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扩大有效供给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习近平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的开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坚决行动，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
　　习近平强调，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况要摸清，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二是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三是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五是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政策措施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让地方和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干。
　　习近平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路要明确，建立硬约束，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要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增强发展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产业发展要体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推进要有力，必须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整体推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国务院多项金融措施支持工业增效升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金融支持工业增效升级的措施，壮大实体经济基础；决定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决定清理规范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持续为企业减负。
　　会议指出，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支持工业增效升级，是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会议确定，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的信贷支持，促进培育发展新动能。制定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指导意见，发展能效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二是鼓励通过并购贷款、发行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等筹集资金开展兼并重组，推动改造传统动能。支持大企业设立产业创投基金，支持地方开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代偿补偿等业务。三是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支持化解过剩产能。四是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扩大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大力发展应收账款融资。支持运作规范、偿债有保障的企业发行公司信用债调整债务结构。五是继续整顿金融服务乱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不合理收费标准。支持银行加快不良贷款处置，惩戒恶意逃废债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会议指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对促进制造业升级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引导企业适应和引领市场，在"中国制造+互联网"上尽快取得突破，实现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一要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抓手，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新基础，培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二要抓紧发布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质量品牌提升等11个配套实施指南、行动计划或专项规划。促进大中小企业、初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协同，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双创"平台，带动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三要完善加计扣除等政策，适当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中国制造2025"专项资金，启动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和技改工程。四要加强标准建设，面向市场多样化需求制造消费者和客户需要的高质量中高端产品。五要加强国际交流，深化中外制造业创新合作。
为持续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会议决定，从今年2月1日起，一是依法将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和育林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停征价格调节基金，整合归并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等7项征收对象相同、计征方式和资金用途相似的政府性基金，取消地方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二是将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免征范围由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不超过10万元。免征政策长期有效。上述措施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负约260亿元。今后一般不再新设政府性基金项目，保留的全部进入目录清单，公开预决算，接受社会监督。
 
李克强要求进一步显著减轻企业税负
 
　　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显著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发展积极性。
　　李克强说，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前期试点已取得积极成效，今年要全面推开，进一步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负，这将对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与运行格局，推动发展转型升级，促进成果共享。
　　李克强强调，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调动市场主体发展积极性。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稳增长调结构，要用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利器，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握好改革的政策取向，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放水养鱼，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环境，推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税源，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李克强说，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形成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发展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增值税分享比例在全面推开营改增后要做合理适度调整，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氛围。
　　李克强指出，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周全考虑、精心设计。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并加大部分税目进项税抵扣力度，将带来大规模减税，中央和地方都要采取措施落实到位。要把握节奏、稳妥推进，采取增量式、渐进式方法推进改革，避免财力分配格局变化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影响，确保相关改革措施尽早见效。
李克强强调，当前财政收支压力较大，要把应对现实挑战、推动长远发展和实施改革攻坚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各部门、各地方要讲大局、算大账，破除利益藩篱，上下同心推进改革，用改革新成效谱写发展新篇章。
 
国务院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企业并购重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大释放内需潜力；确定进一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措施，促进企业脱困和产业升级。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抓住农民工融入城镇这一关键，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既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确定，一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国务院已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则，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将棚改政策支持范围扩大到全国重点镇。降低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地下管网等建设。运用"互联网+"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水平。三是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开展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试点，以特色城镇发展带动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四是完善土地、城镇住房等制度，鼓励地方利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设立城镇化发展基金。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中央预算内相关投资向转移人口落户较多的城镇倾斜。为"新市民"更好融入"新城镇"创造条件。
会议认为，坚持用法治和市场化手段，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行业结构优化、脱困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按照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原则，一是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限期退出，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主动退出产能。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1.5亿吨；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二是严控新增产能。严格督查落实国家2013年有关停止备案新增产能钢铁项目的决定。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的技改和产能核增项目。三是完善支持政策。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支持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相关产权交易市场。
 
央行宣布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审慎管理试点
 
　　央行日前公告称，自2016年1月25日起，面向27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广州、福建四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对试点金融机构和企业，央行和外汇局不实行外债事前审批，试点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与其资本或净资产挂钩的跨境融资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央行相关负责人称，2015年2月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取得了较好效果，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扩大试点的条件已经成熟。与之前的跨境融资管理政策相比，此次扩大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具有本外币管理一体化、逆周期调节、总量与结构调控并重等特点，有利于拓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审慎经营理念基础上提高跨境融资的自主性和境外资金利用效率，改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
　　按照要求，试点的跨境融资，是指境内机构从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的行为，此前试点的企业仅限于非金融企业，且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通过量化指标，试点企业和试点金融机构开展跨境融资按风险加权计算的余额规模，主要由期限风险转换因子、类别风险转换因子和汇率风险折算因子决定。
　　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跨境融资，公告称，需折算一定比例纳入风险加权余额中。如外币贸易融资按2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试点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的内保外贷、因向客户提供基于真实跨境交易和资产负债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服务需要的衍生产品而形成的对外或有负债，按2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试点金融机构因自身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需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按5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央行方面表示，央行还将建立跨境融资宏观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在跨境融资宏观风险指标触及预警值时，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以此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谓的逆周期调控措施，具体来说，包括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等。总量调控包括调整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结构调控措施包括调整各类风险转换因子。必要时还可根据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需要，采取征收风险准备金等其他逆周期调控措施。
　　央行方面称，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构建了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约束机制，完善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央行可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设置和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公告称，下一阶段，将根据扩大试点的情况及政策效果，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择机在全国范围推行，在有效支持微观主体跨境融资的同时，防范宏观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央行允许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结算账户资金可转为定存
 
　　消息人士1月25日表示，中国央行日前已经下发通知，允许人民币NRA账户内资金转为定期存款，利率按中国央行相关规定执行。
　　NRA账户是指在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合法注册成立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开立的外币或人民币计算账户。
　　消息人士表示，央行的正式文件已经下发，商业银行很快就会收到通知。有的地区已开始着手制定落地细则。
　　近期，监管层对于资金流动的总体思路是要控制流出。一位中资银行负责跨境业务人士认为，这次的政策反映出监管层希望加大资金流入，从而抵消流出压力。
　　另一位外资金融机构人士称，新的鼓励资金流入政策比控制流出的政策要高明。比如有的地方在执行控流出政策时，由于企业没有提前报告，限制企业大额购汇汇出，会造成一些恐慌情绪。
　　此前，中国央行发布通知称，建立宏观审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试点企业和试点金融机构均可按规定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在防范资本跨境流动冲击的大背景下，监管层对于NRA账户管理的手段频出：此前，有银行业人士表示，近期，央行指导上海地区人民币NRA账户购汇进行检查，关注账户购汇后的资金去向；跟踪人民币NRA账户贸易融资的去向，确保真实贸易背景。
 
深沪交易所明确公司债年报披露要求
 
　　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8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规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人的年报信息披露行为，进一步提升市场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配合落实《公司债券年报准则》实施，深沪交易所配套发布《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公司债券年报准则》共四章五十一条，详细规范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同时基于债券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特点，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补充规定》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进行了优化。鉴于目前有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尤其是非上市公司通过公司债券进行直接融资，证监会此举细化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年报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发行人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推进了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及透明化，以监管促规范，实现了募集说明书披露与持续信息披露的有效衔接。
　　自2015年初公司债券新政实施以来，深交所有序开展新规下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审核效率，不断加大审核透明度，积极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截至目前，在深交所申报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有一半的发行人为非上市公司，因此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深交所将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强对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的监督管理工作。作为配套制度安排，深交所《年报披露通知》对《公司债券年报准则》的落实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一是对年度报告的编制要求、披露时间及报送方式予以明确；二是要求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学习各项规定，认真编制、及时报送年度报告；三是明确了企业债券发行人应当参照《38号准则》及深交所有关规定编制、报送和披露年度报告。另外，《年报披露通知》还明确了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的职责，针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责任人将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去年，上交所以《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出台为契机，在公司债预审核和发行上市等方面顺应市场化改革需要，大力提升交易所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5年全年，上交所债券市场共完成债券发行1.87万亿元，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
　　在公司债市场发展过程中，上交所始终坚持"发展与风控并重"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监管。作为配套制度安排，上交所《年报披露通知》对《公司债券年报准则》的落实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发行人及承销机构，认真学习相关规定，及时编制、报送和披露年度报告。二是对年报披露义务人和披露时间做出了具体规定。三是要求发行人做好公司债券的风险提示工作。四是其他公开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含企业债券）发行人，应参照《公司债券年报准则》的规定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
　　下一步，深交所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原则，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监督管理。为促进市场尽快熟悉并理解相关规则内容，深交所将采取培训、讲座等方式加强对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宣传引导，同时研究制定配套制度，不断完善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将事中事后监管落到实处。上交所将继续加强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监管工作，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加强市场宣传引导，力求将事中事后监管落到实处。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上交所将采取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并依法追究相关义务人的责任。
 
保监会今年将着力抓好三大重点工作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1月25日在2016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2016年，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提高保险供给质量，以深化改革为手段培育供给新动能，以风险防范为保障夯实供给侧改革基础，抓好各项重点难点和日常监管改革发展任务。
　　项俊波说，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今年要着力抓好三大重点工作：
　　一是服务民生三大突破。提升大病保险服务水平。推动实施大病保险"一站式"结算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研究制定投标管理、服务规范、风险调节、财务独立核算、退出机制等制度。进一步强化与基本医保等医疗保障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抓好巨灾保险制度落地。要尽快推动《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积极推动地震巨灾保险立法进程，将地震巨灾保险纳入法制化框架。推动商业保险税优政策试点顺利实施。税优健康保险方面重点是总结试点工作，完善试点方案，推动税优健康保险全国试点。税延养老保险方面重点是争取尽快推出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抓紧制定试点方案，并组织好实施工作。做好税延保险信息平台建设、税延保险监管制度制定、示范条款设计等试点准备工作。
　　二是深化改革三大举措。全面深化保险产品市场化改革。力争在今年6月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商业车险改革。启动意外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积极发展自保、相互、互联网等新型保险组织。积极发展再保险等专业市场，研究制定再保险公司等专业性保险公司的准入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保险机构整顿接管程序规定，加快区域性市场退出实践。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及挂牌"新三板"，支持保险公司稳步开展金融综合经营。全面深化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切实加大保险资金对国家重大战略和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不断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资金运用方式，通过保险私募基金、股债结合、优先股、资产支持计划等，加大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三是风险防控三大工程。全面实施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和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制度，评价保险公司综合风险，督促公司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坚持实施对重点风险的定期分析和报告制度，强化风险的量化分析，全面科学地评估风险，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进行风险提示、窗口指导、风险质询，加大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力度，督促市场主体采取措施加以化解。
 
“去产能”专项资金启动征缴
 
　　财政部1月22日下发《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用于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文件规定，此资金根据全社会发电量计算。而按照2015年的发电量测算，全国年度征收专项资金约为467亿元。
　　上述文件分别规定了各省的缴纳标准，从0至1.68分/千瓦时不等。其中陕西、河南、山东三省缴纳标准最高，分别为1.68分/千瓦时、1.50分/千瓦时和1.39分/千瓦时。申万宏源煤炭分析报告认为，上述三个省份的共同特点是，煤炭资源较丰富、发电成本较低、电网或自备电厂盈利较多。
　　文件规定征收时间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但并未规定征收截止日期。如果该政策执行3年，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总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
　　2015年12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宣布从2016年1月1日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3分钱。但此次上网电价下调并没有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仅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获同等幅度下调，而占据全社会用电比例约为70%的大工业用户仍依据原有价格支付电费，这使得电网一年内将出现大约1200多亿的资金盈余。这也意味着，1200亿中的大约467亿将用来形成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从征缴方式看，该专项基金不会带来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的直接负担，主要由电网企业向财政缴纳。但是，对于少部分市场化交易的电量和自备电厂发电电量来说，发电企业和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需要直接缴纳该项基金。
　　2015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位于五大任务之首。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提出要利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加大力度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该项资金在下发时，还将配套一部分地方资金，未来将主要用来解决钢铁和煤炭行业大量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
 
焦化"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1月25日正式发布《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焦化行业将淘汰全部落后产能，产能满足准入标准的比达70%以上。
　　《规划纲要》提出，优质炼焦煤配比降低4%(保持焦炭质量不降低);200万吨及以上规模焦化企业基本实现能源管理中心和信息化管理模式;钢铁企业干熄焦装置配置率达到90%以上;炉煤气利用率达到98%以上，水循环率达到98%以上，吨焦耗新水降至1.5吨以下;化解过剩产能5000万吨;焦化准入企业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确保"十三五"目标的实现，《规划纲要》提出了四条保障措施。一是提升行业协同发展能力。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将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有效协调，积极争取焦化企业节能减排奖励和融资政策，建立焦化行业科学发展评价体系、服务协调平台、技术创新平台以及与相关产业相互融合的新业态。二是促进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明确焦炉烟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管式炉二氧化硫达标控制措施，苯并(a)芘排放控制措施，废水、异味、固体废物控制措施。三是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包括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加大安全保障措施投入。四是发挥焦化产业园区发展优势。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长崔丕江表示，到2015年底，全国焦化产能为6.87亿吨，实际产量4.5亿吨左右。目前，获得准入的产能约占总产能的50%。按照国家淘汰焦化落后产能的规定，我国碳化室高度低于4.3米的落后产能约有2000万吨，大多地处偏远地区。
　　崔丕江分析称，当前焦化行业经济运行仍然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有待完善;企业节能减排贯标达标任务紧迫而艰巨;企业资金紧张、相互拖欠的经营风险、经营效益恶化状况急需改变;企业在科学决策、创新管理，建立高效经营运行机制、合理分配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改进。行业主要矛盾是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与合理协调地方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的矛盾;产业总体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与国家法规政策调整、行业间利益合理分配的矛盾。
　　他指出，据有关规划研究单位预测，到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为6.78亿吨，消费粗钢在7.21亿吨。届时，我国每年将保持4亿吨左右的焦炭消费。此外，从目前运行情况看，焦炉烟囱排放指标中的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达标困难。"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加大企业资金、成本压力。
 
内燃机十三五规划已完成
 
据消息人士1月27日披露，由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起草的《中国内燃机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完成。根据《规划》，“十三五”是内燃机迈向强国的第一步；同时，“十三五”全行业将坚持创新驱动，建立‘领跑者’激励机制，提高全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据介绍，内燃机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资源，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面对内燃机产品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细微颗粒物等各种物质对大气环境的严重影响，发达国家内燃机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关注点已经从控制内燃机有害物质排放转向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从欧盟制定的汽车排放法规可以看到，2020年起新生产的乘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从目前的130克/公里降低为95克/公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正在取代有害物质排放法规成为推动内燃机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为此，《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到，“内燃机是目前和今后实现节能减排最具潜力、效果最为直观明显的产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作为主流动力机械的地位不可动摇。实现我国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总目标，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人士表示，“为了顺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倡导，要加速实现内燃机先进制造，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全面提升清洁高效的加工工艺水平，推广智能化生产，实现绿色生产。推广适于替代燃料内燃机专用润滑油和非常规排放后处理技术，开展新型替代燃料燃烧技术研究。深化替代燃料发动机与现有发动机制造体系兼容。”
　　《规划》（征求意见稿）明确，“十三五”行业要全面升级。继续巩固内燃机制造大国地位，实现产品生产制造智能化，推动行业提升信息化，在核心技术、关键基础零部件、先进制造工艺和新材料应用上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效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一致性，从而迈出中国内燃机工业发展中长期战略的第一步。
同时，“十三五”全行业坚持创新驱动，建立“领跑者”激励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一批优势企业，提高全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推动产业实现产品品质的提升，促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成内燃机制造强国。掌握核心制造技术和关键工艺技术，建设3至5个共性基础技术平台，推动内燃机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完成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集农业
 
