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存在一种现象，在生产线工人的眼中，质检员并不是友好的角色，对质检员来说生产线工人也不好应付，质检员和生产线工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吵架已经成为一种常事儿，这些小问题都反映出富士康的基层管理还有很多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

　　时钟刚指向中午12点，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就在潮水般的工人们纷纷从大门涌出时，记者发现了王颖(化名)的身影。

　　夹在拥挤的人群中，这个出生于1992年、身高不到160厘米的女孩并不显眼。至少从外表上，王颖与迎面走过的多数富士康的工友们并无分别。但如果时间再过一个小时，当这些工人再次步入车间，穿上厂服，你一眼就能发现她与其他工友的不同：别的工人都是端坐在操作台前，而王颖则需要在车间内到处走动；别的工人穿着黑色或蓝色的厂服，王颖穿的却是粉色的厂服。

　　少数和多数

　　“在整个车间，他们人数要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是多数，而我们，则是‘少数派’。”王颖说的“他们”，是这些端坐在流水线前的操作工人，而她口中的“我们”，则是和她一样身着粉色厂服的品质管理检验员(简称质检员)。“像我们车间，有600多名工人，但其中质检员不到10名，其他都是产线工人。”王颖称，在富士康内部，产线工人和质检员之间的对立关系，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这让我们很有压力。”

　　“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的矛盾，在富士康工厂里时有发生，轻则吵架，重则拳脚相加。

　　王颖进入富士康郑州园区工作还不到一年，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说，长期的加班甚至熬夜，让她觉得“无聊”和“压力”。

　　从晚上8点到早晨7点，产线的工人坐着加班，但王颖得站着，还得到处走动，睁大眼睛盯着产线上的工人，防止产线上的产品出现瑕疵。“有时候确实瞌睡，就跑到卫生间洗一把脸，或者拿什么东西刺激下自己，然后继续盯着。”

　　即便如此，在产线工人的眼中，类似王颖这样的质检员，并不是友好的角色。一位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产线工人说，他很反感这些质检员，“我们辛辛苦苦把产品生产出来，他们还老来挑我们的毛病，还动不动就把我们的问题记录下来，上报给线长、组长，这经常会让我们很恼火。”

　　而质检员们也一肚子苦水。“检出不良是品管的错，客户抽机不良还是品管的错……天天和产线吵架都已经麻木了！没有一天是在不吵架中度过的。”王颖的一位质检同事这样说。

　　“你跟产线的工人吵了架，以后你再面对他们，他们就会觉得，你可能会找他们的事儿。如果你再在他们的产线附近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他们就会撵你走。”王颖称，产线工与质检员的不和谐由来已久。

　　反思

　　昨日下午，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发生于不久前的质检员停工事件，对富士康的一两条生产线造成了影响，富士康正在反思一些新问题。

　　他说，这次事件跟之前发生的富士康太原工厂的员工打架事件有一些类似之处，是一些来自同一地区、同一岗位的工人与另外一些工人因为一些很小的矛盾形成了对立情绪。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富士康的基层管理者，譬如线、组长级别的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跟基层工人之间还不够交心。

　　刘琨反思称，这可能也是富士康之前的基层干部选拔体系造成的。以前富士康选拔线、组长，更多看重的是他们的技能水平和执行力，主要还是希望能通过他们达成生产目标，但现在看，可能忽视了他们的人际沟通等一些综合能力。

　　他说，对于富士康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企业，公司的很多关怀基层员工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很多时候公司制度的传达，需要靠这些线、组长，但他们的年龄本身也不大，大部分是20多岁的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伴随着信息社会和网络的普及，制约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人际沟通能力。

　　“也许，对一个线、组长而言，技能当然重要，但其他方面的能力更重要。”刘琨说，作为一个更小单元的管理者，富士康的很多指令需要通过这些线、组长来完成，但这些指令经过线、组长的传达，是否能够以一个合适的方式被员工接受，他们之前考虑不多。

　　也因此，刘琨称，90后员工日益增多，富士康正面临员工数量庞大和员工同质化严重两大难题。“他们大多都出身农家，学历、背景和家庭都很相似，甚至每个工人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这样一个群体，到底该如何管理？刘琨说，目前，富士康正在筹划一个人才的升迁和培训计划，以帮助富士康的工人能完成从一个普通流水线工人到长期为富士康服务员工的转变。“现在的90后跟以前的农民工不同，已经不是仅仅通过物质就能满足的，所以，现在富士康考虑的是，一方面要给他们提供归属感，包括工作之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要面对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