战成名。汉能的薄膜太阳能实际上是在他投资过秸秆发电、潮汐能、地热能、燃料电池都失败了之后，找到的新方向。简单说：有了水电站印钞机之后，李河君是用新能源搏一个更大的梦想。这个行业的难度汉能应该是从最初就有认知的，首当其冲是其不可逆的重资产投资。其全面接手之前，美国人1983年开始做了35年，直到页岩气发现之后停止。还原这个故事之后，眼前的状态是：在各部委30多个文件支持薄膜太阳能的情况下，汉能受到资本市场抛售和做空，国家补贴政策出现不确定，银行不给贷款，媒体充满负面。回归A股是背水一战。
　　以上是对汉能粗线条的描述，本文无意在细节上分辨汉能有争议的部分，也不想代替资本市场专家做投资判断，资本市场的最终权威来自监管。但从公司研究的角度，我们发现外界给汉能的“舆论审判”并没有展现足够的多元视角。对于公司研究来讲，汉能是一家复杂且极具挑战的标的，它折射出的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从亢奋回归常态的一个普遍性事实，也掺杂着国家产业政策波动带给企业的深刻影响。同时，在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不少科技公司都面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球性质疑，汉能这种逆向结合中美技术和市场的模式是其中重要样本。所以我们试着用“探险家视角”看汉能。对于“探险”，如果一味批判，就像平常人看探险家一样，觉得他们危险且毫无价值，但实际上我们可能隔绝了见证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机会。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汉能被做空的案例。时间是2015年5月20日，当时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价在半小时内从7港元跌到3.91港元，跌幅高达47%。股市剧烈波动后，媒体大面积负面报道，可以说“股媒双杀”。从此，汉能前后被四次做空，福布斯披露两支美国对冲基金做空汉能，分别是辩证资本(Dialectic Capital)和伍德资本(Lakewood Capital)，主要的理由也是上文提到的财务和商业模式的问题。他们还有一个论据是：汉能的竞争对手实力雄厚，以美国GAF为例，他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成熟的传统屋顶建筑公司，对比来看，超越对手首先需要克服自己资金周转难题。
　　这个导火线由此引发多方的“死刑”审判，不过客观讲：资本市场的做空报告很难成为评判企业的唯一标准。我们做一个对比：类似的“股媒双杀”式做空也多次发生在特斯拉身上，做空者认为特斯拉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庞氏骗局。证据是2008年以来，特斯拉78%的运营现金流来自客户存款（定金），其长期债务高达100亿美元，还有一个SpaceX更夸张的创新拖后腿，马斯克还做一个和汉能几乎一模一样的太阳能屋顶项目。2018年8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对于马斯克的专访，用春秋笔法把马斯克勾画成一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次日特斯拉股价大跌30美元。特斯拉股票从2014年到2019年，一直在250美元上下反复震荡。可硬币另一面，虽然特斯拉是美国遭遇机构做空最多的股票，甚至马斯克多次考虑私有化化解资本市场的不信任，很多证据却表明：做空之后往往有大资本趁低进入特斯拉。对于这些资本来看，有关特斯拉产能、质量、成本等问题其实都是投入和时间问题，所以他们愿意和创业者一起豪赌。
　　国内资本市场更接近汉能的一个标的就是京东方。2013年之前，京东方被贴的标签是：无节操的垃圾股，圈钱之王。这家公司是国有经济活化石，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这是国家“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企业。从1986年到1992年，企业连续七年亏损，濒临破产。在此基础上的新公司是1993年成立的， 2000年登陆深交所，主要产品是电视、电脑和手机显示屏，这是一个长期被日本、韩国厂家垄断的行业。也就是说，曾经靠国家投入巨资的京东方用了20年的时间都没有证明自己。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京东方提出的资金需求是710亿。这和汉能被挑战的逻辑相似，就是持续重投入、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应用面临瓶颈，市场和媒体多次质疑京东方主要靠政府补贴、巨额退税以及贷款贴息，也很像汉能承认和被批评的“关联交易”，但幸运的京东方生死存亡的关头得到国开行和北京市政府出手救助，这让京东方坚持到2017年才发生重大转折。其2017年三季度营收达到694.08亿，净利润67.94亿，同比增长43倍！这一年京东方6代线向华为、OPPO、vivo等客户交付了首批柔性屏产品。之后，就有了今天明星股的神话。在其低迷研发的20年中，几乎所有国外的研究机构都在对标三星和LG唱空。
　　对比京东方和汉能，两者还有一点相似：2007-2016年，京东方的研发人员从324人到3248人，十年十倍。2016年，累计可使用专利超50000件。而从汉能公布的资料看，2019年公司计划新增专利2万件，2018年达到了10200件。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被质疑中都在持续投入研发，甚至京东方相比汉能的战略环境有一个天然劣势，就是上游的设备被牢牢的控制，能生产OLED柔性屏的蒸镀设备的Cannon Tokki公司一年只能生产3-5套系统，所有的巨头都会争抢。粗浅的做这个对比，可以说明最基本的事实是：汉能的全产业链战略对于前沿创新来讲，不构成战略劣势。但从目前各方对汉能的态度来看，以上的对比显得无足轻重，投资者等不到20年或30年，希望短期看到确定性的盈利模式，希望打开一系列负面之后的所谓“黑匣子”，重点已经不是潜力。对于类似美国宇航局（NASA）的卫星采用汉能美国子公司的太阳能设备，中国网对此有深度报道，认为汉能的薄膜太阳能具有军工和航天的应用价值，这个潜力资本市场却觉得有些飘渺。批评者还认为：特斯拉、京东方这样的长期性潜力基于B2C产品的市场刚性需求，而对汉能的市场需求不乐观。
　　以上这些对比实际上让我们看到汉能挑战普遍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困境的复杂性。宏观看，中国整个商业环境很像《北京折叠》小说里层次分明的三个空间，上叠是超越竞争的垄断性企业，拥有不败地位；中叠是丛林法则竞争中的成功者，拥有道德制高点；下叠则是还在路上的企业，甚至失败者。舆论往往用上中叠的成功评判和审视下叠，而实际上只有下叠拥有“探险家”，他们天然弱势。当汉能放弃上叠里水电站的舒适区，进入下叠竞争的时候，就自然会面对与以往不同的悲观视角。而国外机构其实也是用对上中叠的习惯性认知审视下叠的可靠性。而微观审视汉能，资本市场思维是“反常即是妖”，问题和不确定都是原则性的。