　　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据悉，这是中央连续13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13~2016年，中央1号文件主题均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农业部分也首先明确"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今年的一号文件全文约1.5万字，共分6个部分30条，包括：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2015年提到农业数量和质量双安全，2016年一号文件去掉了产量，着重提质量。这就牵涉到产能过剩，也就是供给侧改革问题。他说，过去产业补贴政策以单纯增产为导向，产量高和收入高相挂钩，未来农民收入要和产量脱钩，按照收入目标来进行补贴，这方面美国有过尝试，退耕还林的效果也不错。
　　郑风田表示，供给侧改革重要是提高质量和效率，"中国粮食产量过剩，生产了大量非优质农产品，现在国人需要的已经不是吃饱，而是吃好吃健康，未来要多生产有质量的健康产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文件指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对此，郑风田表示，以前是聚焦"三农"，这次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加农民收入，"在这方面，日韩有不少可借鉴的经验，可以增加产业链条，实现产业融合，比如农民介入加工环节，从而提高收入。"
　　绿色农业的提法首先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这次也出现在一号文件中，显示出中央重视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思路。而一号文件所提到的农业产业融合，国家发改委去年已发文件进行支持，预计今年会有具体补贴政策出台。
 
政策要闻
 
　　▲财政部明确地方政府可置换未到期债务
 
　　财政部1月29日披露，今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将不限于到期债务，未到期债务也可定向置换。伴随着发债量的增加，财政部鼓励地方在自贸区向外资金融机构发债以改善流动性。
　　民生证券研究院固定收益组负责人李奇霖认为，提前置换确定，意味着债务置换量会大幅增加。"虽然难以预测准确的置换债发行规模，2016年的债务置换对象并不限于到期债务，地方政府提前置换非标类高息债务的意愿会很强，但具体操作还涉及与债权人的协商成本。"他说。
　　此外，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不再下达准确置换规模，而代以制定置换上限，各地在上限以内按照当地债务分布具体确定置换额度，这意味着2016年地方债供给将会存在较大变数，但总体债务规模依然按照限额管理。
　　业内人士称，2015年6000亿元新增地方债的发行和3.2万亿元置换债的发行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不小的供给压力。今明两年地方债发行规模进一步增加，急需多举措缓释地方债供给冲击。
　　为了改善地方债流动性，推进地方债投资主体多元化。财政部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发行地方债试点工作，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吸引外资法人金融机构参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债发行。同时，研究探索面向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发行地方债。
 
　　▲融资担保公司证券市场担保业务规范发布
 
据悉，为规范融资担保公司证券市场担保业务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起草并于1月22日发布了《融资担保公司证券市场担保业务规范》，该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规范中指出，融资担保公司开展证券市场担保业务的，可以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融资担保公司成为协会会员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取得融资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经营融资担保业务满三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主体信用评级AA级（含）以上；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协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中证协发布修订后的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规则等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1月22日宣布，为妥善解决证券业务纠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行业整体利益，完善证券行业调解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对2012年6月11日发布的《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业协会调解员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规则(试行)》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原“两法一则”变更为“一法一则”，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与《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规则》。经中国证券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现予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财政部决定继续实行农批、农贸市场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1月29日发布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支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决定继续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执行。
对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使用（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指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指经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现货批发或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包括粮油、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品、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的林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产品。
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地，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符合上述免税条件的企业需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中国将扩大以房养老试点城市范围
　　
据悉，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有望扩围。在保监会近日召开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2016年要在现有4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选择经济条件较好、房地产市场较为规范、当地政府支持的城市和地区纳入试点范围，通过扩大业务经营区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使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项政策福利。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俗称"以房养老"保险，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该模式下，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7月1日起，我国"以房养老"保险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地进行为期两年的试点。2015年3月，幸福人寿首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获批上市销售，试点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尽管试点总体运行平稳，但也遇到了传统养老观念、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由于该项业务是一项将反向抵押和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业务，除传统保险业务所需面对的长寿风险和利率风险外，还需要应对房地产市场波动、房产处置等风险挑战，每单业务的成本和承保周期都远超过传统保险业务。此外，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要继续优化，市场主体还有待增加。
　　黄洪强调，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保险是保险业服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积极举措，意义重大，群众欢迎，其发展任重而道远。下一步，保监会要继续和相关部委、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在总结好现有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认识，鼓励发展；加强协调，完善政策；提高能力，加大供给；舆论引导，正面宣传；稳步推进，扩大试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等六点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发展。
 
　　▲民政部"十三五"时期重点推动实施4项重大工程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冯亚平1月25日介绍，"十三五"时期，民政部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来统筹规划民政规划工作。重点包括五个规划："十三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统筹编制城乡社区服务、民政标准化、福利彩票、民政立法等相关规划。
　　他还表示，"十三五"时期民政部要重点推动实施4项重大工程。一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程，重点支持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设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光荣院、农村敬老院建设等设施建设。二是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公共殡仪馆新建或改扩建、火化炉环保改造和公益性骨灰安葬（放）设施建设。三是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儿童福利设施、未成年人保护设施、农村三留守人员服务保护设施和精神卫生福利服务设施建设。四是全国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工程，重点是在完善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体系基础上，支持地方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加快形成中央-省-市-县四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
 
　　▲机械工业“十三五”质量管理规划纲要发布
 
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近日印发《机械工业“十三五”质量管理规划纲要》，提出机械工业“十三五”质量管理总目标：全面提高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水平，实现中国制造的机械产品知名品牌零突破。
　　纲要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装备制造为核心的中国机械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和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但机械产品大多处于中低端水平，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大，质量和可靠性竞争力弱，质量管理水平不高，至今没有产生国际知名品牌。
　　“十二五”末期，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曾对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情况进行了系统抽样调查，形成了《全国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现状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国际品牌集团（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ｄ）发布的“全球企业品牌价值排行榜”中，中国机械工业领域迄今仍无上榜企业。高端不足、低端过剩，中国机械工业产品“大而不强”的局面尚无根本改变。
　　为此，纲要提出了机械工业“十三五”期间的十二项主要措施和任务，其中，“培养机械工业国际知名品牌”被放在首位。纲要显示，品牌建设包括三方面：根据工信部品牌培育的相关要求，指导行业和企业制定并实施品牌战略；引导企业建立品牌管理体系，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系统推进品牌建设；梳理行业品牌标杆，在实践中探索行业品牌培育方法。
此外，规划纲要还从推广管理技术方法、夯实质量管理基础、解决质量“瓶颈”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以保证机械工业“十三五”质量管理目标的实现。
 
国资改革
 
国资委将处置"僵尸企业"纳入央企负责人考核
 
　　国资委1月26日发布关于认真做好2016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按照新修订业绩考核办法的精神和要求，结合企业经营特点和发展实际，抓紧修订完善企业内部考核制度，更加精准、科学、有效地发挥业绩考核的功能作用。
　　一要科学界定企业功能定位，积极推进分类考核，合理设置差异化的考核指标，认真梳理业绩考核特殊事项清单，进一步增强业绩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要准确把握业绩考核的主攻方向，着力引导企业加快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速处置"僵尸企业"，不断提质增效升级。
　　三要坚持增活力与强监管相结合，进一步强化考核激励约束。建立健全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切实发挥工资总额"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完善与考核评价结果紧密挂钩、与承担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企业负责人薪酬机制，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增长应当与本企业经营业绩提升和经济效益提高相匹配。
　　四要抓好董事会职责的落实。董事会既要充分体现出资人意志，认真行权履责；又要加强对经理层的考核，与经理层签订业绩合同，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落到实处。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紧紧围绕"力争中央企业2016年经济效益实现恢复性增长、第五任期实现平稳增长"总体目标，加强形势研判，坚持稳中求进、自我加压，按照考核目标分档管理要求，积极合理地确定企业2016年度和2016-2018年任期（第五任期）业绩考核目标，努力追求"步步高"。有条件、有余力的企业，要聚焦优势、抢抓机遇，力争加快发展、多作贡献；有困难的企业，要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全力遏制下滑势头；政策性减利因素较多的企业，要立足自身、深入挖潜，多向管理要效益。
　　国资委将业绩考核目标值先进程度与考核计分、结果评级、工资总额预算紧密挂钩，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目标值原则上应与财务预算、工资总额预算效益目标同口径保持一致。
　　据悉，1月22日前后，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研究制定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提出要利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加大力度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该项资金在下发时，还将配套一部分地方资金，将主要用来解决钢铁和煤炭行业大量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
　　早在1月15日至16日，国务院国资委曾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2016年要积极处置"僵尸企业"。
 
地方“两会”聚焦国企改革
 
　　据报道，上周（1月18日-24日）末以来，地方两会密集召开。其中，多个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将在2016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1月24日，上海市市长杨雄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6年上海将推动一批国有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基本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公司制改革，探索建立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经理人的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集中。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同样于1月24日开幕的山东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也传出，今年该省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在6月底前将省属经营性国有资产全部纳入统一监管。努力开展首批58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并在微观层面全面推行职业经理人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江西省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的推进则更加明确。1月25日上午，在江西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江西省省长鹿心社提出，要以搞活增效为重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市场化战略重组，着力抓好江铜集团、省旅游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和省招标咨询集团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积极推进钨和稀有金属产业重组整合。深化江西报业集团改革，组建省文艺演艺发展集团、省广电传媒集团。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严格落实国资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推动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广东省在2016年的国企改革中则更为注重分类推进。广东省省长朱小丹1月25日表示，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新的一年中，广东将坚持有进有退、突出主业，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促进降成本增效益。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组组建试点。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支持开展资本运营。建立出资人管理事项清单制度，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稍早些时候召开的福建、宁夏、新疆等地的两会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受到重点关注。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在地方各级政府盘活资产的内生驱动和供给侧改革的外部推动下，2016年地方国企"三个一批"（重组一批、清理一批和创新一批）的步伐会加大，混改、整体上市也将迎来大动作。
 
专家称放任僵尸企业是国资最大流失
 
　　近来，清理"僵尸企业"的鼓声如雷鸣般轰响，然而有些地方仍是按兵不动。有一些说法在流行，"先看看，等一等，别给自己惹麻烦"，有人为此解释，不是不想清理"僵尸企业"，而是拿不准，怕被指责国资流失。因而不少企业对清理"僵尸企业"持拖延观望的态度。
　　经济参考报1月25日发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文章表示，这些议论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清理"僵尸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对立起来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
　　先从国有资产流失说起。国有资产流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各种渠道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这是产权转换所发生的"交易性流失"。另一种是国有企业"体制性流失",当前国企改革着力解决的就是体制性流失的成本不断增大问题。亏损实质就是资产缩水，资产缩水的过程，也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虽然这种流失常常不涉及违法、贪污腐败等，但如果不改革，不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清理"僵尸企业"，那国有资产流失就不可避免。
　　国企改革与清理"僵尸企业"，都是一种资本流动行为。清理"僵尸企业"就是保障资产往高处流，往更有可能发挥其价值的地方流动。一些国企无效低效资产靠政府"输血"来维持，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欲活不能，欲死不甘心。必须让国企资产恢复"流动"的本质，国企资产不流动，就流失。
　　"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机，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是等着这类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业从而腾出必要的资源和空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文章指出，向"僵尸企业"宣战，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走出的关键一步。大量的"僵尸企业"占有了人力、土地、技术与信贷资源，导致"发行货币越多，流动性越紧张，资金的价格越昂贵"的怪圈。在"僵尸企业"效益低下又不让倒闭破产的情况下，契约精神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失灵，企业抓住政府"喜欢"GDP的心理，进行政策套利，大量中国企业追求产业低端，但又能很快见效的产业。这使得中国经济升级的阻力巨大，几乎无法前进。
　　2016年的经济工作供给结构改革是主题，去产能是主线，淘汰"僵尸企业"是主要抓手，兼并重组与清理退出是主要形式。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防流失，但不能以防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改革，更不能以防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清理"僵尸企业"。
文章强调，不改革、不清理"僵尸企业"，将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后果更严重。如果消极对待改革，拖着等着看着，对发展中的机遇抱着"宁可错过，别万一犯错"的想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做强做优，甚至发生亏损、倒闭，那才是更大程度的国资流失。
 
劳动用工
 
李克强强调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才人力资源
 
1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李克强说，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攻坚阶段，伴随着阵痛，也充满希望。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更要关注就业、收入、环境等事关发展质量效益和民生改善的指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才人力资源，把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释放出来，使他们靠勤劳和智慧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当前要突出抓好钢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坚持发挥市场倒逼作用，政府重点是支持做好员工分流安置，推动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中国引进人才需要观念及制度突破  
 
环球时报1月28日发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文章提出，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相关部门这些年推出不少特殊鼓励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取得成效，但很多措施无法被广泛复制，这使在普适性制度建设方面实现突破变得极为重要。
　　文章提出，要想实现这种突破，需对以下方面予以重视：第一是人才观问题。现在我们常常提到引进“高端人才”，各地落户政策里也都有对人才引进的各种框框要求。所谓“高端人才”有时确有一定客观标准，但更多情况下要看是否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匹配。曾经考察过一个美国国家实验室，发现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流动性挺大，但有几位技工却相对稳定。该实验室主任说，如果没有这几位高水平技工，他们很多试验根本实现不了。若在我们现有体系下，他们算不上“高端人才”，但却是特别有用的人才。国外讨论“人才”时不太讲高层次或低层次，跟需要匹配就是最好的人才。
　　第二，人才的价值如何确定并体现。我国现有的很多知识密集型机构，如高校、医院或科研院所等，都是复杂知识劳动的机构，它们被称为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工资体制是基本工资较低，需要通过绩效工资予以弥补。这种机制就把知识型复杂劳动价值体现方式与计件的体力劳动混在了一起，导致在高校或医院等机构出现乱象。这种工资体制对人才发展的负面影响亟需解决。
　　第三，制度框架问题。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框架要打破，比如现在一些制度对人才流动有限制。几年前北京一所985高校计划引进一位香港学者，但那位学者年龄超过50岁，无法在北京落户。如果我们今天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怎么建立国际人才优势呢？
　　另一方面也需建立更多合理的框架来保证人才有序流动，逐渐建立一些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比如，最近几年医生多点执业问题在社会上广受关注。从好的角度讲，目前医疗体制不够灵活，基层医疗机构缺乏经验丰富的医生。允许一些大医院的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其他地方执业当然是好事，但这也确实容易带来相关责任问题。医疗服务有风险，以前责任体系属于医生所在单位，但他在其他地点行医时出现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类问题在制度设计时就需梳理清楚，建立相应规则。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减缓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时报1月26日刊发工信部赛迪智库研究员李杨、（工信部赛迪智库研究员邵立国、工信部赛迪智库研究员念沛豪、工信部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所长乔标联合撰写的文章指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进入加速上升通道，企业收益空间受到挤压，以往单纯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作为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已成为转变增长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举措。鉴于当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偏低且增速减缓的不利局面，深入研究其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提出现阶段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建议，对新常态下保持经济良性运行和更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一）从变动态势看，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波动变化，但总体呈快速减缓之势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2-2012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波动幅度较大。1995年这一数值达到14.07%，接近二十年里的峰值，但1996年骤降至0.94%，尽管 1997年略有回升，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到历史最低的-0.92%。此后，我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速逐年回升，2003年达到14.43%，此后波动区间维持在9%-14%，且总体上呈现出减缓趋势，2012年降至7.37%。
　　（二）从国际对比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绝对值较低，但增速位居世界前列
　　198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仅为0.17万美元/人，只有美国同期的4%，2012年达到1.53万美元/人，是1980年的9倍，为美国同期的22%。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尽管劳动生产率绝对值较低，但增幅极为明显，甚至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
　　（三）从行业比较看，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值最高，但增速最低从劳动生产率绝对值来看，各产业逐年递增
　　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其次是服务业，农业最低。2012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约为6.77万元/人（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10.52万元/人，服务业8.38万元/人，农业仅2.03万元/人）。我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自2005年持续升高后，在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产生波动，整体呈现持续减缓趋势。
　　（四）从区域比较看，各省市差别较大，从东到西梯度递减态势明显
　　在劳动生产率排名前十的省区中，除内蒙古、陕西两省区作为中西部地区入围外，其他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北京、天津为首，江苏、辽宁、广东、浙江次之。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个省区中，除河北、海南外皆为中西部省区。这表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
　　此外，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企业科技化水平低，就业人员科技创新能力不高，产业增加值主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这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较低。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
　　（一）重点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产能过剩是我国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不仅在钢铁、汽车、造船、电解铝等传统重工业十分明显，在碳纤维、光伏、风电、多晶硅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有所蔓延。不仅导致市场疲软、产品价格下滑、企业盈利能力大幅降低，还使得以设备形式投入的资本由于很难转用于其他产业而成为企业的不良资产，致使这些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及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二）全要素生产率转负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仍然为负。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际全要素生产率转为负增长，从2001-2007年3.3%的平均值变为2007-2012年的-0.9%，这意味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小，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政府主导的规模扩张和投资驱动，然而，资本报酬递减使得这种低质量、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逐渐进入瓶颈且无以为继，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
　　（三）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不断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近年来，我国人工和资源价格、环境保护成本等综合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最终导致制造业产值增加值率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比如，我国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滑，从2010年的7.6%，下降到2011年的7.3%，2012年、2013年的6.1%，2014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91%。此外，快速上涨的生产要素成本也使我国在资本和要素投入增速未减的情况下，平均资本回报率从2007年的26.7%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14.7%。投资收益的下降打击了社会资本投资实业的积极性，导致资本逃离成本上涨快、利润被削薄的实体经济，进而使得制造业丧失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阻碍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政策建议
　　（一）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
　　新常态的核心内涵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增强，以及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其最重要的实现途径就是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终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体现。因此，必须在经济转型升级监测指标体系中突出劳动生产率的核心指标地位，更要在“十三五”等相关战略和规划中着重强调，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目标导向引领未来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路径，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总量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走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老路。
　　（二）把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未来要愈加重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加快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步伐，进一步推动“双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促进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攀升，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培育、管理和发展自主品牌，建立我国产品的质量声誉。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优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突破发展瓶颈。
　　（三）改善制造企业的政策环境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为制造企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发展活力。二是建立多元投融资体系，创新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效应，使金融资本向制造业流动和集聚，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促进制造业发展。三是通过财税改革有效减轻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有效发挥政府资金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四是促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规范能源、资源等各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定价。
　　（四）既要着眼当前更要兼顾长远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把稳增长和调结构结合起来，把近期发展目标与长远发展战略统一起来，在保持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的前提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逐步淘汰效率较低、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统筹考虑各阶段、各地区、各行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在解决长远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的同时，也要兼顾近期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等困难。不能强制与急于求成，要找准当前与长远的平衡点，对低效率及产能过剩落后企业的淘汰要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协调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稳增长、保就业之间的关系，实现稳中求进。
 
