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7月19日刊发署名王义伟的文章提出，雷士事件给民营企业家带来四点警示。   
　　5月25日，总部在重庆、于香港上市的雷士照明发表公告，称公司创始人、第一大股东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去一切职务；接任者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的代表，软银赛富基金创始合伙人阎焱；第三大股东法国施耐德电气的代表张开鹏为首席执行官。
　　吴长江辞职不到一个月，三大股东内讧的消息见诸报端，且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雷士照明经销商骚动、工人罢工，打出赶走施耐德的标语。7月13日，吴长江高调亮相，宣称将复出。近一个月来，雷士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笔者在这里无意评论雷士事件中的各色人等孰是孰非，但是，该事件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有必要说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指正。试分析如下：
　　第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懂政治。
　　什么叫做懂政治？有一大堆官员朋友，不是懂政治；和官员权钱交易，不是懂政治；参加私密俱乐部，能接触到普通人接触不到的所谓秘密，不是懂政治；将高级官员的子女亲属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用高薪养起来，不是懂政治。以上种种，不但不是懂政治，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在玩火。
　　一个懂政治的企业家，需要对经济政治的发展方向，有正确的、总体的把握，和政治精英成为知己，然后顺天下大势而为，既保证自己和自己企业的安全、生存和发展，又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这才叫懂政治。
　　吴长江是不是懂政治，暂且不论。但在此次事件中，他确实一度处于尴尬境地。发生这种状况，政治是原因之一。这一点，吴长江似应深刻检讨。
　　第二，民营企业家在关键时刻应该有担当。
　　阎焱方面的信息显示，5月23日，吴长江到了香港，给阎焱打电话，告知出了事情，暂时不回去。而吴长江方面的信息则是，5月20日，出了事情之后，他第一时间告诉了阎焱。5月21日，阎焱和他通电话。
　　双方的信息在日期上是对不上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出事之后，吴长江躲到了境外（香港）。之后6月20日的信息，记者问吴长江是否因案件仍在调查中而不愿返回内地？吴长江称马上将安排妻女到加拿大读书居住，而他将“陪她们一段时间，调整后再回来”。
　　综上，吴长江的行为，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跑路”了。
　　站在吴长江的立场，考虑到当时的现实处境，也许他别无选择。但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有担当的。退一步讲，吴应该清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道理。赖昌星躲到加拿大那么多年，最后不还是回来了吗？
　　第三，民营企业家在关键时刻应该有定力。
　　根据阎焱的说法，在吴长江到香港给他打电话后，阎焱咨询了律师，律师给出了两个意见：第一，雷士是上市公司，事关重大，必须向联交所知会并公告；第二，吴暂时回不了内地，失去履职能力，应该辞职。吴同意并在辞职书上签字画押。
　　笔者认为，这是吴长江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他不能回内地，即使不能回内地，也不意味着他失去履职能力。黄光裕在狱中，还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何况吴长江从头到尾是自由身（至少公开信息是如此）。没有定力，关键时刻慌了手脚，对别人言听计从。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第四，民营企业家应该与时俱进。
　　2011年7月，施耐德作为战略投资方入股雷士照明。公开信息显示，施耐德是吴长江亲自推荐的战略投资人。时间刚过去一年，双方反目成仇，不但雷士工人罢工时打出赶跑施耐德的横幅，最近的三大股东商谈，吴长江也态度强硬，称施耐德必须走人。
　　尽管这中间或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情，但表面上看，在如何对待施耐德的问题上，外界看到的是一个情绪化的吴长江，和一大群情绪化的雷士员工。
　　这绝不是现代企业的正规做法。有评论认为，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笔者的看法多了一层。笔者认为，吴长江应该非常清楚现代公司治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或者不愿意、或者不屑于这么做，他采用的是传统的、“江湖”的手段，有效率，却弱化了程序正义。
　　这大可不必。他应该与时俱进，循正常的、合规的途径维护自己和企业的权益。
　　懂政治、有担当、有定力、与时俱进，这是笔者从雷士事件中总结出来的几点启示，希望对读者朋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