　　从创新战略的角度看汉能，前沿领域的探索还是需要遵守一般性的规律，比如：聚焦极致场景，类似航空航天这样的尖端应用，如果形成业内广泛接受的太阳能解决方案，这无疑是对投资者的一针强心剂；聚焦汉瓦等有刚性需求的通识性产品大规模产业化，当成本可以迅速降低，市场价值评估会更加客观；此外，聚焦全球化中有强烈能源替代需求的国家做深度战略合作，对其普遍性价值也是一种重要检验。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前沿创新都历经苦难，但贴近消费者和用户的应用突破更有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总结起来，汉能折叠了中国现实，折叠了一个充满梦想但激进的时代，折叠了2015年那场世纪股灾前后的狂热和冷却，也折叠了企业家人格的豪迈和进化。从战术层面看目前的汉能确实问题很多，但用对“探险家”的视角看汉能的一切挑战都有客观逻辑。所以，汉能有必要用事实证明市场对其诚信的质疑，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最高准则，打开折叠的大伞接受阳光检验，且时间有限。其一，如果汉能被冤枉，要像特斯拉、京东方那样给与看空者强有力的业绩回击。根据S3Partners和路透社统计，仅2017年做空特斯拉的基金已经损失超40亿美元，相当于做空苹果、亚马逊和Netflix的亏损总和！其二，在诚信经营的基本前提之下，外界则需要舆论环境对“探险家”给与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毕竟企业家押注身家重资产投入。
 
中国企业如何融入西方世界？
 
据悉，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周掌柜咨询团队旗下欣孚咨询创始人宋欣5月9日FT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中美贸易谈判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美国总统就再次化身“关税侠”（tariff man）强势宣布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税，从外界看来，这似乎为中美贸易和解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最终峰回路转的前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在近两年不断出现摩擦，一方面是因为彼此的交互增加，变广的同时也在加深，摩擦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却也给中西双方提出了新的挑战——是否存在“共赢”或者“多赢”模式？中西如何构建符合当下时局新的“求同存异”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多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问题。
　　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中西之间的大格局看似遥远，实则与每个公司息息相关：一则，自贸、关税等问题直接关系到贸易额；二则，中国企业在众多战略核心产业与西方企业形成的竞争日趋激烈甚至白热化，双赢的局面很难形成，中国企业即使突出重围，也很容易被贴上具有一定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公平竞争”标签；再者，中西之间无论是在国家政治文化还是企业文化上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其中差异也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凸显出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他们如若不能捋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全球化战略将无从谈起。本文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融入西方世界的视角，从而帮助中国全球化企业深刻理解全球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探究起来，中西合作和融入长期伴随着荆棘和艰辛。这种艰辛有来自微观层面跨文化合作、管理的难度，也有来自宏观视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理解的偏差。追踪中国企业近年在海外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这一年来以美国为始作俑者，针对中国通讯企业中兴和华为的全球性抵制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大的危机往往通常都是在企业认知和防范范围之外被引爆的。对手在未知的盲区，在“暗”，而受攻击企业独自在“明”，因而在应对的过程中，往往会顾此失彼，无法予以有效、有力的回击。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此类危机的爆发，这不但需要企业对于市场有着深刻的洞察，更需要对于市场所在的国家和社会的有所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层次的互动。
　　应该说，中国目前有能力、有决心走出去的企业往往都是几经沉浮，在国内泥泞的商业现实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少数。也因此，这些企业的文化中难免会带有强烈的强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因子。这种以“实战”为基础而建立的管理原则让企业可以像常胜将军一样在国内呼风唤雨，然而却可能在西方世界吃苦头。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的商业逻辑和中国几乎完全不同。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中国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以及情愿放弃一切拼搏事业的奋斗者，都带有强烈的“进取”文化惯性，这个特质主要是对发展速度的迫切追求，而在海外，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南亚、亦或是非洲，他们的效率总体低于中国、竞争惨烈程度低于中国，跨文化管理使得本地员工往往很难适应中国企业。此外，中国人的成功意识往往更浓，这导致他们往往用“有色眼镜”看外籍员工，这有碍于中国公司汲取外部营养，也势必让其本地化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