节能减排
 
甘肃省积极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工作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1月27日披露，为加快构建甘肃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全面做好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工作，甘肃省将开展碳核查工作，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全省碳市场建设重点工作。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有效手段，可以有力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增强甘肃省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省政府要求各级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和有关核查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到推动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和关键，扎实做好数据搜集整理和审核工作，推动全省碳排放权交易工作顺利实施。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工作，省发改委与负责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的8家机构签署了企业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合同，并邀请专家讲解了全省碳排放核查工作规范，演示了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报送平台操作，介绍了配额分配及支撑数据获取方式、碳核查报告模板等内容。
 
亚行向河北提供3亿美元贷款改善空气质量
 
河北省财政厅1月24日披露，亚洲开发银行向河北省提供3亿美元政策性贷款，用于开展"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河北政策改革项目"。这是亚行首次向中国发放政策性贷款。
　　"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河北政策改革项目"将建立监测和分析系统，帮助河北省加强环境的监管执法。河北省正在以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推动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在农村地区增加生物质能的使用，为改善空气质量和公众健康奠定基础。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该项目将帮助河北省每年减少约1240万吨煤炭的使用量，相当于河北2012年煤炭总使用量的4％。同时，有助于大幅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每年仅二氧化碳排放一项就比2012年减排1800万吨。该项目贷款期限15年，年利率在1％左右。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将提供1.5亿欧元联合融资与本笔贷款捆绑使用，共同推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亚洲开发银行创建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是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
 
近年全球气温连创纪录新高或是人为因素造成
 
美国领导的一个专家团队1月25日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称，全球气温自2000年以来有多年创下纪录新高，这几乎肯定是人为因素导致全球变暖的迹象，而几乎不可能是随机的、自然因素波动造成的。
　　2015年是19世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创纪录的高温引发热浪、干旱、暴雨以及海平面升高。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将这种变暖趋势归咎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
　　“若没有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近几年观测到的创纪录温度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报告称。
　　这项研究发表于2015年温度数据公布之前，研究估计若没有人类的影响且事件系列是随机的，则连续出现创纪录温度的可能性介于1/770和1/10000之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5个年头中，有13个介于2000年至2014年之间。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气象学教授、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Michael Mann表示，专家团队的计算机模拟显示，上述温度连续创纪录的发生概率（包括2015年）已达到介于1/1250和1/13000。
　　“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人为造成的，已不再是细微不可见的--我们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我们眼前展现，”他称。自然因素波动包括太阳辐射输出的改变或者火山爆发，火山爆发会遮挡阳光。
　　“自然气候变量没法解释近期观测到的全球变暖记录，但人为的全球变暖能解释，”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Stefan Rahmstorf在声明中表示。
 
自主创新
 
福建省设立省级科技创新券专项资金
 
　　福建省科技厅日前下发《福建省科技创新券补助管理暂行办法》，宣布设立省级科技创新券专项资金，用于补助科技企业、创客、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网络平台（以下简称大仪平台）单位购买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券的补助不超过购买科技创新服务实际发生费用的50%，补助额度不低于1万元，科技企业不超过20万元,创客不超过3万元，省大仪平台单位不超过6万元。
　　该办法对创新券补助的三大类作了明确规定。一是科技企业，即在福建省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上年度销售收入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小微企业，具体分八种类型；二是创客，即已入住设区市级以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互联网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尚未注册企业的创业者；三是福建省大仪平台单位，即纳入省大仪平台管理且对外提供服务、业绩突出的科研设施仪器产权单位。
　　根据办法，科技企业、创客申请创新券补助实行属地化管理，由各设区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省大仪平台单位的申请由省大仪平台管理机构直接受理。创新券用于科技企业、创客围绕自身研发需要而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购买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使用、知识产权、数据分析、法律咨询、创业培训等科技创新服务的支出费用；省大仪平台单位向相关服务机构支付的设备维修、测试技术咨询的费用。每个科技企业、创客和省大仪平台单位每年只能申请一次，每年上半年发布当年度创新券申请通知。
 
技术带来的七大变化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1月22日撰文指出，如今人们习惯性地把“技术”说成一个特别的经济部门，包含精密电子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以及提供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服务。
　　这是一种狭窄得离谱的定义。从石斧开始，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方法都是“技术”。发明技术的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此外，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型通用技术的影响范围远大于狭义的技术领域。
　　我们需要在更大背景下评估当代创新。以下是有关这些变化的7点。
　　首先，近期的通信技术创新渗透速度快得惊人。2015年末，移动手机订户超过了70亿，渗透率达到97%，远高于2000年的大约10%。同期互联网接入的渗透率从7%升至43%。
　　在经济层面，这导致电子商务崛起、产品能够“比特化”（比如音乐、电影、新闻媒体）的行业发生转变、“共享经济”兴起。在社会层面，这改变了人际交往。在政治层面，这影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存在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2015年，发达国家81%的家庭能够接入互联网，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比例为34%，最不发达国家的接入比例仅为7%。
　　信息就是力量。目前还不清楚，互联网接入的迅速普及会不会比互联网可用性方面的持久差异更重要。但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越过糟糕的通信和金融网络、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能力已经转变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第三，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并未带来生产率增速的持续提高。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新技术发展的领导者，而且在一个多世纪期间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最创新的经济大国。
　　在截至1966年的10年里，美国的每小时工作产出每年增长3%，其后增长率下降，在截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年里跌至1.2%。在万维网问世后，该增长率在截至2005年的10年里提高到2.5%。然后又在截至2015年的10年里降至1%。
　　对生产力增长的来源进行解构突显了这一点。在截至2015年底的10年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种衡量创新的指标）平均每年只增长0.3%。
　　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正如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指出的，清洁水、现代下水道、电力、电话、收音机、石油行业、内燃机、汽车以及飞机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问世的创新，它们带来的变革远远大于过去75年期间的信息技术。
　　针对这一点，一些人主张，统计学家未能正确地衡量产出，部分原因是未能把搜索等免费服务计算在内，这些服务产生了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
　　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何统计学家会在21世纪之初突然失去衡量新技术影响的能力。与上文阐述的道理一样，大多数新技术都会产生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想想电灯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吧。
　　第四，至少在三个方面，新技术加强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第一是“赢者通吃”市场的崛起——少数成功人士、企业和产品主导了世界经济。第二是全球化的兴起。第三是金融交易和其它抽租金融活动的爆炸式增长。
　　一些人主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使一些相当复杂的技能变得多余。若果真如此，这可能会使机器人的主人与其他人之间出现根本鸿沟，就像当年的地主和无地劳动者之间的鸿沟那样。
　　第六，全球化通信的兴起、我们对网络空间的依赖上升、巨型技术公司的崛起和“大数据”的发展给隐私、国家安全、征税能力，以及更广义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最后，多元化的互动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政治。更广泛的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一个潜在的福音。但新技术也可能被用于散播谎言、仇恨和愚昧。
　　技术是工具。它们提供机会，也暗藏危险。古往今来，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始终取决于我们自己。
 
专家论坛
 
专家称去产能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证券时报1月26日刊发署名周子勋的文章指出，去产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在今年已经过去的20多天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化解过剩产能召开了3次会议。1月4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要求严控增量、主动减量、优化存量。紧接着，1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专题会议上，李克强再次要求，抓住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增强企业自身活力和投资意愿，努力缩短转型阵痛期。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化解过剩产能问题，要求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严控新增产能。此次会议认为，坚持用法治和市场化手段，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行业结构优化、脱困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6.9%，为25年来最低增速。其中，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8%，环比增长1.6%，双双不及预期和前值。中国经济放缓、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以及中国股市大跌，在全球市场引发忧虑。
　　中国经济要恢复一种健康而稳健的姿态，中央现在极力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政策手段上，主要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抓住“供需匹配”。目前中国处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低端产品上存在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提升后的高质量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现在中央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就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促进供需平衡。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
　　从经济领域来看，我国长期依靠投资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许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伴随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持续负增长，工业各行业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许多行业已经出现绝对过剩。更严重的是，钢铁和煤炭产能过剩传导到金融体系，其突出表现就是不良贷款大幅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暴露出来的企业债问题主要集中在民营和中小企业身上。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营能力差，而主要在于经商环境不佳和融资难融资贵。中国的央企和国企，绝对数量虽远低于中小企业，手中却掌握了民企和中小企业完全不可比拟的各类庞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因素，国企不但用远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息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地方政府更是给他们提供了隐性保障。极低的借债成本使得众多的国企花起钱来毫不心疼，盲目扩张，其结果是产生了太多的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债务水平十分严重，并产生了众多的“僵尸”企业。在中央政府将企业去产能、去杠杆作为今后几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情况下，过剩产能将加速出清，产能过剩行业和相关企业的债务风险将继续暴露。
　　去产能利于改进企业盈利
　　去产能的推进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盈利状况，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去产能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直接关系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能否真正实现。从长远来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需要逐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外部成本内部化、改革政府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退出机制等。但在当前一段时期，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市场环境条件，积极发挥政府行政手段作用，加强钢铁、煤炭生产和消费总量控制，是弥补“市场失灵”、打破产能过剩僵局的有效途径。强化钢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引导各级政府发展观和政绩观有效转变。
　　对于诸如钢铁和煤炭行业这样的过剩产能而言，要实现健康运行，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在转型升级的同时清退“僵尸企业”。此外，虽然很多钢企和煤企也有着退出和整合的诉求，但由于涉及到民间融资和高额债务问题，无法脱身，从而很难减产、停产。对于这些企业，政府亟需从产能过剩的症结下手，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企业退出机制，为市场化破产创造条件，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实现破产和出清。同时，必须加大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并加快改革进程，从体制和机制上切断这些企业的风险源，把国企的杠杆水平降到可持续的水平，并提升它们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地方政府应坚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并拒绝兜底。只有经历了债权遭受损失的惨痛记忆，政府和银行等债权人才会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进行更加审慎的风险评估，对风险理性定价。国企改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虽然这会给整个系统带来一些短暂的痛苦，但无疑有助于逐步化解信贷风险，建立一个长期健康的借贷市场。
　　当然，中央在下定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处理过剩产能企业和僵尸企业的同时，在稳增长的大环境下，也要谨防地方政府“加杠杆”思维复苏。目前，虽然短期内负债率并未超过警戒线，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增速回落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一旦累积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就有可能爆发区域性财政风险。当下最需防范的是地方政府“新瓶装旧酒”创新举债方式。PPP和财政引导产业基金都是政策鼓励、可以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有效方式。不过真正适应新模式绝非一日之功。现在有些地方的PPP项目实际上是以债务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借PPP之名行地方平台变相融资之实，这有可能滋生新的风险。有些地方的财政与银行、国有企业等合作成立产业基金，然而基金运作中行政色彩强烈，投资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形成“变相债务”。就在2016年1月11日，财政部称将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具体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此举意在给地方债设立“天花板”，遏制举债冲动。
　　此外，去产能过程中还有一个最大问题需要重视，那就是在岗职工的安排。虽然中央设立了专项资金，财政部日前也下发通知，启动“去产能”专项资金征缴，对地方和企业筹集的化解过剩产能资金进行补助，主要用于人员安置，支持力度与去产能规模挂钩，但到底有多少，具体怎么花，需仔细研究。
 