　　宏观层面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讲政治”的方法与在融入欧美法治社会中应有的姿态大相径庭。在国内，企业“讲故事”和制造舆论热点是一种常态；然而，在海外，企业要么是单一的针对产品进行广告攻势，要么就是当彻头彻尾的“哑炮”。这样一来便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西方公众对于企业商业角色的单一认知，错失了在欧美社会树立起一个立体而饱满形象的机会。懂得给适合的人“讲故事”的背后需要的是全球化格局，更具体来说是“全球本地化”的思维和行动，不做被动的危机应对者，而是主动的局面掌握者。所以，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公司如何理解西方政治社会的根本，如何在这种大逻辑之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融入和危机预防。由于笔者作为第一位在欧盟欧洲议会任职的中欧政策顾问，长期工作中会有一些西方“体制内”的观点和视角，希望本文可以给中国的全球化公司更多启发。
　　文化：未雨绸缪的沟通融入
　　实际上，大部分从中国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长时间来一直在海外本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念好生意经”的思维，认为在海外只要本分做好生意，不去触碰所谓“政治”就是最保险的姿态，可以规避一切潜在的风险，这种思维在20世纪出去闯的温州、福建甚至香港的商人中非常普遍，事实也证明，餐馆或者商铺的小老板不需要有什么政治布局来辅助他们做好生意。然而如今的中国不是往昔的中国，如今希望“走出去”的也不再是专注于小本生意的中国商人，而是希望拓展全球市场的中国大企业。外界大环境的变迁，目标的不同，自然需要企业要摆脱过往的思维惯性，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否则在认知范围之外的不只是机会，更多的会是超乎期待的风险，甚至是毁灭性打击。对于全球化公司已经跳出“小生意”的大投入来说，如果在海外全球化公关角度陷入泥潭，所失去的不是利益或某部分商业资源，而可能是长期政治话语权的丧失。
　　我们先看欧洲市场经营的外来企业的情况。总体看，出现误判或者“犯错”总是难免的，因为问题的定义权不在企业手中。这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防范就是错误被放大，之后很容易会被一波又一波人从各个角度“泼脏水”，不会有人抱着同情心或者同理心看待中国企业，更不要说为其站台发声，最后只能孤军奋战，却时常是百口莫辩。我们不妨找一个久远一点，却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历史上受过最大教训的莫过于犹太人。在众多基督教国家，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犹太人就被禁止进行从事农业活动，禁止进入教会和大学亦或是宫廷，谋生手段只能是经商和放贷。几百年来，即使犹太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生意，同时也确实在商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却始终逃脱不了针对他们的歧视与杀戮。反观20世纪犹太民族的强势崛起，不但完成复国强国，强化民族性，统一使用希伯来语，并且化身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势力，几乎在全部人类认知的话语权体系中寸土必争，无形中搭建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国际关系网。这背后最简单的道理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博弈谋发展”。
　　当然，企业的海外政治影响力并非朝夕就可以建立，这背后需要的整体格局的调整。最核心的有三点：
　　其一是构建对本地化文化的理解，尊重是理解的前提。这个远不是了解各国风土人情那么简单，要努力克服自身的一些文化差异，比如：在中国人习惯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科技”、“创新”、“发展”、“增长”等概念指向的都是积极向上，几乎是“进步”的同义词。然而在欧美，特别是西欧国家却并非如此。知识界早在上世纪初就对这些概念以及背后隐含的逻辑展开了大讨论。在这一百年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结束、欧美经济的发展和衰退以及再复兴，逐渐形成了一种思辨共识：对于一切可能会打破过去社会平衡的“发展”要保持相对警醒的态度。这就要求企业有极高的社会人文素养，要让自己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可以与社会不同层面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体现出自己的多方位价值。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明显做的还不够，无论是家电制造厂商海尔和海信，亦或是刚刚开始进军欧洲市场的手机厂商，仍然是延续着这条“卖、卖、卖”的思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的一个误区便是单纯的认为只要在当地上税，雇佣当地人便是为社会做了最大的贡献。忽略了在这种简单的中国式“发展便是硬道理”逻辑和西方社会“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之间会产生的种种冲突可能，从而错失维护自身利益的立足点和时机。
　　其二是构建全球化的公关能力或者市场能力。这也包括对目标市场的政治生态圈的深入理解，并准备所需资源配置能力。当今世界大市场对应的未必是大国，却一定是拥有自成一体的大逻辑和大体系。如果只是简单的复制过往的某一段成功经验，自然是不足以支撑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铺开。正如美国有美国的规矩，欧盟有欧盟的法律，中国也有中国的条例。企业若想真正完成全球化大棋局，本质上需要的不是在下游四处灭火应对危机的本领，而是在上游未雨绸缪化解危机的能力。
　　纵观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全球化公关布局，特别在世界最大的政治竞技场——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欧盟首都布鲁塞尔的布局，不难发现即使像华为、联想这样已经成功海外拓展的企业也很少融入政治场景，更不要说其他刚刚出海的国内明星企业。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之所以美的收购库卡一案前后在欧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薄弱的全球化公关能力，导致的结果便是被人贴上很多标签，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最终毫无疑问成为了政界戒备甚至是攻击的对象。这也变向增加了在完成交易之后进行公司整合的负担，投资市场自然也不会看好。
　　其三是对于“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和维护。西方人注重交互与思辨，注重程序的正义，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之于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性。这种传统导致西方社会整体重视这样一个不可侵犯的“公共空间”的构建，具体来说就是希望对话方可以双向交流，谁都有表达、反对、辩驳的权利和时间。在没有这个空间平台的前提下，一切沟通的内容都是缺失合法性的，自然也不会说服任何人，只会让彼此产生更深的隔阂。这和中国式的单向沟通方式大相径庭——要么过分谦卑的学习，要么就过分自信的表达。也正因为此，双方无论谈多少次，总是难以达成共识，因为缺失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沟通规则。“公共空间”看似虚无，但在企业的全球化过程中却是每天都要经历的过程，如果不愿意正视或者是重视，那么很可能会让每一个员工工作得很“苦”。笔者在欧盟工作期间经历过很多企业对政府机构的沟通，相比于中国企业单一的“秀业绩”或者宣扬“颠覆式改变”（disruptive change）的沟通方式，欧美企业，例如微软、西门子、博世、BMW等更善于搭建一个互动式交流机制和平台（intercommunicative and interactive system and platform），不但积累与各方人士的沟通和交流，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可以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到企业的价值（value in the bigger picture）。
　　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差异还很多，再比如：现代西方人觉得996这样的工作方式是不合理的，占据了人和家庭相处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其实欧洲、美国的精英阶层甚至在大学起就是996或者更加奋斗，在西方社会你可以选择奋斗，没有太多强制性逼迫着你向前冲，但如果你一样，这就是一个尊重的问题，甚至是法律问题。简单说，很难说谁好谁不好，谁是落后谁是先进，现实告诉中国全球化公司，文化切换是必须的，融入当地还是要从深刻理解开始，再到渗透，最后到融合。毕竟中国公司走出去目的是为了可以更有效的拓展自己的市场，而不是单方面影响和改变别人的文化和国家。还有一点就是，尽量避免以效率问题排斥当地员工，全球化公司兼顾效率和融合是必须的。
　　另外一个文化挑战需要企业思考的就是“自我文化反思”问题。长期以来国人受的教育认为近代史就是屈辱史，进而激发发奋图强的同时，也对外来文明骨子里有一些厌恶，甚至很多人认为中国强大的目的就是摆脱屈辱，自己给自己带上历史枷锁。关起门来说，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充满了对战争的歌颂，充满着对日对美的历史仇恨，就连大家喜闻乐见的金庸武侠小说都好战、杀人不眨眼。而这些熟视无睹的文化符号背后，中国人建立在历史自卑感基础上的强势和好战很容易表现出来，只不过其合理性带有一些“弱者”的无辜，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对于全球化公司融入本地文化都是一种障碍。这方面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其价值在于多元。这是全球化公司必须克服的跨文化心理，中外企业概莫能外。
　　商业：深入理解西方思维特质
　　欧洲商业文化和美国其实差异也很大。我们先看欧洲的文化特征。从表面上来看，可以理解成一种保守甚至是守旧的态度，但深层次来看，其实反应的是一种集体自我反思情结（complex）。这种情结的产生原因有三：
　　第一点是基于对于二战的反思和自我救赎。这点格外体现在西欧德国，时至今日德国始终持续不断的对纳粹德国的产生以及其后果进行着一遍又一遍全民性的深度反思。这不但体现在针对学生的教育制度中，针对全社会的历史建筑物和博物馆中，更体现在针对全体公民的国家法律规范中，纳粹历史和这种宣传不仅是对内的，更是对外的。像是给所有人打一个疫苗，希望对纳粹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产生强大的抗体。由此，德国人不爱唱国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庆节”，并且是全欧洲“爱国感”最低的国家，只有不到四成的人为自己是德国人而自豪。也正是因为这种“去国家化”和“去民族化”的不断推进，使得德国不断推进“地区化”和“欧洲化”的进程。欧共体以及后来欧盟的产生完成了德国在二十世纪的自我救赎。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欧洲多国工作期间发现：除了政府机构之外很少有可见的国家标志，即使有也是将欧盟标示放在最前面，而每个州和地区都用地方特有的象征符号。换言之，强化欧洲意识和地方意识是和弱化国家意识并行的进程。再拿这场旷日持久的深刻反思结果来看，硬币的正面，德国人确实成为了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精神发扬人，并且愿意承担起更多的地区乃至世界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一直反对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地区争端；硬币的反面，2015年默克尔宣布德国将打开大门，大批量接收叙利亚难民，并且德国政府直至今天仍然愿意为此承担巨额的开支，这在很多人看来也不是好事情。