中国必须抓住转型窗口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近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6”上表示，中国的现代化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我们必须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已进入转型发展窗口期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较快下滑，从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7%左右。这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与广泛讨论。乐观者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GDP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悲观者则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的GDP将下降到年均4.5%。这些相互矛盾的判断共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处于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之中。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物质基础显着扩大，经济实力大幅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日渐完善，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的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物质财富还需要进一步增长，而经济发展的各种约束不断增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推出相关政策受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困扰日益增多；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环境的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开放条件下资本、人才、技术跨境流动越来越便利，而各国获取优质生产要素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现代化业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窗口期并非长期存在，而是有时间界限，我们必须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的转型，否则，就迈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最基本的标志是形成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以新的发展方式，在以较高的生产率不断扩大经济总规模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公平性和持续性，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李伟认为，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是一项系统的整体性工程，至少有四个特征：
　　一是要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率有了大幅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测算，1978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2%；2011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了相当于美国36.8%的水平，与美国的水平还差63.2个百分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在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7万亿美元的情况下，我国就面临着比美国大得多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应是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的最突出标志，也是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始终围绕的一条主线。
　　二是要形成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关系。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平衡好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关系。在经济结构方面，目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比如：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居民消费购买力难以在国内完全实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金融业发展滞后，致使制造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难以获得有力的支撑；区域产业同构化比较严重，致使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于应有的水平。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形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有效平衡的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供给结构适应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还必须形成与中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耦合关系，通过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质量，为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做优、做强、做大第二产业，为服务业的现代化提供需求支撑和技术支持。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还必须形成更为细化的区域分工关系，通过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使各地的产业链更加紧密地耦合在一起。
　　三是要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产业技术水平，是决定生产率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经济能否迈上中高端水平的最关键因素。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技术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制造业领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5年12月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3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4%，比日本低11个百分点，比德国低1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构成来看，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显得更为落后。在传统产业中，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长期依赖进口，而且有些产品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1-11月，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达到2058亿美元，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接近于第二大进口商品原油进口额的两倍。新兴产业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因此，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作为核心任务。
　　四是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攀升到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一个国家在分工体系中处在何种位置，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影响着这个国家国民福利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高端，那么这个国家就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为保护生态、改进国民福利创造更好的基赐条件。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那么即便这个国家依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得了较快的贸易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全球贸易份额，人们的福利改进也不会太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提升，较好地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上仍处在中低端。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工贸易比重高，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比重较高。2015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比依然高达31.5%，大大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发展转型关键运用好五大发展理念
　　不过，李伟也认为，中高端水平上的经济不可能轻易形成，最重要的是，运用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谋划好推动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战略和政策。
　　第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从宏观层面上要加快改革步伐，尤其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市锄制，促进资源要素在空间上和行业间优化配置；从微观层面上要鼓励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生产流程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而更主要的是，要推动科技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在各类创新中的基础地位。推动科技创新，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市场选择和政府统筹的关系。面对多元化的、变化日趋迅速的需求，必须有效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充分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创造的活力。同时，面对我国单个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不足的现实，面对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资金密集化的趋势，也必须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国有创新资源和推动各类创新主体深化合作中的作用。二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关系。要把科技创新的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创新能力建设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国家对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的投入力度。也应利用好全球的创新资源，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二，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推动形成新的结构平衡关系。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状况比较严重，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不尽快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采取更加有效、有力的措施化解过剩产能，淘汰经营难以维持的“僵尸”企业。同时，要着眼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大趋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培育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形成新的发展基础上的、耦合程度高的产业结构体系。还要把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结合起来，使各地的比较优势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各地的发展潜力都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第三，以制造业高端化为引领，着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根本。制造业不仅为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提供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也蕴含着创新的机会，孕育着创新的理念，是创新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推动制造业高端化，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既定的目标。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有利于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要通过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资金、人才更多地向中高端制造业领域聚集。
　　第四，要实施体现发展新要求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过去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未来的对外开放，需要把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作为一个明确而重大的目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能否提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国际经济秩序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二是国内能否建立有利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能否形成推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合力。为此，我们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还要把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密切地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调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调查分析
 
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重要性凸显
 
中国银行业协会1月25日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5）》称，约40%的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资产率将在1%至3%之间，银行业风险管理重要性凸显。同时银行业利润增长也将降至个位数。
　　该报告称，银行家普遍认为长三角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将会是不良率承压较大的两个区域，产能过剩行业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是银行家关注的首要风险。
　　“面对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银行家将加强对抵押品的保管、监测、检查和重估以及完善信贷管理系统功能作为最主要的应对措施。”该报告指出。
　　报告并称，未来最受银行家重视的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中的小微企业贷款、供应链金融和资产证券化，个人金融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财富管理和信用卡业务，同业业务中的同业存拆放、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以及中间业务中的投资银行业务。此外，银行家普遍认为应发展资产管理业务。
　　同时，大部分受访银行家预计银行业营收及利润增长进入“个位数”时代。八成左右的银行家预计今后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和税后利润增长率都将低于15%，约六成的银行家预计将低于10%，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和生息资产规模增加被认为是未来利润增长最有力的推动因素。
 
经贸态势
 
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１月２７日发布声明称，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ＩＭＦ第三大股东。
　　ＩＭＦ在声明中说，ＩＭＦ的《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１月２６日开始生效，该修正案是ＩＭＦ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约６％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将从３．９９６％升至６．３９４％，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４个新兴经济体跻身ＩＭＦ股东行列前十名。
　　该方案生效后，ＩＭＦ份额将增加一倍，从２３８５亿特别提款权（ＳＤＲ）（约合３２９８亿美元）增至４７７０亿ＳＤＲ（约合６５９７亿美元）。ＩＭＦ执董会成员将首次全部由选举产生。同时，该方案标志着ＩＭＦ治理向着更好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并将加强ＩＭＦ的信誉度、有效性和合法性。
　　ＩＭＦ总裁拉加德在声明中说，改革使得ＩＭＦ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能够更好地满足成员国需求。ＩＭＦ治理改革已经迈出重要一步，但这并非终点，改革还将继续。
　　ＩＭＦ董事会２０１０年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按照规定，ＩＭ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要实施，需要１８８个成员国中至少８５％投票权的支持。美国是最大股东国，在这个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改革后美国的投票权较之前的１６．７５％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超过１５％的重大决策否决权。直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旬美国国会才批准该方案，导致改革被拖延数年。
 
彼得森研究所称TPP对美国总体就业情况影响不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月25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美国工人的影响总体不大，但可能会减少美国制造业岗位。TPP是由12个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美国料将于2月签署该协议。
经济问题是美国两党议员围绕TPP争论的焦点。民主党议员大多反对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贸易政策，共和党议员则大多支持去年为加快TPP谈判的完成及所签协议的通过而制定的立法。TPP成员包括日本，但不包括中国。美国国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就TPP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这份报告，TPP将小幅提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工资水平，大幅提升商品和服务贸易。该研究所支持贸易自由化。
但报告指出，各行业的受益程度不均，由于美国工厂从越南等TPP成员国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到2030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将减少约五分之一。
不过，报告称，TPP对美国总体就业情况只有很小的直接影响，到2030年每年只减少53,700个新增岗位，而且可能会在其他行业产生就业机会。如果考虑对供应商和其他公司的非直接影响，减少的岗位数量或增加一倍，但仍只占美国总就业人口​变化量的0.2%。
 
加拿大宣布将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1月25日在渥太华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2月4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弗里兰同时表示，签署这项由12个国家加入的协定，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最终批准该协定。因为签署协定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步骤，协定需要经加拿大议会审议并通过后才能生效。
　　弗里兰说，现在谈支持或拒绝TPP为时过早。对这一协定，赞同与反对的声音同时存在。他强调，各国有两年的时间考虑是否最终批准这一协定。
　　经过5年多的谈判，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等12个国家于去年10月就TPP协定达成一致。该协定成员国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协定包含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30个章节。
 
马来西亚议会批准TPP协定
 
马来西亚议会1月27日通过了一项议案，批准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使这个东南亚国家朝着2月份最终批准该12国协定又迈进了一步。
　　127名议会议员投票赞成该贸易协定，84名议员投票反对。此前一天，马来西亚议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公开讨论。
　　此次投票前，1月23日，5000名示威者走上吉隆坡街头抗议该国加入该贸易协定。反对者认为该协定反民主，并称这将破坏马来西亚的主权、抬高人民生活成本。
 
投资视点
 
"十三五"上海发展目标确定
 
　　1月24日，上海市市长杨雄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到2020年，上海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市生产总值预期年平均增长6.5%以上。力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过去5年年均增长7.5%。
　　杨雄指出，2016年上海将推动一批国有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进一批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基本完成符合条件的国企集团公司制改革，探索建立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经理人的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集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杨雄指出，2016年上海将深入推进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将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适时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
 
天津自贸区正制定服务京津冀方案
 
　　天津自贸区1月22日披露，目前，天津市政府正在制定自贸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将重点实施"1631"工程。
　　"1613"工程即指：建立"一个机制"，建议由国家商务部牵头，组织天津、北京、河北三省市，建立具体工作协商机制，开展天津自贸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实施"六个推动"，就是推动天津自贸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贸易便利化及贸易方式创新、金融开放创新经验在京津冀区域率先复制推广，与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促进"三个一体化"，就是促进通关服务和口岸物流一体化、金融服务和监管一体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一体化；落实"一批项目"，就是梳理整理出一批项目，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天津自贸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务院批复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
 
1月26日，国务院关于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批复指出要不断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把淄博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另外，批复强调要重视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在《总体规划》确定的2989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根据市域内不同地区的条件，重点发展县城和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重点镇、中心村，优化村镇布局，在保持乡村风貌特色的基础上逐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向乡村延伸，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山东省计划"十三五"期间大力推动流通体制改革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1月24日在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三五"期间，山东省将总结临沂、潍坊等地的经验，推动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与实体流通相结合的物流体系。
郭树清说，未来五年，山东将推广菏泽、滨州、日照地的好做法，重点培育一批特色电商镇、电商村，鼓励发展农村淘宝项目。
 
甘肃出台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要
 
　　甘肃省政府日前制定出台《中国制造2025甘肃行动纲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历史性交汇，以及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重大历史机遇，着力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打造甘肃省制造业升级版。
　　《纲要》将甘肃省制造业发展分为2020年和2025年两个阶段，其中，到2020年的目标是：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取得积极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6%，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五大传统产业集群"和"五大新兴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到2025年的目标是：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水平和层次大幅提升，服务型制造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构建起以"五大传统产业集群"和"五大新兴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基本建成面向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现代服务型制造业基地；围绕总体目标，在每个阶段又确定了创新能力、质量效益、两化融合和绿色发展等4个大项12个小项指标。
　　甘肃省工信委负责人表示，《纲要》作为指导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对于促进全省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甘肃省初步谋划了2016-2018年组织实施的600多个，总投资2600多亿元的制造业重点项目。甘肃省将立足产业发展基础，突出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确定10个发展重点，同时，立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求，选择了有一定发展基础和潜力但尚未形成优势的6个产业，作为甘肃省制造业发展的突破方向。
 
陕西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8%左右
 
　　陕西省长娄勤俭1月24日在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陕西省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8%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9%和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物价涨幅控制在3%左右。
　　报告指出，陕西省"十三五"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提高质量与效益基础上，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生产总值达到3万亿元、人均超过1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陕西"建设迈上更高水平。
　　娄勤俭在报告中提出今年六个方面的主要工作任务：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重塑体现创新引领与适应消费需求的产业体系；进一步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系统抓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报告最后还对以更好地适应中央要求、人民期待和新形势需求为目标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报告同时表示，陕西"十二五"确定的12项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5项预期性指标基本完成，"十二五"圆满收官，实现了由欠发达省份向中等发达省份的历史性跨越。
 
2016年山西省将启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试点
　　
据1月21日召开的山西全省民政工作会议披露，今年山西省将启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工作，届时11个市都要选择公办养老机构进行试点。这项工作旨在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和部门壁垒，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力军。
　　据了解，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可以激发民营养老机构的市场参与积极性。由于养老事业的先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初期建设很难吸引到足够的社会资本进入。"公建民营"即可以为民营养老机构解决购房、租地成本的后顾之忧。
　　省民政厅介绍，近年来，山西省不断探索养老服务业发展新机制、新模式，积极扶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业。从2015年起，连续3年每年为全省民办养老机构贷款贴息2000万元，并在放宽准入、财政扶持、用地需求、盘活资源、税费优惠、医养融合、人员保证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扶持鼓励政策。
按照山西省民政事业规划，未来5年，山西省将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社会养老床位将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张。
 
江苏"十三五"规划草案出炉
 
1月24日，江苏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江苏省"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会上正式亮相，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过半，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
　　根据江苏"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十三五"时期，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53%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达到45%左右，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根据江苏"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十三五"时期，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以上水平，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8%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5%以上。
 
国务院批准大庆城市总体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1月27日通知，批准大庆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要求在《总体规划》确定的5107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到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15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223平方公里以内。
　　规划提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和内河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中心城区东西间交通联系，推进哈大齐交通一体化。
规划还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
 
德银呼吁各国达成新"广场协议"遏制人民币贬值
 
德意志银行1月26日发布报告称，全球各国的中央银行应该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对汇率实施协同干预，以支撑人民币汇率并阻止美元进一步走强。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本外流增加，人民币兑美元过去六个月下跌了大约6%。
　　德意志银行驻纽约的外汇研究全球联席主管Alan Ruskin在报告中表示，时不我待，美国和其他主要央行应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支持中国实现向汇率市场化转型。
　　Ruskin认为，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在6个月内就会跌至充足水平之下。随着外汇储备消耗、资本外流不止，中国可能不得不放弃干预，允许人民币贬值。这可能导致美元汇率暴涨，伤害美国和其他全球经济体。
　　这位策略师写道，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或者中国外汇储备消耗速度在宏观审慎政策之下依然没有减缓，协同干预措施将可能是首选。
 
全球货币放水加剧经济风险隐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1月29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多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通过货币宽松方式试图推高资产价格，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然而，这种复苏模式的基础本身并不牢固。目前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各国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结构调整远未到位、通货紧缩压力持续、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问题，都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
　　货币放水至今未能有效拉动经济
　　依靠货币放水的危机救助形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目前除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启动加息，以及英国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外，全球大部分央行依然维持甚至加码货币宽松。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全球共有33个国家/地区央行降息（包括中国），各央行共进行64次降息，总幅度为18.3%，为2001年以来全球央行年度降息幅度的第二位，仅次于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各国央行疲于应对金融危机后遗症和低通胀风险，倾向于继续保持货币宽松来维持经济增长。欧洲、日本央行继续延长QE实施期限并扩大QE资产购买，新兴经济体和出口导向型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央行则通过降息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全球实体经济并未因宽松货币政策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全球复苏步伐明显低于预期，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全球产出能力过剩，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至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至2015年平均增长约3.1%（2015年为预测数），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
　　全球债务负担和通缩压力增加
　　全球巨额债务负担或成长期主题，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压力较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都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也只有五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府减债。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务总和自2007年以来已经增加了57万亿美元，远高于同期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根据《日内瓦报告》，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营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2013年更是达到215%。
　　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的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企业）债务大幅增加。当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继续上升而着手降低杠杆，清偿债务，也即“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许多国家必然要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降低负债，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这些均将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的增加。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缩压力。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均不同程度遭遇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的“双下降”。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通胀率仅为1.6%，不仅低于上年底的2%，更远远低于1990至2013年间全球通胀11%的平均水平，创逾5年新低。在全球通缩阴霾笼罩之下，即便是欧洲央行祭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也难以力挽狂澜，欧元区通胀跌至零，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时隔两年再度跌入负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结构性问题突出，工业生产下行，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蔓延。
　　美联储加息引发全球溢出风险
　　旧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又至。美联储2015年底启动加息引发全球新的溢出风险，美元强势导致非美货币波动性增强，许多外围国家不得不面对“不可能三角悖论”和货币政策悖论，全球呈现出新一轮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潮，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成为其中的脆弱环节和风险引爆点。
　　美国经济虽已连续6个月度高于2%，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美元升值、加息以及全球经济疲弱削弱了国外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需求，出口企业受损。企业投资速率放缓，更倾向于将大量的现金用于股票回购和股息分红。近期美国股市的大幅波动也对财富效应产生负面影响。尤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未来走向，一旦率先上升，并带动企业债收益率和居民长期按揭贷款的迅速回升，很可能导致居民和企业的利息支出增加，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投资支出意愿，当积累从量变发生质变时就会引起经济失速。在此背景下，甚至更有市场预期美联储不排除会启动QE4、重回放松货币刺激经济的老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救市实践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渐变，逃离经济的复苏迟滞、通货紧缩以及流动性陷阱区域，单靠全球央行持续的货币宽松不但难以有效解决，而且更容易产生救市后遗症，不应成为常态的危机救助模式。眼下，全球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须结构性改革应对，如何寻找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月27日在货币政策例会结束后发表声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同时表示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进展。
　　美联储表示，从去年12月以来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善，消费和企业投资温和增长，房地产市场也继续改善。
　　美联储预计，在现有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经济将温和增长，劳动力市场指标将继续改善；由于能源价格继续下降，近期通胀仍将维持低位。不过，美联储表示，随着能源价格下降等暂时性因素的减弱以及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在中期内有望回升至2%的目标。
　　声明显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有所增加。美联储表示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进展，并评估这些进展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水平以及经济前景的影响。而在上一次例会后的声明中，美联储则认为，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因素，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的风险大致平衡。
　　美联储在声明中再次强调，未来加息步伐将是渐进的，将根据未来经济数据和经济前景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在本次声明中，美联储没有释放在未来将放缓加息节奏的信号。
　　自去年年底美联储启动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日渐增长。投资者目前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仅加息1至2次，而根据去年年底美联储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美联储官员预计到2016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达到1.4%，如果按每次加息25个基点计算，这意味着今年会有4次加息。
 