　　第二点是基于欧洲人对于冷战历史的鲜活记忆。冷战期间欧洲被割裂分成了东西两个不同的阵营，出于彼时的政治目的，自然少不了一些针对性的敌对舆论宣传，以加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一些非常手段的合理性：从东西德的国家内部分裂到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再到西班牙的弗朗哥威权统治，无一不是如此。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甚至预言这将是“历史的终结”。但也正因西方阵营的胜利，让他们主导了对于冷战的历史认知，加强了对于过往苏联阵营统治方式的批判，使得对于冷战的集体记忆聚焦在例如苏联式的国家安全机构（例如东德的史塔西）对于全民的“监控”、“思想束缚”等方面。这种“监控便是迫害”的思想渗透带来的后果是双面的：比如，西方不断加强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带来了面对强势群体和组织以及技术的被害者心态。为了不想让银行机构掌握自己的消费信息，所以更喜欢用现金支付；再比如，为了防止自己信息被偷窥，在社交网络上通常用假名和非本人图像。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对待科技技术问题上，相比亚洲拥抱科技未来的积极态度，欧洲做出的是质疑以及极力维护安全的姿态略显保守。
　　过度的重复和深入挖掘让德国社会对于与之相关联的历史和政治问题高度敏感，甚至是高度紧张。这种高压式的政治正确性其实是无形中的一个茧房。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很容易便把“维系现状”作为终极目标，而先入为主的把很多新生事物和改变与之前的惨痛历史做类比，从而拒绝改变。由于反思内容在不断增加，由最开始的对于纳粹形成以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教训吸取，到后来对于东西德分裂以及东德政府安全机构史塔西（Stasi）进行的全民监控的反思，对信息安全的关注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
　　第三点源自后西方代议制民主中政治表达的重要性。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经历的爆炸式发展，和18世纪末的美国以及二战之后欧洲有高度相似性，但也有强烈的差异性：相似点便是都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靠着一大批人日日夜夜勤奋劳动创造出了一个个经济和社会奇迹；相异之处便是欧美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是用票选这一方式树立和维护其合法性的，这样就要求政府和政党必须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中坚力量的需求，也就是选民的需求。每个政党所创立的政治纲领以及政治基础都是建立在维护某一部分社会力量利益之上的。通过选举这一制度，使他们所倡导的政策获得了强有力的合法性，并且可以在执政期间执行。在这样一个相对短周期的政治循环中，表达和参与显得愈加的重要。在这样一个认可“缄默即是默认”的环境中，企业如果选择沉默不进行合理的政治表述，会被认为对于自己合法政治权利的放弃以及对于整个制度的否定。
　　欧美的企业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斗争才获得了如今的话语权和社会认可，才让更多的人意识并且认识到企业对于社会的多重贡献。也正因此，如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才会把企业的立场作为重要的参照，政治决策者们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都十分需要并且提倡企业尽早、尽可能多的提供他们的意见。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想像，如果中国企业故作“低调”，选择不表达，最终可能不但不会避嫌，反而只会招致更多的猜忌、不满甚至是敌意。而应该高调的“慈善”、“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又往往被公司总部的官老爷们认为是脱离业务的“即兴表演”。
　　这些都让中国企业在外媒和国外公众的眼中是冰冷和唯利的，进而很容易掩盖其对所在国经济的贡献和推动。
　　全球化：以“共识驱动力”构建中西方合作基石
　　此外，中国企业全球化拓展的过程中，还容易犯两个逻辑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往往会把公共关系简单理解为政府关系，把对于公共事务的范围缩窄到与政府沟通上。这背后显现的其实是对于西方社会理解产生了偏差，体现在：一是，将“政治”过分具像化，将其在现实中的落脚点局限在“显性”政策决策者以及决策流程上，因而容易把政府、议会和监管机构等机构当成是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把每一次投票和表决当成是一次次会考。二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并不是欧美政治，而是欧美的政治生态。二者虽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相联，但其本质却是千差万别。政治本身定义可大可小，但在现实社会中的落脚点往往是局限在我们可见可闻可知的；三是，从欧洲政治的程序上看，全民公投或者直选等是体现民主的流程，甚至觉得各党派之间的唇枪舌战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化和定式化理解的结果，如果一味的吸取这种观念，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整个体系的动态过程，进而缩小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和动作空间。
　　第二个错误：还是关于狭隘追捧业绩“成功”。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也特别愿意向全世界宣扬自身成功的故事，背后是一个很本土的逻辑——成功代表值得被尊重，成功代表权威，代表能力。更有甚者把自己的成就讲得神乎其神，蒙上了“神性”的光环，这便和如今后工业化主义为主导的欧美社会的思维逻辑产生了落差。中国式的成功，在欧美人听来，会这般想：如果这成功的故事是真的，确实是值得祝贺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成功的由来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理？你的成功是不是建立在其他欧美企业的不断衰落前提下的呢？”
　　由此，周掌柜咨询团队倡导在“共识驱动力（consensus-driven）”战略模型基础上构建中西合作的纽带和桥梁，开展对话，逐渐消除分歧，根据合作需要锁定发展落地的框架和边界。
　　全面化解目前的内外部挑战，进而推动“共识驱动力”合作动态:
　　首先需要在跨国家、跨区域、跨文化层面搭建一个广义的公共空间，并且长期维护这个空间的存在，确保空间内价值主张公开表达，完成跨越式的沟通，从而形成对于共识作为合作驱动力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可；其次，在社会层面促使各利益攸关者之间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互动，从而逐渐产生以共识为驱动的合作框架、意向以及内容的产生；最后，在机构、企业、社群、个人层面，以共识为驱动的交互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合作，实现各自的价值主张。如此一来，可以构建跨层级、多维度、多时空的立体平行架构，企业既是共识的构建者，也是公共空间的维护者，更是合作的主体实施者。在整个动态的体系中，企业完成了利益创造、价值输出和系统维护，完成了全球化过程中所需要饱满且立体的形象的树立。
　　此外，在以共识为驱动的合作动态中，企业也会不断增强对于自我的认知，自然也会跨界（cross-border）对标更多其他的企业或者机构。换言之，这是一个在不断纠正对于自我认知偏差的过程。要想合理化认知自我，需要的不只是自我反思，而是互动式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习惯的一味宣扬成功的场景。要知道，中国式的“报喜不报忧”不但不能证明你的能力，只能招引来更多的质疑和猜忌，甚至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众矢之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去掉在“神”性的光环，回归人性的光辉，如何缩短机构、群体和个体与企业的距离并发生交互，从而产生同理心和共鸣，这便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要想更深层次理解中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差异，最需要的便是跳出自己的思维舒适圈，从目标国家大的背景和环境中所形成的大逻辑去把握，才能做出更客观的判断。直白的说就是：西方视角。
　　最后，我们再给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特别是欧美社会四个更简单具体的建议：一是，国与国之间或许可以有贸易战和科技战，企业和国家之间不应该延续战争逻辑，本质还是融入；二是，中国公司切忌过分宣扬自我文化中心论，如果不去融入当地社会而一味强调赚钱和成功，很容易和西方人倡导的平衡价值观产生本质上的冲突；三是，更细致的工作包括深刻理解和判断社会、政府和国家性格，不能简单的把这三者之间画对等符号，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策略；四是，中国企业家不要只依赖中国员工，在全球本地化中应该更多的和当地员工进行交流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引入多元思维。从中国全球化公司的最高使命来看，我们不能在西方衰落的前提下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应该本着融入西方、贡献本地的服务思维，长期努力获得认可。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既需要深刻认识到在西方政治生态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又需要能真正的全球化视角想问题和落地经营。没有了话语权，便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到了他人的手中；没有话语权，便是失去了一切为自己辩解的可能。但一味的自我中心思考，其实得不到话语权，得到的是别人的不理解和抵制。对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来说，这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和国外政府及机构博弈以及融入社会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方能让企业做世界公民，融入世界。
 
信息化建设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征求意见
 
　　5月5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依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参照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了七种相关违规行为。具体包括：没有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没有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性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信息功能、侵犯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7种情形，征求意见稿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例如，App没有隐私政策、用户协议；在App安装、使用等过程中均未通过弹窗、链接等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进入App主功能界面后，多于4次点击、滑动才能访问到隐私政策等，都将算作违法违规行为。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App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违反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如仅仅以改善程序功能、提高用户体验、定向推送等为目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在申请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时，未告知收集使用的目的，如在申请调阅通讯录时没有说明原因；每次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敏感信息时，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未同步实时说明原因等也都将视为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未经同意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用户明确拒绝后，仍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更正、删除个人信息，注销用户账号的功能；需人工处理的，受理后未在承诺时限内（无承诺时限的，以15个工作日为限）完成核查和处理的情形，也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近年来，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突出。