美国经济衰退预警信号再现
 
　　华尔街日报1月25日刊发报道指出，自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每次衰退之前，都会出现工业产值和公司利润大幅下降、股市大跌的现象。现在这些不祥的兆头再度同时出现。
　　这些兆头是否是经济衰退的先兆？亦或是，公司利润和工业产值下降主要是因为油价重挫，而股市下跌则是投资者对这些状况的反应过度？
　　首先来看一下这些不祥的兆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中，有10个月工业产值下降，目前较2014年12月峰值下降近2%。公司利润在2014年夏季左右见顶，到去年第三季度下降近5%。今年迄今为止股市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下跌7.6%，尽管上周（1月18日-24日）后段有所反弹。
　　令美国越来越感到担心的一个因素是，全球如此多的地方都陷入到低增长或增速下降的困境。上周（1月18日-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6年欧元区经济仅增长1.7%，日本增长1%。
　　从历史情况来看，在这些警示信号中，美国工业产值下降的预警作用最强。矿业、工厂和公用事业产值往往在经济衰退到来前开始下降。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科斯泰让(Thomas Costerg)表示，制造业往往会引领经济周期，通常是经济波动的指标。他表示，目前美国制造业正在惨淡经营。
　　强势美元和全球经济疲软正在造成不利冲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工业产值下降主要是受到石油产业崩溃的影响。近几个月美国工厂的产值几乎没有变化。但矿业产值已下降超过10%，受到油气井钻探产值下降62%的拖累。
　　企业利润也受到了能源业的压力。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的分析发现，如果不包括能源公司，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过去一年的利润率变化不大。只是在包括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 XOM)、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 CVX)、Valero Energy Corp.(VLO)等主要落后股，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才出现萎缩。
　　如果只是石油公司衰落，担忧更容易消除，但股市走低可能会令许多此前未收到警示信号的消费者感到不安。在经济衰退时，信心下降（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这种状况）通常会导致家庭减少购买，造成企业利润普遍下滑和裁员。
　　工业产值、公司利润和股市以前曾发出过错误的警报。例如，当前工业产值的下降幅度与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中期的情况相差无几，而当时工业产值下降后并没有立即出现经济衰退。此外，股市在多次进入熊市后也没有出现经济滑坡。
　　好的一面是，美国就业市场可能是预示衰退的最佳指标，而这项指标没有发出预警信号。
　　过去50年来的每次衰退中，美国就业人数至少减少1%。在大量非衰退时期，就业人数的降幅从未达到过这种程度。
　　如今美国就业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去年1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9.2万人，过去一年增加了270万人。这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相信美国能够避免经济衰退的原因。
　　美国是否进入经济衰退最终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决定。
　　该委员会通过研究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就业、经通胀调整后的零售额和工业产值等数据来确定经济活动开始萎缩的确切时间。过去，他们会等到转折点变得清晰且数据已经得到修正后。当经济开始变得不稳定时，他们的观点会受到密切关注。
 
美国进一步放松对古巴出口和旅行限制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1月26日发布公告，宣布进一步放松对古巴出口和旅行的相关限制。
　　公告说，按照新规定，针对已获准向古巴出口和再出口项目，美国将解除与其相关的支付和融资条款限制。此外，美国将进一步为已获批准的赴古旅行提供便利，包括解禁封锁空域、与古巴航空公司共享代码等；进一步批准涉及飞机或船只暂时停留等与旅行相关的业务；进一步批准与专业性会议相关的业务等。新规定将于1月27日开始生效。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说，这些新举措是去年修改部分针对古巴制裁条款的延续。
　　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表示，新规定在先前举措的基础上，放宽对古巴出口限制，以帮助古巴应对灾害，发展教育、农业生产和公共交通等。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2015年9月曾宣布修改部分针对古巴的制裁条款，从而进一步放松美国对古巴在旅行和经贸等方面的限制。
　　2014年12月，美国和古巴宣布重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7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仍未全面解除对古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封锁。
 
欧洲央行总裁承诺推高通胀
 
　　据悉，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1月25日在一次商业论坛上承诺推高通胀，反驳对欧洲央行宽松政策的批评，称物价上涨迟缓损害欧元区经济。
　　德拉吉称，该行1.5万亿(兆)欧元资产购买行动正在发挥预期的作用，放任物价下滑将导致债务和业水平上升。
　　欧洲央行的职责是维持年通胀率在略低于2%的水平，但目前通胀率接近零，而且预计未来几个月会降至负值。上周（1月18日24日）央行会议后，德拉吉称该行将在3月回顾政策并有可能调整，投资者将此看作进一步放松政策的信号。
　　市场目前预期欧洲央行3月将把利率从负0.3%下调10个基点，很多投资者还预期该行将提高每月资产购买规模。
　　该央行于12月调降存款利率，并延长资产购买计划。不过央行管理委员会中的两位德国成员都投下反对票。德国央行总裁魏德曼多次强调，能源价格偏低--导致低通胀的主因，有利于消费者和经济增长。
　　德拉吉指出，若欧元区通胀率连续五年每年都比央行基本预估低1个百分点，将会推动包括家庭和企业在内的民间债务增加大约7,000亿欧元。
　　德国国内有很多人批评超低利率将导致楼市等领域滋生资产泡沫，德拉吉对此也是不以为然。"目前金融领域并未出现严重动荡的警示信号，"德拉吉说。"金融危机通常伴随着信贷劲增与银行体系杠杆升高。但我们现在的情况却是信贷初步复苏以及银行业降低杠杆。"
　　他指出，低利率可促进消费。
 
德国央行从海外收回黄金储备
 
德国央行1月27日称，该行去年从海外收回逾200吨黄金，接近把该国半数黄金储备放在国内。德国黄金储备在全球居第二位。
　　欧元区危机之后，很多普通德国民众希望把更多黄金储备放在国内，一些人质疑这些储备是否还存在，促使德国央行最近公布长长的金条列表。德国拥有3,381吨黄金储备。
　　储备中40%多一点现存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央行地下，另外类似规模的储备存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
　　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证明这些储备仍安然存放是很重要的。德国央行称所有金条在收回时都"彻彻底底的检查和鉴定"。
世界黄金协会(WGC)的数据显示，德国黄金储备价值约为1,300亿美元，在全球列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约相当于中国的两倍。
 
普京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反腐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以挽回国家所遭受的损失。
　　普京说，俄罗斯的反腐败立法和反腐败实践符合世界标准，反腐有效措施不少，反腐工作目标明确，反腐机制得到推广。仅2015年头9个月，俄罗斯因腐败被判刑的人就达8800多人，被追究纪律责任的公职人员近1.1万人。
　　普京说，现在需要进一步开展反腐斗争，重点方向是提高反腐守法意识，完善预算支出监管机构的工作，在最初阶段就挡住公款私吞。
　　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完善反腐机制，追回非法所得和可疑资金，其中包括国际追逃追赃。他指出，统计显示去年俄罗斯追赃数额为155亿卢布（约合2亿美元），但只追回5.88亿卢布（约合754万美元）。
 
俄罗斯经济陷入2009年来最严重萎缩
 
　　据报道，受油价和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经济陷入自2009年后最严重的萎缩。俄罗斯联邦统计局1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7%。
　　2015年下半年，俄罗斯政府和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期2016年俄罗斯经济会出现小幅增长，但现在很多人都预警今年俄罗斯会再度出现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俄罗斯经济2016年将萎缩1%。
　　俄罗斯已经低迷的经济正因油价下跌不断遭受打击。与此同时，经济萧条和油价暴跌的内外交困下，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在18个月之内耗尽。此外，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俄罗斯通胀率高达12.9%，进一步遏制了消费者的支出能力。由于目前的通胀率是俄罗斯央行中期目标的三倍之多，因此央行降低借贷成本的空间很小。
　　丹斯克银行策略师Vladimir Miklashevsky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处在较大的调整期，经济恢复耗时长且伴随阵痛。此外，俄罗斯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依然很高。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Herman Gref表示，该行已经开始对油价降到每桶25美元的情况进行压力测试。如果这个状况持续很久，比如半年或一年时间，那么俄罗斯经济将遭遇"痛苦剧变"。
 
挪威最大银行呼吁停用现金
 
　　据报道，挪威最大的银行DNB近日呼吁该国应该彻底停止使用现钞，这是全球货币电子化时代中出现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挪威已经有数家银行关闭了部分支行的现金业务。
　　据悉，挪威在货币数字化的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DNB银行执行副总裁Trond Bentestuen估计，目前每天只有6%的挪威人还在使用现金，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DNB银行表示，停止使用现钞可防止黑市和金融犯罪，例如洗钱等行为。据挪威央行统计，挪威的现金交易量自2001年以来逐年减少，2001年这一比例为11%，而现在只有5.3%。
　　之前，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许多数字货币受到了多国政府的管制与拒绝。而现在，多国政府似乎正逐渐开始将数字货币作为管理资金的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表示，数字货币对金融行业效率和包容性的进步至关重要，但也可能成为洗钱和逃税的工具。建立一个均衡且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不扼杀创新监管系统是一个挑战，这需要大量的国际合作。
　　丹麦政府此前宣布，从2016年1月开始多数商业店面都可以取消收银机，只接受电子货币。不过，医院、药房和邮局等关键服务机构仍将继续接受现金。去现金化得到丹麦人的广泛支持，政府认为此举可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在企业看来，不再使用现金可以降低安全隐患。
 
伊朗力争迅速重启天然气出口
 
　　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National Iranian Gas Export Co.)董事总经理卡迈利(Alireza Kameli)1月27日在德黑兰称，伊朗正在积极寻找开采和出口该国庞大天然气资源的新途径，例如发展对天然气进行液化的设施，并争取在两年内将液化天然气运至欧洲。目前西方已取消了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
　　伊朗坐拥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备，但长期以来都缺乏像俄罗斯、卡塔尔等竞争对手那样的出口设施。这些国家都拥有国际输送管道以及天然气液化设备，可以用船只出口天然气。
卡迈利称，伊朗正在研究若干选项，以帮助该国跻身全球天然气俱乐部。其中一个项目将涉及重启该国最先进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伊朗液化天然气"(Iran LNG)。该项目建设进度达到40%时西方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被迫于2012年放弃。卡迈利称，该项目建成可能还需要三至四年。
另外一个选择是在波斯湾底部修建一条通向阿曼的管道，阿曼拥有伊朗可以使用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卡迈利称，阿曼已经同意在两年时间内建成该管道。阿曼官员未回复置评要求。
　　卡迈利称，他的公司也在与欧洲公司进行磋商，包括在奥斯陆和纳斯达克两地上市的Golar LNG Ltd.，以建设浮动液化天然气设施，天然气可以利用该设施在近海船只上进行液化。他称，该项目可以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建成。
　　卡迈利称，一旦液化天然气设施到位，伊朗必然会考虑向欧洲出口天然气。
　　欧盟官员曾表示，伊朗可能成为关键的天然气供应国，帮助欧盟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但一名欧盟官员援引欧盟委员会内部评估称，两年时间听起来不太现实。自从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被取消的前景明朗后，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一直在试图重建与伊朗的能源关系。该委员会计划2月份向伊朗派出一个代表团，对该项目进行评估。
 
澳大利亚拟收紧反洗钱法规
 
　　知情人士1月22日称，澳大利亚正考虑收紧反洗钱法规，将房地产中介和宝石经销商纳入监管。此前，位于巴黎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警告称，非法资金可能正在涌入澳大利亚。
　　此举可能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澳大利亚当局是在中国富裕买家的现金大量涌入后才作出这种回应的。去年股市大跌后许多中国富人"出海"寻求安全港。
　　地产一直以来是中国买家的关注领域，但近几个月他们却纷纷抢购澳大利亚稀有的粉钻。这是让中国政府忧心的空前规模资本流出的一部分。
　　FATF表示，澳大利亚当局缺乏对地产和宝石行业的审查，这对全球打击极端主义分子洗钱和融资构成"逐渐增大的风险"。FATF评估各国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能力。
　　知情人士称，澳大利亚司法部正在评估相关法规以应对这些关切。这些法规目前已经涵盖银行业、汇款与博彩业。
　　"正进行评估，考虑将法规适用范围延伸至洗钱和恐怖主义风险高的服务，包括由宝石经销商、律师、会计师和地产中介提供的服务，"知情人士称。"审查报告将推荐改革选项。"
　　按照澳大利亚法规，外国人可以花费数百万现金购买宝石或者高端地产，无需说明自己的身份或者资金来源。
　　中国富人最近选中的资产似乎是粉钻。粉钻稀有珍贵，仅占全球钻石市场的0.01%。
　　财富管理人与宝石经销商称，中国买家正日益涌入澳大利亚抢购粉钻。中国买家已是全球钻石的第二大买家群体。澳大利亚生产了全球90%的粉钻。
　　中国个人每年的购汇额度为五万美元。但去年中国股市暴跌之后资本外流爆炸式增加，加之人民币意外贬值，导致中国当局担忧资金非法外流。当局已宣布措施加强监管。
　　中国外汇储备2015年减少5,126.6亿美元，至3.33万亿美元，降幅创下纪录。这反映中国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渐增。
　　专家们称，澳大利亚地产行业的洗钱或者现金走私风险更高，因大多数价格区间的房地产均存在普遍的现金交易。
　　居外（juwai.com）联合首席执行官Simon Henry称，购买澳大利亚地产的中国买家中，约70%通过现金付款，通过银行付款的不到一成。居外是瞄准中国海外置业买家的最大地产门户。
　　反洗钱专家称，除了从中国携带成箱的现金之外，许多中国富人使用假发票和地下钱庄向国外转移资金。
　　"我知道（中国人）通过各种方法绕开限制，譬如利用许多家庭成员和朋友（的身份证）等，"反洗钱专家John Cassara表示。
"但我怀疑他们也使用（地下钱庄）。我也怀疑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许多货物价格虚增，这样澳大利亚那头就可收到虚增资金。"
 
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新的经济增长战略
 
　　日本政府1月25日召开产业竞争力会议，开始正式研究新的经济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将提出强化IT教育，在小学和初中讲授电脑编程，并培养与机器人和小型无人机有关的新产业。各国正在进行以最尖端IT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了能够应对竞争，日本政府将通过新增长战略构建产业基础。
　　日本政府将较历年提前制定新增长战略，以便能在5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伊势志摩峰会）上宣传其主要内容。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6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万亿元）的目标，安倍晋三政府考虑开拓有增长潜力的市场。
　　安倍在会议上强调进行规制改革时要与产业界合作，称"人才和投资将创造新的增长领域"。
　　政府当天给出的研究方针中提出的有增长潜力的领域包括医疗保健、节能、机器人和物联网（IoT）。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时实现汽车自动驾驶也被列为课题。
　　为了培养相关人才，除设置开展实践型职业教育的新高等教育机构外，还将创设新的国立大学制度，并利用卓越研究生院（暂名）培养全球顶级的研究人员。政府还将积极吸引优秀的外国人才，并创造条件以便女性和老年人工作。
　　研究方针还提出扶持务农者从事大规模生产以因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生效，提高支撑地方经济的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韩国政府将2016年战略储备原油购买预算提高64%
 
　　韩国能源部1月26日发表声明称，利用油价在低位的机会，将把2016年用于购买战略储备原油与油品的预算在2015年的基础上提高64%。
　　韩国能源部称，将2016年原油和油品购买预算定为900亿韩元(7,500万美元)，2015年则为549亿韩元。韩国是全球第五大原油进口国。
　　"鉴于2015年的低油价态势延续，我们已经制定了尽可能多的预算计划，以利用买入机会，"能源部在声明中说。
　　自2014年中期起，全球原油供应过剩拖累指标原油期货LCOc1 CLc1崩跌逾70%，中国与韩国等部分国家正在实施趁油价低廉之际提升库存的政策。
　　一名能源部官员表示，以今年的预算来看，韩国政府计划购买130万桶原油与12万桶汽油作为战略库存，不过实际数量可能因价格而异。
　　韩国国营的总库存容量为1.46亿桶。
　　根据能源部声明，目前政府持有9,260万桶原油与油品战略库存，打算至2025年前增加至1.07亿桶。
　　声明也表示，另有2,660万桶石油由国际开采商与贸易商持有、但储存于政府库存设施；国营的韩国国家石油公司(Korea National Oil Corp)也持有590万桶，用于支撑交易运作。
 