为此，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决定自2019年1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为了明确界定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提供指引，为App评估和处置提供参考，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起草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贵州福建广东江苏签署《跨省域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
 
　　5月6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举办的数字经济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贵州省与福建、广东、江苏共同签署了《跨省域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立数据合作机制，打造跨省域大数据战略合作示范区，为全国跨省域数据合作提供经验模式，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据悉，四省将在推动跨省域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作、开展政务数据开放合作、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共享、开展数据标准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
　　根据协议，四省不仅将共同推进政府部门间跨省域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省域间政务服务"漫游"，还将推进四省政务数据开放平台互联互通,联合推出一批涵盖多省数据的开放数据集。同时，四省通过开展政务数据中心、大数据平台等大数据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共同探索政务数据跨省异地灾备。
　　此外，四省数据管理部门还将通过建立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省内部门落实协调机制、建立日常工作制度等方式,以保证合作的有效开展。
 
三部门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
 
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推动农村电子商务深入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5月7日宣布，2019年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以下称综合示范）。
　　目标在农村流通、电商扶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领域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经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县。示范县农村电商加快发展，显著提升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促进扶贫带贫、产销对接、便民消费等成效明显，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等指标整体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可结合实际，制定合理可行的发展目标。
2019年综合示范对具备条件的国贫县实现全覆盖，在全国范围内择优支持一批前期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并加强对典型县的激励支持。
 
两部委深入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据悉，工信部和国资委近日发布《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专项行动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为进一步提升宽带网络供给能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信息消费和"互联网+"行动深入开展，助力网络强国建设，决定开展深入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了十大重点任务：
　　在开展精准降费方面，要面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基础电信企业为中小企业推出更有针对性的优惠资费方案和企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中小企业宽带和中小企业专线平均资费均降低15%；通过推广大流量套餐产品、降低老用户套餐外流量单价等方式，推动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在进一步规范套餐设置方面，要求电信企业"清单式"公示面向公众市场销售的所有在售资费方案。2019年在售套餐数量较2018年底减少15%，鼓励电信企业在部分地区开展"业务单价+使用折扣"阶梯定价资费试点。保障用户自由选择权，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切实增强用户获得感。
　　在推动移动网络扩容升级方面，将针对地铁（城铁）、机场、高铁、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大型场馆、高密度住宅小区和大型商务楼宇等流量热点区域以及覆盖薄弱地区，进一步完善4G网络覆盖，加大载波聚合等4G演进技术的部署力度，全年扩容及新建4G基站超过60万个，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继续推动5G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促进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进一步成熟。组织开展5G国内标准研制工作，加快5G网络建设进程，着力打造5G精品网络。指导各地做好5G基站站址规划等工作，进一步优化5G发展环境。
　　在开展千兆宽带入户示范方面，持续推进住宅小区、商务楼宇等光纤到户建设工作，扩大光纤宽带覆盖范围，光纤接入端口占比超过90%。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在超过300个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千兆宽带覆盖用户规模超过2000万，为高带宽应用创新和推广提供基础网络保障。
此外，《通知》确定的重点任务还有：深化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持续完善网络架构、增强互联网应用能力、着力远程教育网络覆盖、提升远程医疗网络能力、推动移动物联网应用蓬勃发展。
 
美国斥巨资研发全球最快超算
 
　　据悉，美国能源部5月7日宣布，将拨款6亿美元给美国克雷公司和超威半导体公司，以研发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其浮点运算速度可超过每秒150亿亿次，预计2021年交付。
　　这台命名为"前沿"（Frontier）的超级计算机是美国计划建造的第二台可实现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
　　美能源部说，"前沿"将在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建造，其超强运算能力将助力加速科技创新、保持美国在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拥有目前全球最快的美国超级计算机"顶点"，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14.35亿亿次。与"顶点"相比，可实现每秒百亿亿次运算的"前沿"在速度上将跃升一个台阶。据悉，"前沿"将基于克雷公司新一代超算系统"沙斯塔"，由100多个机柜组成，并采用超威半导体公司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霄龙处理器等技术。
　　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也就是E级超级计算机，每秒计算次数超过10的18次方，它的研制是国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制高点。
　　今年3月18日，美国宣布建造首台可实现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极光"，同样预计在2021年交付。"极光"将建在美国能源部下属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同样基于克雷公司的超算系统"沙斯塔"，不过"极光"采用英特尔专为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高性能计算而设计的一系列新技术。
 
企业信息员园地
 
创新引领发展 科技智造美好
 
全国钢结构住宅关键技术交流研讨会前期调研工作会议暨中南建筑第二代钢结构住宅研讨活动，于4月28日在昆山成功举办。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尚润涛率行业知名专家一行，赴中南建筑承建的昆山中南世纪城38#楼钢结构住宅项目开展技术交流考察。中南建筑高级副总裁叶汉忠、副总裁瞿海雁、副总工张军等领导全程陪同调研。
双方在现场针对钢结构住宅的结构设计、吊装方式、施工流程、围护体系、节点构造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沟通与交流。随后，尚润涛副会长一行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21#楼，即中南第一代钢结构体系住宅楼进行实地体验。
研讨会上，叶汉忠高级副总裁致辞，他首先介绍了中南集团、中南建筑的基本情况，并详细的汇报了昆山中南世纪城38#楼第二代钢结构住宅的建设概况。瞿海雁副总裁作《中南钢结构住宅发展之路》专题报告。
双方交流环节，与会专家北京建工集团冯跃总工、山西建设投资集团张太清总工、大元建工集团郑培壮总工、甘肃建投钢结构马张永总工、以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等专家均提出了对于钢结构住宅的发展趋势、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技术上应予以重点解决的难题等一系列建议。中南建筑参会人员针对专家所提出的问题，结合中南第一代、第二代钢结构住宅特点进行交流。
尚润涛副会长指出，国家政策导向是大力发展钢结构，中南第二代钢结构住宅相对第一代有了很大提升，钢结构住宅的发展大有希望。钢结构住宅发展一定要做好质量，要提高建造品质，满足住户对于住宅舒适性、智能化、智慧型，以及个性化的追求，百年住宅要有实验数据去支撑，可以由协会牵头，组织相关企业联系高校开展研究。
会议最后，中南建筑叶汉忠高级副总裁对尚会长及各位专家提出的要求与建议表示感谢。
他表示，此次研讨活动，各位专家提出的建议都非常具有建设性，中南第二代钢结构住宅相对第一代有了整体提升，但仍要从安全性、实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继续开展研发。中南建筑也将持续深入研发和试点、示范，用技术创新来全面提升钢结构住宅的品质，积极推广钢结构住宅发展，为推进中国钢结构产业健康稳步发展注入新能量。
昆山中南世纪城38#楼是中南建筑通过对第一代钢结构住宅楼（昆山中南世纪城21#楼）的探索与发展所延伸出的第二代钢结构住宅，其集研发、投资和施工为一体，本工程建筑面积28551.29m2，地下2层，地上34层，每层有7户，共238户。
相对于传统住宅，钢结构住宅体系有十大优势。诸如钢结构部件工厂化制作，装配化安装，生产制作精度高；现场施工由机械化操作，质量更有保障，施工更安全，而且施工效率提高4-5倍，相比传统的建筑现场作业人数减少约60%；抗震性能更优越；钢构件为工厂按规格生产，现场施工装配，施工方便，工期比传统建筑节省3/4的建筑工期；绿色建造，节能减排，建筑垃圾不到常规建筑的1%，保温性能比钢筋混泥土建筑节能50％；优化减重，提高承载，与同面积的传统建筑楼层相比，钢结构住宅楼的重量可减轻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