投资分析点评
 
▲辽宁成大油页岩项目宣布长期停产
 
　　据报道，国际油价跳水下跌，让曾经的"中国页岩油龙头股"辽宁成大不得不放弃持续亏损的页岩油项目。1月28日，辽宁成大公告称，因页岩油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公司决定将子公司吉林成大弘晟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实施长期停产，预计将因此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11亿元。而曾经获得史玉柱斥资8.6亿元认购定增股份的新疆宝明油页岩项目，同样处于亏损状态。在去年5月披露的公告中，辽宁成大强调桦甸油页岩项目的停产，不影响新疆宝明油页岩项目的继续推进。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下跌，一度跌到每桶25美元左右，创下13年来新低。已在去年5月因为油价下跌而持续亏损的辽宁成大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在今年1月终告长期停产。
　　，辽宁成大成立于1993年8月，是一家主要从事生物医药、商贸流通、能源开发和金融投资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其能源业务主要是油页岩开发，属于化石能源，由辽宁成大两家控股子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下称新疆宝明）和成大弘晟能源有限公司为平台展开。
　　2013年9月，辽宁成大通过定向增发募集18.56亿元，主要用于向新疆宝明增资，开发油页岩项目。史玉柱则通过其控股95%股权的巨人投资有限公司，斥资8.6亿元参与其中。截至今年6月30日，巨人投资持有辽宁成大4.25%的股权，位居第二大股东。
国际油价近期都无法看到反弹希望，辽宁成大必须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就在去年12月，辽宁成大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竞买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的中华控股股权项目，受让的总股数不超过30亿股。据悉，该标的资产挂牌底价为1.72元/股，如收购成功，辽宁成大将耗资51.6亿元，进入保险行业。
 
▲中国海外投资最青睐美国新加坡
 
　　据悉，经济学人智库（EIU）1月26日在北京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指数2015白皮书》。该白皮书称，对中国海外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前十名为：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日本、香港、韩国、挪威和丹麦。
　　自经济学人智库2013年首次推出此类指数，美国和新加坡已经是第三次分居前两名。近年来与中国合作热度持续上升的英国并不在前十名之列，排在第12位，德国则居第13。2014年排在第8和第9的俄罗斯和台湾，在今年的榜单中也跌出前十。
　　经济学人智库称，该研究延续了此前两年使用的指数模型，由机遇和风险两个板块组成，机遇板块包括四类指标，风险板块包括五类。这些指标的选定来自于经济学人智库2013年对110家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进行的调研。研究者随后将全球67大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进行排名，并将中国投资者对不同行业投资兴趣的变化反映在指数中。
　　研究使用的中国海外投资指数（GGI）在2015年由55个指标增加至70个指标，新增指标还包括农业、对外承包工程、基础设施质量、服务行业和国家信用风险等。
　　在2015年与中国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澳大利亚和韩国分别从2014年第四和第十六上升到了第3和第8。韩国凭借科研经费占比以及与中国文化相似性等指标加分不少。
　　瑞士、挪威、丹麦等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的排名都较去年上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新加入的指标中表现较为突出，如金融市场较为成熟、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质量很高。
　　受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俄罗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排名下滑明显。俄罗斯跌幅最大，从2014年的第8名跌至第24名。
　　政治稳定性对最新排名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今年的排行榜中，埃及和葡萄牙双双上升，研究者称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对外国投资更加开放。相反在台湾方面，经济学人智库预测台湾选举后两岸政治风险可能上升。
　　这份白皮书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对沿线国家均为利好，虽然"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肯尼亚存在较大风险，，但是由于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大多采取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对外承包工程"形式，更有可能得到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资金补贴和援助，因此其得分也有所提高。
　　白皮书还分析称，一直以来中国的直接投资（ODI）特点都是顺经济周期，企业往往在经济迅速增长时购入资源，导致经常需要支付最高价格。白皮书建议称，若中国企业希望将来的ODI取得成功，反周期的投资方式及长远的投资规划是关键。
 
▲谷歌将开发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手机
 
　　1月27日，Alphabet Inc.旗下最著名的子公司谷歌和半导体初创公司Movidius宣布合作，旨在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手机。
　　谷歌已经通过Google Photos展示了其图像识别技术水平；Google Photos是一个移动应用和图片托管服务，储存和分析通过智能手机上传的图片。用户可以输入物品名称在图片中搜索，如花、房子、山等等；也可以使用包含一张人脸的图片来搜索包含同一张脸的其他图片。但上传图片需要时间，利用手机搜索要依靠无线网络连接，而无线网络并非随时可用。
通过内嵌的图像识别技术，智能手机可以实时从多种应用中识别物体，例如识别人脸来进行交易授权，帮助盲人及翻译标识等。
 
　　▲福特汽车公司将撤出日本市场
 
　　据消息人士1月25日披露，美国汽车巨头福特汽车公司将停止在日本的进口、销售和产品研发，在今年内撤出日本市场。撤出日本市场是由于销售持续低迷。
　　福特认为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新车市场前景惨淡，从日本撤出"是因为看不到改善收益的合理途径"。
　　福特的日本法人有292名员工。这些员工"将不能继续在日本法人工作"，预计原则上将予以解雇。福特在日本有52家特约销售店，具体的关闭计划未对外透露。
　　福特在日本销售跑车"野马"、乘用车"Fiesta"和"林肯"品牌的运动型多功能车等，但2015年的新车销量仅为4968辆。
　　在日本的进口车销量中，福特的份额只有1.5%，远远不及拥有高端品牌"梅赛德斯·奔驰"的戴姆勒和宝马等德国汽车厂商。
　　福特去年解除了与马自达公司长达36年的资本合作关系，将持有的马自达股份全部出售。另一方面，福特继续与马自达合资在泰国生产皮卡，两家公司的协作预计不会因福特撤出日本市场而受到影响。
　　福特还计划撤出印度尼西亚市场。
 
▲LG显示器计划提高大尺寸OLED面板产量
 
韩国LG显示器1月26日在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将投资4,600亿韩元（3.80亿美元），以提高电视机所用的大尺寸有机电激发光显示器(OLED)产量。
LG显示器表示，将以这项投资，把现有的部分液晶显示器(LCD)生产设备转为生产新的OLED，投资计划于2016年第一季启动，到2017年第二季完成。
 
经营管理
企业改革动态
 
▲今年中国并购交易数或呈两位数增长
 
国际会计和咨询公司--普华永道1月26日表示，相当多中国企业存在业务转型需要，且国内流动性相当宽松，大量资金寻找合适项目，因此今年中国并购交易将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势头，科技和金融业将成为并购交易高发区。
　　去年与中国企业相关的并购交易总数上升37%，交易总金额上升84%达到7,340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其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增长四成，交易额增长21%，均创历史新高。
　　“科技行业在2016年仍会成为投资热点，”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购并私募基金主管合伙人刘晏来指出。
　　他解释称，首先是中国政府鼓励科技和创新以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其次投资者对高增长的期待，希望并购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其三是国内初创企业环境仍较活跃；其四是行业整合及国内三大互联网巨头引领的并购扩张战略。
　　去年国内互联网行业出现大规模并购，例如网络视频行业的优酷土豆、打车软件业的滴滴快的以及生活服务平台58同城与赶集网的合并。这背后除了风投资金的推动外，亦有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三大巨头的推动。
　　另外，金融行业的并购活动将亦保持良好态势，其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首先是海外并购依旧活跃，因中国的银行需要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保险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为获得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开发能力；支付公司加速全球化扩张；其次国内金融服务业市场的重组，特别是应对零售和中小企业流动性需求的重组活动。
　　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合伙人黄耀和预计，今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将保持超过两成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中资企业对海外并购已有一定经验，而且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外延式增长也让中国企业尝到甜头。
　　“汇率及外汇管理可能对个体（海外并购）项目有影响，但不会影响整体并购趋势。”刘晏来补充道。
　　进入新年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突然加快，在岸人民币兑美元CNY=CFXS最低至6.5956，跌幅超1.5%。而去年全年的跌幅为4.46%，这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年度跌幅。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开始走稳，但外界对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没有变化，例如花旗近日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阶梯式下跌，年底至7.2，意味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约9%。
 
　　▲中国慈善家偏好本地公益和教育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1月27日发布的一项追踪富豪捐款行为的研究——“中国慈善项目”(The China Philanthropy Project)发现，中国慈善家偏爱本地公益事业和教育机构。
　　在对中国前100名慈善家的研究中，最慷慨的捐款者是制造业综合企业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董事长王苗通。研究发现，王苗通捐出了其财富的5.6%。
　　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速扩张中发家致富的人们，目前已经到了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其财富的年龄。但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废除了宗亲会等传统慈善渠道，他们可以选择的慈善途径并不多。北京方面对著名的宗教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仍然持怀疑态度。
　　但是，他们正在慢慢加入亚洲（特别是香港）富豪之列，后者已经决心在由美国镀金时代创造的财富主导的领域崭露头角。
　　自从2010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举行的“慈善晚宴”引发有关中国富豪为何比外国富豪捐款少的全国性讨论以来，中国已经对一些税制和其他激励政策进行了修订，以使慈善更具有吸引力。
　　研究发现，在当地捐款的偏好使得那些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经济较为繁荣、私营企业为主的地区受益。该研究发现，很多受益方都是政府机构。
　　该研究的共同作者魏沛然称，在当地捐款或许反映出捐赠者对于影响了自己的事业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们良好的商业头脑。“捐赠越是地方化，对捐赠者直接人际关系及其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就越直接。”
　　捐赠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尊崇教育的传统以及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试着效仿美国高校利用校友的慷慨赠与的情况。
　　在该研究追踪的100位捐赠者中，有17人创建了基金会。这或反映出慈善机构的缺乏，以及在中国红十字会曝出一系列丑闻之后捐赠者控制自己的捐款的意愿。
　　魏沛然称：“此类动向大多与增强捐款者在正在兴起的全国做慈善的大环境下管理捐款的能力有关。向那些不受你控制的组织捐款是比较难的。”
　　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和慈善方面的权威谢世宏(Shawn Shieh)称，不要指望中国的慈善遗产可以企及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或洛克菲勒家族，至少目前还不能相提并论。“大多数基金会还非常年轻，资源不足，且缺乏明确的方向感，”他称。
 
　　▲中材中建筹划战略重组
 
　　据悉，天山股份、宁夏建材和港股上市公司中材股份1月25日均发布公告称，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重组方案尚未确定，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分析认为，中材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作为中国两大央企背景的水泥巨头战略重组拉开序幕，同时标志着我国水泥产业去产能步伐的加快。
　　中材集团组建于1983年，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是我国唯一在非金属材料业拥有系列核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的，集科研、设计、制造、工程建设、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创新型、价值型、国际型企业集团。中材集团为国务院首批56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在国家计划内实行单列，连续多年位居中国企业500强。中材集团拥有"三大主导产业"--非金属材料制造业、非金属材料技术装备与工程业、非金属矿业。中材集团现有直属单位及控股公司69家（其中1家H股和7家A股上市公司，国家级科研设计院所13家）。
　　中国建材集团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03年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督管理的中央企业。它是集科研、制造、流通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目前集团资产总额超过4100亿元，员工总数超过18万名，直接管理的全资、控股企业17家。
中材集团旗下A股公司包括中材国际、宁夏建材、中材节能、祁连山、中材科技、天山股份、国统股份；中国建材集团旗下A股公司包括、北新建材、中国巨石、洛阳玻璃、瑞泰科技、方兴科技。
 
　　▲河北钢铁更名为"河钢股份"
 
　　河北钢铁1月25日晚间公告称，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6年1月26日起发生变更，变更后的证券简称为"河钢股份"，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公告表示，为进一步强化公司品牌影响，区别于"河北钢铁行业"这一区域性名称，打造社会和市场辨识度高、专属性强的企业形象，公司决定将证券简称由原来的"河北钢铁"变更为"河钢股份"，公司全称"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暂不变更。
 
　　▲招行滴滴宣布战略合作
 
　　1月26日，招商银行、滴滴出行联合宣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资本、支付结算、金融、服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招行和滴滴也将试水汽车金融，招行将成为滴滴司机购车分期合作的唯一银行。
　　据悉，滴滴去年完成的30亿美元融资中，中投、平安创新投资基金、高瓴资本、阿里巴巴、腾讯等机构都参与了滴滴的融资。通过此次合作，招行将成为滴滴出行的战略投资方。按照双方合作协议，滴滴将接入招行"一网通"，将"一网通"设定为乘客支付方式之一。届时，用户可直接在滴滴出行APP中通过绑定各银行的银行卡，以一网通在线支付车费。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介绍，滴滴服务已涵盖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等多个垂直服务，2015年共完成14.3亿个订单。此次与招行的合作是金融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实现对接，滴滴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移动互联网出行领域的优势。
　　招商银行副行长赵驹表示，与滴滴的合作是招行"外接流量"的重要尝试。通过双方的合作，银行可以拓展移动互联网和平台端的获客渠道，把互联网公司的流量转化为银行客户；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互联网公司的商业价值。除了在投资和在线支付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将在发行联名卡、司机线下招募、客户共同开发、汽车信贷、融资租赁以及双方用户营销等多项业务上开展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招行和滴滴还将合作试水汽车金融。招商银行将成为滴滴司机购车分期合作的唯一银行，分期购车将对所有司机开放，分期金额依据司机个人信用报告和滴滴的数据来综合评估。招行还将会与滴滴在跨境现金池、跨银行现金管理、美元资产管理及汽车贷款等方面合作，招行信用卡也正在研究，让持卡客户以积分换取支付服务。滴滴将向自身用户发放招行提供的餐饮、电影等优惠券，为招行用户提供场景消费的优惠。
 
　　▲海尔并购GE资产方案遭上交所问询
 
　　据悉，中国家电大厂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通用电气(GE)家电业务资产的重组方案于1月18日出炉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此，青岛海尔1月25日发布公告称，上交所重点关注了本次并购的整合风险、估值作价、知识产权风险等问题，公司将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表示，通用家电在美国家电市场占有率近20%，是全美第二大家电品牌，也是美国第二大被用户认可的家电品牌。青岛海尔须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如何保证标的资产销售渠道的稳定性，评估收购会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收购是否会对上市公司原有的海外家电业务产生冲击；海尔原有产品在美国扩大销售份额的可行性如何等。
　　此外，上交所提出，青岛海尔拟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增值率为185.41%，较此前伊莱克斯以33亿美元的收购报价高近50%。上市公司须结合本次竞价的过程及近期同行业并购估值情况，补充披露上述作价的合理性。
　　按照上交所问询函要求，青岛海尔须在1月29日之前对预案进行补充，书面回复上交所并进行披露。
　　青岛海尔1月18日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称公司与通用电气签署协议，拟通过现金方式向通用电气购买其家电业务相关资产，交易金额为54亿美元。交易将通过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的方式来完成，初步估计并购贷款的金额约为交易对价的60%。
　　此前有报道称，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将从三家银行举债融资，为以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提供资金支持。美银美林、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承诺向海尔上述收购交易提供融资。
　　通用电气家电是北美领先的家用电器公司，在美国5个州拥有9家工厂，并拥有世界一流的物流和分销能力以及美国市场强大的零售网络关系。2014年，企业收入达到59亿美元和约4亿美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汉莎航空与大疆创新签订无人机技术开发协议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Deutsche Lufthansa AG ,LHA.XE, 简称：汉莎航空)1月26日表示，已与中国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DJI大疆创新)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商用无人机技术。
　　汉莎航空表示，其子公司汉莎航空服务(Lufthansa Aerial Services, 简称LAS)计划使用DJI大疆创新的无人机和软件来监控客户的关键基础设施资产。深圳DJI大疆创新是按收入计算全球最大的消费者无人机公司，其幻影(Phantom)系列无人机十分出名。
　　目前尚无客户的LAS表示，计划推出搭载热成像系统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可用于检查电线、道路、铁路和地上管线。汉莎航空表示，LAS可能也会部署无人机来监控农田和建筑工地。
　　汉莎航空发言人表示，在受到鸟类或类似物体撞击时，无人机可以被用来检查机身表面的受损情况。
 
▲中国核电拟1800万英镑设英国全资子公司
 
　　中国核电1月26日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审议通过在英国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国核电(英国)有限公司"，首期资本金1800万英镑。
　　中国核电称，近期中核英国将计划与英国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核电运行安全相关技术研究，以进行技术战略储备；远期，作为公司欧洲投资平台，围绕核电主业开展投资及并购，提供核电厂运行管理、技术服务和咨询业务。
　　中国政府正力推核电和高铁等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去年10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时达成协议，中国企业将在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持股33%，这是中英首个核电合作项目。
 
　　▲曙光携Vmware在重庆组建合资公司
 
　　1月27日，中科曙光（下称曙光）与美国虚拟化解决方案厂商VMware在重庆宣布组建合资公司，从事虚拟化软件开发，产品短期内面向中国市场。
　　合资公司暂定名为"中科睿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曙光持有合资公司51%的股份，VMware占49%。
　　近年来，中国在IT领域大力推行"自主可控"政策，要让中国企业在软硬件研发等方面掌握核心技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微软、思科等国外科技企业已纷纷宣布，与中国公司合资或达成战略合作协议。1月27日，曙光在服务器上的竞争对手联想还与德国软件公司SAP在北京宣布，建立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打造高端云计算解决方案。
　　"曙光正从一个硬件制造商朝软件和服务方向转型，"曙光总裁历军表示，"与VMware的这次合作是曙光转型步伐当中最重要的一步。"
　　历军表示，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曙光会把一些云计算软件领域的知识产权注入合资公司。2016年，合资公司将首先发布新的云计算操作系统，主要采用VMware的虚拟化技术，并吸收曙光的一部分技术。
　　当天，曙光还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协议，将合资公司的注册地和总部落在重庆。重庆市政府将支持合资公司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在重庆开展试点应用。在同等条件下，重庆各级政府部门将按照招投标程序，优先采购合资公司研发的云计算虚拟化软件产品及服务。
 
▲来宝股东同意将农业子公司股权出售予中粮
 
　　1月28日，来宝股东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同意将农业子公司股权出售给中粮。
来宝集团主要是在全球经营农产品业务。中粮集团提供的资料显示，来宝农业在南美、东欧、南非、澳大利亚形成布局，主要从事农产品的贸易和加工，2013年度，来宝农业经营量达到4500万吨，至2014年底，中粮来宝农业销售额达149亿美元，在全球范围经营4600万吨农产品，下属45个分公司及机构遍布29个国家。
 
　　▲台湾南茂科技股东批准紫光集团入股
 
　　台湾芯片(晶片)测试和封装公司--南茂科技的股东1月28日批准清华紫光集团取得该公司25%的股权。
　　这将意味着紫光集团进入台湾芯片供应链的三宗交易有两宗获准。三宗交易总价值26亿美元。
　　该计划获股东批准在预料之中，但仍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
　　南茂科技董事长郑世杰在股东通过该交易后向记者表示，该交易预计在2月中旬的春节假期后提交台湾监管机构审议。他还说，审议可能需要2-4个月才能完成。
　　郑世杰还称，若获得监管机构批准，新注入的资金将用于扩增在台产能、增加研发投资以及大陆工厂扩产。
　　1月稍早，另一家芯片测试和封装公司力成的股东批准紫光集团取得该公司25%的股权。此外，矽品科技股东尚未就紫光入股的计划进行投票。
 
　　▲AIG宣布"瘦身"
 
　　据悉，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席执行长韩沛德(Peter Hancock)在1月26日在战略沟通会上列出了逐步对该保险集团进行大幅瘦身的计划，并没有按维权股东的要求立即分拆公司。
　　韩沛德称，AIG将把核心财险和寿险业务重组为九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将是更加灵活独立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既可以在美国国际集团内部扩张，也可能被分拆或卖掉，这取决于它们的表现及潜在收购出价。
　　亿万富豪投资者伊坎(Carl Icahn)和鲍尔森(John Paulson)曾要求将AIG一分为三，以改善该保险商下滑的业绩，并避免被监管机构贴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标签。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要接受并遵守更严格的审查及要求，以便对损失有强劲的资本缓冲能力。AIG是四家非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一。
　　去年称AIG"太大而不能成功"的伊坎去年11月披露，他持有26.1亿美元的股份，持股比例约为3%。
　　AIG 1月26日还宣布了其他几项措施，以打造组织更精简、盈利能力更强、主营业务更突出的公司。
　　一些分析师表示，美国国际集团创建九家子公司的举措是明智的，这能够使它更好地利用递延税资产。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国际集团遭受季度巨额亏损，税收法允许企业使用这些亏损来抵消未来的利得。美国国际集团称，如果立即将公司一分为三，将放弃数十亿美元的税项收益。
 
▲夏普公司的重振将由国家主导
 
　　据消息人士1月23日披露，正在重振经营的夏普和其主要交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及瑞穗银行预计将接受半官方基金"产业革新机构"的支援，此事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革新机构将向夏普出资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将由国家主导夏普的重振。目前已向夏普主要交易银行寻求3500亿日元规模的金融援助。力争最快于1月底达成基本协议，在本年度之内予以了结。此外还着眼于业界重组，将抗衡韩国及中国厂商。
　　革新机构将通过接受第三方定向增发的方式获得夏普的过半股份，从而掌握后者的经营权。对于萎靡不振的液晶业务将进行剥离，在此基础上投入资金。夏普未来计划与该机构出资的中小型液晶巨头"日本显示器公司"(JDI)整合。对于正探讨与东芝[微博]整合的夏普"白色家电"业务，打算向日立制作所发出合流呼吁，现在正就此展开磋商。
　　革新机构除了要求夏普的两家主要交易银行将该公司1500亿日元带息负债转换为优先股外，似乎还要求对去年6月实施的支援中两家银行取得的夏普2000亿日元优先股进行实质性无偿转让。
 
　　▲东芝拟剥离国内核电业务
 
　　消息人士1月27日披露，由于新建核电站难度增大导致业绩恶化，正在重振经营的东芝考虑剥离国内核电业务，另立新公司重整该项业务。东芝打算将经营资源集中到开展海外业务的旗下美国核电子公司西屋电气（WH）手中，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兴市场国获得更多订单。
　　目前全球核电新接单竞争激烈，欧洲及中国的核电厂商纷纷酝酿重组。日本政府也认为应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东芝这一动作或将触发包括日立及三菱重工在内的业界重组。
　　同时东芝考虑继续由西屋电气保有海外业务。西屋电气致力于全球主流的加压轻水反应堆，被认为拥有发展潜力。然而，西屋电子在获取新订单方面也表现低迷，并未实现东芝收购该公司时的预期收益。
　　东芝已先后启动白色家电业务与夏普合并、计算机业务分别同富士通和VAIO整合的谈判。若成功谈妥，东芝的企业规模必将大幅缩小。除海外核电业务外，东芝还力图把用于智能手机等的"NAND闪存"作为半导体业务核心以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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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所需的企业家精神
 
FT中文网1月26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2015年12月18日在“新常态与实体经济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所需的企业家精神。
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做好，如何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应该是“非常态”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太多，仅几个地区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曾经有过。在非常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非常态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非常态学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态的学者与企业家相比成绩较差。在非常态时期，学术没有获得非常态的发展，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学术和经济有差异，得诺贝尔奖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
　　所以，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和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有很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应该会逐步进入一个缓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是低速增长时期的话。在这个增长时期里，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下过去老常态和非常态时期企业家的遭遇。我个人从治理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根据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最小的身份就是你身边的人和你在一起。那是一种没有什么好选择的状态：你选择你的家人、朋友，往往是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碰到一定的人，然后又生了一些孩子。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秩序，或者说比较小规模的社会。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过日子，一帮朋友天天喝酒畅聊。这种日子很惬意，但是这种日子过久了没有出息。
　　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在城里住，却跑到贵州乡下去住。据说有几万人在那里住着，过的基本上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这样的人追求的是原始秩序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有出息，也不想有出息。我所说要有出息是指，要流动到一个扩展的秩序里面，在其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有出息的机会。第一个出息的机会可能是当兵打仗。很多人是当兵打仗出来的，我知道有一个县三五百个人都是国家少将级以上的军官，这些人有出息了当将军，当元帅，如果是古代还可能当皇上。第二个出息的机会是读书，读出来去当官，过去是读书考科举，现在是读书考大学，然后考公务员。第三个出息的机会是出去做生意，做企业，做投资，甚至到国际市场上打拼。他们有机会当大富翁，很有出息。
　　所以，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走向扩展秩序，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每个人的理想。这些人或者当兵，或者读书，或者出去做生意。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买房子融入城市，又是新的选择。这些人一旦买了房子，会发现从房子上挣的钱远远超过他们打工挣的钱。这些不同的选择，对个人来说，是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秩序来说，则是不同治理秩序的构造。这些不同的理想，构建了不同的治理秩序。“帝国秩序”，“官僚秩序”，“市场秩序”，这些词汇就是不同治理秩序的学术概括。当然，这几种治理秩序可以互不搭界，相互并存，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兵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占主导地位，其他秩序则处于被压制的位置。
　　这种“兵的秩序”，在古代，叫做家天下的秩序。家天下的秩序，是《礼记》里描写的小康社会的秩序。对这种秩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评论里，也有很多描述。它的本质特征是，身份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小康社会的秩序不同于大同社会的秩序。但大同社会在中国古代一直只是理想，小康社会却是比较现实的秩序。它既包括严格等级制的兵的秩序，也包括严格身份等级制的中国古代官僚秩序。这一秩序到现代社会虽然有新的表现和新的内容，但其基本格局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这个传统的“小康社会”秩序中，企业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中国，企业家最早的记载是商朝之后开始的。传说商朝被西周灭亡了以后，商朝的人在国家灭亡以后失去了土地，只好到处流浪为生。流浪的结果是他们发现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商朝的人发现的，所以就叫做商机，一直沿用至今。做生意的人，也就成了商人，做生意也就成了经商。现代社会的印章等，都是商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商人，由于兵和官僚秩序的压制，一直局限于有限的产品市场，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更不用说平台性的市场，如“互联网＋”。而西方却不同，不仅有产品可以买卖，而且企业家本身就是中心。企业家成为市场秩序的中心，他们就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而且还慢慢开发了人力资源市场，企业产权市场，以及投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还有一些企业家则开发了市场平台。这让西方的企业家而不是武士和官员成为秩序的核心，而帝国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反而成为辅助性的秩序。同时，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亲市场的政府，保护性政府等理念，也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并落实为市场秩序的辅助性制度，从而让西方成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当然，在西方的古代，也是国家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的力量，也就是企业家的力量，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并让国家退居其次，起到服务于市场的作用，让国家的分配成为次于市场的二次分配，是近代开始的。自那时开始，一大批学者研究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亚当·斯密是奠定市场秩序理论的始作俑者，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系统地奠定了市场秩序理论的价值，而安·兰德，更通过通俗小说和专栏论文的形式，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道德基础。
　　这说明，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区域，具有内在的秩序的原因。马克斯·韦伯曾讲，东方文明不适合发展商业。我去西方考察的时候，西方学者曾经问到，“你们东方有产权这个观念吗？东方人能够正确理解财产权利吗？”这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对现实的观察发现，东方人的确很关心财产，但很少关心财产背后的权利。如果仅仅关心财产，财富会越来越少，如果关心财产权利，财富就会越来越多。而要透过财产理解其财产权利的内涵，却是很多东方人力所不逮的。
　　不过，非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能发展市场经济，非西方人也未必不能理解财产背后的财产权利，而且也能够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都发展起来了，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属于非西方文化。而迪拜的发展，更说明阿拉伯文化圈，如果推行亲市场的政策，同样能够发展起来。印度发展很慢，但同是印度裔占多数的毛里求斯，地处非洲，却发展地很好。而印度这些年在其总理的推动下开始市场化，其发展速度也同样很好。
　　为什么非西方地区也能发展？因为在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推动市场的发展，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让企业家起决定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就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企业家在兵荒马乱中发挥决定作用，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也发展得相当好。当时的上海还有发达的股票市场，是整个亚洲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1949年开始，中国搞计划经济，企业家逐步消失了，中国经济被官僚主导，其发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1979年以后中国先搞经济特区，搞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现在则搞自贸区，各级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了外资，引来了很多企业家，而且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引进资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造基地。现在“互联网+”，更是让市场经济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垄断行业，如出租车，不仅面临“黑车”的竞争，还引来了专车、快车、顺风车的竞争，从而让这个传统的行政管制的行业进入了市场竞争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一批一批成长起来，但是很多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陨落。
　　2015年就陨落了一些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当然，每个时代都有陨落的企业家。20世纪头十年有，第二个十年也不少，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也有，90年代更有。1980年代第一批企业家是小商小贩，当时最著名的是“傻子瓜子”的创办人，因为被判定投机倒把，多次差点锒铛入狱，四次要邓小平的担保才出来，如果邓小平不写几个批示保他，可能他早就已经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实业家。他们很多现在依然发展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政策原因，当时没有办法办私人企业，只能办“红帽子企业”。这些企业家好多后来都改制成功，但也有一些被告说侵夺集体资产，涉嫌犯罪，直到今天，有些人还处于逃亡状态。
　　1998年房产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了一批房地产大亨，大量的地产商发展起来以后，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规模级的、超规模级的企业家。本世纪初加入WTO，更让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发展机会。互联网经济和金融迅速发展以后，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民间金融家也诞生了。很多没读过书，仅仅依靠做企业的经验和临时恶补一点金融知识，就开始了金融家的职业生涯，而且很快就成为资产过亿的富豪。当然这个时期的企业家稍不注意，不仅会在市场中竞争失败而陨落，而且还可能因为一些政策法律问题而陨落。曾成杰之死，徐明之死，黄光裕和吴英之锒铛入狱，都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企业家陨落的典型。
　　这个时代不仅成功的人是企业家，成功赚钱的是企业家，而且很多中国人即使没有挣什么钱，也都是企业家。很多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不是便宜的东西才买，而是贵的东西才买。股票越涨越买，房子越涨越买。商家也发现，奢侈品在中国越贵越好卖。这个特点不是说中国人的行为不符合经济学的需求定律，而是说中国人本身有一种投资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的，是与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秩序结构相关的。与这一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让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中国目前最多的企业家，可能本身就是拥有权力和身份的人，他们大多在国企里，还有一些在地方的国企里。他们可以说是官员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正式的说，应该没有官方身份，但在管理上相当于省部级、司局级等。而且可以与相应级别的官职交流任职。这些企业家的优势是，可以用尽政策的便利，甚至利用国家的信用，但他们成功在这儿，问题也出在这儿，核心问题是挣钱少了，是失败，挣钱多了，但钱不是自己的，一旦弄了点放在自己的兜里，就是腐败。他们成也权力，输也权力。
　　第二种企业家是依靠权力的保护伞，利用种种公共资源发展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如煤炭、石油、钢材等，最近几年都走下坡路，这些是依靠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赚钱的行业。很多开矿的跟我说挖过矿什么都不想干，因为太赚钱了，挖矿就像开印钞机一样，哗哗数钱都数不过来。这种机会谁都不想放弃，当然也不是谁都想有就可以有的。他们可能连盖楼都不想盖，只愿意挖矿，但是现在国际油价从200多美元一下子降到30美元以下，这种钱的确没啥可赚的了。最近几年反腐败，拿下一个大官，往往牵连到一串企业家锒铛入狱。这些企业家依靠权力成功，其败落也因为依靠权力。
　　第三种企业家是市场大海中的企业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新近发展起来的马云，还有滴滴，都是典型。他们纯粹从市场中成长起来，没有掌握权力，也不依靠权力。他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业务，就可以在新的领域里打拼出成绩。他们要的是企业家的警觉，企业家对市场风险的把握。他们需要多方面的帮助，包括国家和政府的帮助，朋友的帮助，但绝不仅仅依靠这些东西。这使得他们是纯正的市场经济的企业家。
　　如果说，过去的非常态，更多的是需要掌握权力和依靠权力，那么在这个新常态条件下，大家会发现快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企业家一心想赚钱，但非常态时期非常的赚钱机会越来越少了。在新常态条件下，现在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很不安全，不知道未来应该干什么。这种心态，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感觉国内不靠谱，有些企业家选择出国发展，但出去以后又发现国外生意很难做，很难挤进国外市场，在国外买个房子可以，住在那儿很爽，但住几天就烦了，外国语言不懂，过去的朋友失去了，心里头很难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的资产在缩水。
　　所以退出市场可能是一些企业家的好选择，甚至退出这个国家也是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有些企业家的确转型去做理念企业家，到处演讲，发微博做公众号，做慈善而不是去做原来的自己。别人要找他的时候，他说要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但他们无可选择的是，只要他们退出了市场，大笔的资产放在那儿很容易缩水。
　　所以，中国有四种企业家。拥有权力和依靠权力的企业家，在非常态时期获得了非常态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非常态的风险，因为他们成也权力，自然也会败也权力。在新常态时期，依靠互联网新技术获得纯粹市场支持的企业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同样面临着法律和政策的风险。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纯粹是因为老常态时期产生阻碍作用的治理结构，在新常态时期的新市场领域里没有发挥窒息的作用。企业家选择退出，可以逃避种种风险，但一旦离开市场，他们的资产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面临着缩水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不仅仅需要关注权力的好处，也需要关注一下的权力的风险，不仅要关注市场的风险，而且还要关注市场自身的秩序结构，以及和其他国家结构、官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谁说，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买了房子以后，一定要关心小区的治理。企业家自己面临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来自其经营自身。经营自身的风险，企业家自己处理。来自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的风险，仅仅依靠权力的运作，是非常态的做法。听命于权力的挤压，是老常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很重要。用我刚开始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说，就是如何让扩展秩序能够相互兼容，能够让市场的秩序免受国家治理和官僚秩序的损害，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变成以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个公共的秩序，也就是公天下的秩序里，每个人的公共的问题，可以在公共的层次通过讨论得到解决。
　　就像小说《饥饿游戏》里面一样，等着别人制订规则，你却根据规则相互厮杀、他们的规则是24个人，游戏结束之后只能活最后一个，里面有一些职业选手从小开始训练，还有一批是弱者，从小得不到训练。我发现，在这个游戏的丛林世界里面，企业家就像一个职业杀手，刚开始他们能合作起来，去对付弱者，对付完之后相互厮杀，最后只能剩下一个人。即使他能在这个世界里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实际上是非常不安全的。只有最后剩下那个是安全，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游戏规则产生，让你再次去相互残杀。
　　小说里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应该是企业家所需要的一种状态。在新常态之下如何选择，需要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过去的不发展的老常态是我们不想要的。过去高速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高度的风险却是我们不需要的。现在新常态，一切都需要转入正轨，让市场回归市场，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回归公共治理秩序。所以，现在的新常态，反而是一个常态的世界。非常态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新常态实际上也有更多的机会，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能相应也要降低，而要降低这个风险，企业家就不仅要把握市场风险，更多的还是要把握治理和政策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进公共治理秩序的进步，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也就是说，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公共的问题，处理公共的事物，来解决新的公共治理所面临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者、官员、企业家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个时期。
　　总结起来，今天我们探讨的新常态，是比较而言的：过去很长时间的不发展是老常态，最近30多年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现在正常增长是新常态。老常态，是市场的扩展秩序被国家和官僚的权力秩序挤压。非常态是市场的扩展秩序被国家和官僚的权力秩序迅速扩张。新常态则是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的权利秩序，来支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常态化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企业家有不同的机会。在老常态时期，企业家没有机会。在非常态时期，企业家有非常态的机会，也有非常态的治理风险。在新常态时期，关键是要依靠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关注公共治理秩序的增长，推动权力治理秩序的转型，从而让企业家避免治理层次的风险，只需考虑经营的风险。
 
信息化建设
 
多部委联合启动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
 
　　据1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披露，按照中央有关部署，政法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推动对民间融资借贷活动的规范和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据报道，各级政法部门将借鉴上海、山东、江苏等地成立金融安全防范打击工作领导小组等做法，协同银监会等部门，建立立体化、社会化、信息化监测预警体系，完善跨地区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对金融风险发现、预警能力。
　　按照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依法妥善处理涉众型案件，既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活动，又切实维护公民、企业合法权益，尽可能做好涉案资产保全工作，减少投资者损失；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识别、防范能力，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高发势头。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业快速发展，在降低交易成本、激活民间投资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一些网络借贷平台存在较大风险。有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借贷、网上理财等名义，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大肆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涉及人数多、金额大，极易引发社会风险。例如，公安机关近日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对"ｅ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
 
高新技术会带来多少道德难题？
 
　　英国《金融时报》1月25日刊发署名约翰·桑希尔的文章指出，20世纪时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化版的计算器，用于执行明确界定的功能。但是，21世纪初计算能力的扩展意味着，计算机现在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而且目前还不清楚由谁负责提供答案。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促使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和消费者急于弄清楚它们在社会、经济和道德层面的全面潜在影响。
　　不妨只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是否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所说的那样，“可能比核武器还要危险”？
　　几十年来，失控机器人摧毁其创造者的想法，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热门话题。但现在，一些严肃的科学家（比如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以及知名的科技企业家（包括执掌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和SpaceX的马斯克）都对此表达了担忧。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人工智能被用于仁义目的、而不是非道德目的？足以威胁人类生命的超级智能即使真会出现，看来也至少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去年底，马斯克、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以及硅谷其他一些企业家承诺投入10亿美元，创立非盈利公司OpenAI，其宗旨是保证人工智能一直是“个体人类意志的延伸”。
　　“很难设想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可能怎样造福于社会，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构建或使用不当，它可能对社会产生多大危害，”OpenAI的创始人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马斯克还向位于马塞诸塞州剑桥的未来生活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捐赠了1000万美元。该所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在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影响。
　　该所的使命宣言是这么说的：“技术正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潜能，让他们绽放才华……或者自我毁灭。让我们来扭转乾坤吧。”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植入“伦理弹性”？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人类驾驶员在评判不同情景的伦理时具有无限的灵活性——比如，违反“不得超车”规则，以便让骑自行车的人享有更大路面空间。但是，我们应当对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编程，使其在遇到真正危机时做出正确反应？我们应当为车主提供可调整的伦理设置吗？
　　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的首席执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问道，“如果一场事故真的无法避免，而唯一选择是撞上一辆小汽车还是一辆大卡车、驶入沟渠还是撞上一堵墙，或者冒险沿边擦过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还是80岁的老奶奶时”，自动驾驶汽车应该怎么做？
　　自2012年以来，戴姆勒和奔驰基金会(Daimler and Benz Foundation)已支出逾150万欧元，支持一个由20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究自动驾驶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伦理难题。
　　这样的问题以前是道德哲学家研究的领域，比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曾经探讨的课题：“谋杀会是合理的吗？” 但现在，公司董事们和车主或许日益发现，自己不得不辩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称效用主义）的利弊。
　　医疗领域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难题。我们应当禁止普通用户服用增强认知能力的药物吗？神经学家芭芭拉?萨哈金(Barbara Sahakian)和杰米·尼科尔·拉布泽塔(Jamie Nicole LaBuzetta)在《Bad Moves》一书中，特别提到了使用“聪明药”提升学习成绩的道德挑战。
　　他们问道，为何我们对那些服用类固醇以便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的看法那么差，却忽视了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服用“聪明药”提高成绩的行为？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学生已向当局施压，要求修改该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把“未经授权服用处方药”视为作弊。但似乎很少有其他大学或雇主考虑过这一难题。
　　“这些药物潜在可能使社会发生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哈金和拉布泽塔在他们的书中写道，“现在是时候对这些‘聪明药’涉及的道德问题以及它们应当在未来社会扮演什么角色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了，”他们总结道。
　　在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得多的问题：谁负责确保最新的技术成果不被滥用？
　　民族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都在忙于解决财政紧缩或难民流入等紧迫得多的问题，基本没有政治余力考虑如此抽象的挑战，更别提帮助设定国际标准或法规了。
　　就像其他众多领域一样，法规滞后于现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况且，有什么办法阻止流氓国家罔顾任何国际准则、把基因编辑、机器学习或网络技术用于毁灭性目的呢？
　　大学院系和智库机构已在传播知识和促进辩论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但它们经常依赖私人行业的资金支持，不太可能拿出将会严重制约捐款方的彻底的解决方案。
　　这基本上意味着让科技公司自我监管。在理解技术的潜在危险、并采取措施反制这些危险方面，有些科技公司处于遥遥领先的最有利地位。谷歌(Google)等公司开始成立伦理委员会，帮助监督本公司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活动。
　　但是，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所看到的那样，私人部门机构往往会躲在对法律的狭义解读背后。
　　有些银行也被证明善于进行国际法律和监管套利。
　　打法律的“擦边球”明显破坏了道德标准，并在整个金融行业导致了不端行为。路透(Reuters)汇编的数据显示，到去年夏天，金融机构因为违反监管规定而支付的罚金已超过2350亿美元。
　　正如一名前银行家所说：“并非所有合法的事情都是合乎道德的。”
　　这是科技公司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它们不希望所在行业在未来受到监管整顿的话。
 
我国需要加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证券时报1月29日刊发署名项峥的文章指出，目前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更加曲折复杂。新年伊始，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伴随着美联储加息所形成的全球资产估值体系大调整，已经导致近期金融市场风险加快释放。应该看到，金融风险固然冲击到名义财富总额，但同时也降低了金融虚拟化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程度，反而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内生增长动力加快形成。
　　虚拟经济自我繁荣蕴含危机
　　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虚拟经济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但虚拟经济运行一定程度上又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自我繁荣发展。但归根结底，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一旦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超出实体经济的最大负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明显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而触发了金融危机的明斯基时刻。各国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反思之一，是认识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危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救市过程中加大金融监管，限制金融创新。2011年底，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客观上需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基础。在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金融风险释放也是虚拟经济泡沫逐步消化的过程，真实降低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因而需要理性认识。
　　虚拟经济需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形成，客观上需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防范金融风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年重大经济任务之一。去产能、去库存、淘汰僵尸企业，都与金融风险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显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定程度阻止了虚拟经济泡沫的快速生长。但不可否认，与旧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经济虚拟化已经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受市场供求关系急剧调整，部分产品供应过剩，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回报下降，促使大量资金追捧金融地产，追逐“钱生钱”的游戏，甚至利用财务杠杆提高投资收益率，明显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的波动，降低了实业经营的积极性。热点城市“被豪宅”、金融投资投机氛围浓郁，特别是企业上市后股价遭到爆炒，反映出社会理性投资意识的淡薄。而市场从未反思自身非理性，从未从金融市场风险教育中吸取教训。而去产能、去库存、淘汰僵尸企业的一个积极效果，就是要降低金融资源的无效、低效占用，挤出非理性的虚拟经济泡沫，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
　　经验表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运行，是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健的时期。依靠虚拟经济创造的名义财富增长，并非人类追求的经济增长终极目标所在。
　　经济复苏需要虚实平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将促进新一轮实体经济增长。如果将金融风险释放理解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适应的过程，那么金融风险释放过程本身就孕育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因素。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离不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平衡关系，前者是虚拟经济泡沫逐步消化或超调的过程，而后者是虚拟经济适应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扩张的理性增长过程。温州经济的衰退与复苏，提供了观察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现实案例。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宣告了温州经济虚拟化的彻底破灭。曾几何时，温州房价超过北京、上海，全民热衷于炒房、高利贷。但好景不长，自2011年4月以来，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市已有9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曾有一天就出现9家企业主负债出走，而且关停倒闭企业从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据调查，“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相当于当时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的几年来，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全省平均线以下，温州房价下降幅度接近40%。但经历过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冲击与反思，现在温州经济反而具备了凤凰涅槃的潜质。2015年前三季度，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为8.2%，超过全省平均增速，在住宅投资下降的同时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9%，服务业增长贡献上升，新兴经济业态发展形势良好。
应该看到，虚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的行为模式。但大众行为在很多种情况下属于集体无理性，存在明显的羊群效应。在虚拟经济去泡沫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释放，那么容易产生超调的结果，导致经济金融剧烈震动，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认识到金融风险释放是经济规律的同时，也不能坐视风险释放无度，出现过度非理性情况。对此，有关部门还需要加强监测分析，强化部门之间协调沟通，做好应急预案和及时风险处置。
 
企业信息员园地
 
同煤集团晋华宫矿多措并举降本增效明显
 
山西大同煤矿集团晋华宫矿材料科精抓细管、堵漏挖潜，不仅及时足量、优质高效地保障了全矿安全生产物资供应，而且有效控制了材料配件费用，使全矿2015年吨煤材料费完成了6.88元，定额材料完成了89.4%；为全矿圆满完成年度经营指标做出了突出贡献。
　　合理组织货源。这个科盘活库存，提高物料的周转率。强化了计划、仓储管理，制定制定了一系列编制计划的规章制度，使计划编制有章可循，更为科学合理，同时实施了各用料单位专人审报计划制度，由分管付总及副矿长层层审批，做到无计划不采购、无计划不发放。这个科本着“采购一批、合格一批”的原则，做到每进购一批物资，都必须经验收人员和库工共同把关验收，同时聘请使用单位专业人员参与质量验收，有效杜绝了伪劣产品流入生产环节。这个科严格招投标采购急需短缺材料制度，在采购急需短缺材料上，都要责成2-3家供货商进行议标报价，同时责成计划员到市场询价，做到“货比三家”，确保质优价廉。这个科严格执行矿上有关材料审批程序，坚决执行所有签发人员做到不准越权审批、不准无计划审批、不准克扣刁难的“三不准”、每月组织一次生产区队月度计划的会审，紧缺材料进货会审的“二会审”、当天消耗材料次日早晨碰头会上算帐的“一算帐”制度，督促各单位执行交旧领新制度。这个料还将成本费用指标层层分解，与各分管科长、审批和领用人员、生产队组和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奖励挂钩考核，同时成立了大型材料跟踪管理组，深入生产一线和生产现场了解、跟踪材料配件的使用情况，对于闲置材料及时督促出井或调用，对于跨月未使用的物料及时办理退料手续，多措并举，既保证了生产所需，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投入。
　　强化三项管理。这个科强化了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加大了火工品管理力度，严格了清退制度，健全了双岗制度，尤其为井下火药库增设了高清摄像头，增设了最先进的电网报警系统，与矿公安、调度联网，实现了安全监控全覆盖、无死角。这个科强化了仓库标准化管理，在库与库之间开展了对手赛，并对会计、保管、采购、验收、看场工等工种推行了一月一检查，一季一评比，半年一总结，年终一表彰的检查评比制度，奖优罚劣，激发了员工履职尽职的工作热情。这个科强化了回收复用和修旧利废专项管理，缓解了物料紧张局面。2015年全矿回收皮带20372米、钢轨621.6吨、钢管251.2吨、道木805.6m3、电缆24250米、道夹板3138付，回收总价值达1322.64万元；复用皮带17600米、钢轨611.4吨、钢管251.3吨、道木728m3、道夹板3055付、电缆20750米，复用总价值达1195.76万元；实现了节支降耗增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