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法律环境、不同的监管要求、迥异的执法方式等，让许多“走进非洲”的中国承包商“水土不服”

　　法治周末记者 文丽娟

　　“从乌干达的机场到我们的目的地只有40公里，车程却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因为只有一条拥挤、破旧的公路。在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市区，有很多铁皮房，不少居民在类似于棚户区的地方居住，像样的超市没有几家。这种情况在非洲很普遍，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高级经理杨丽梅说道。

　　这段关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的介绍，发生在1月10日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主办的第13期公司法务论坛——“非洲的工程和基础设施：中国承包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上。

　　伴随着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金额的增长，中国企业、中国资本逐渐成为海外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非洲地区丰富的资源、匮乏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为中国承包商提供了机遇。

　　但陌生的法律环境、不同的监管要求、迥异的执法方式等，让许多“走进非洲”的中国承包商“水土不服”。如何在当地政治法律背景下进行风险防范、发生争议时如何应对等，成为中国承包商和法律业界关心的焦点。

　　中非“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带来机遇

　　非洲地区拥有黄金、金刚石、镍铜、天然气等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为非洲未来的发展聚集了能量。

　　但据杨丽梅介绍，电力和饮用水资源在非洲极度匮乏。她举例称，停电在非洲司空见惯，一顿饭的时间里，可以由市中心用电切换至发电机用电，再切换回市中心用电。“非洲城市化正在进行，提供安全饮用水更是非洲国家市政领域亟待加强的方面，对中国承包商而言，这是一个机遇。”杨丽梅表示。

　　另外，网络建设也是非洲地区目前发展的重点。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尚恩·弗格特在会上称，西非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东非和南非共同体这两个共同市场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建设，目的是让基建项目变成可互动的、更易了解的项目，并且联合设立单一自由贸易区，共包括26个国家，预测国内生产总值可达1万亿美元，通过建设大规模的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吸引不同的国际投资。

　　他指出，基础设施上的短板已成为制约非洲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中非“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涵盖了农业发展、旅游、金融、社会发展合作、医疗、保健、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其中有50多个不同的国家愿意和中国建立共同的合作机制，通过对中国提供一系列的税收或政府援助等优惠，促进中方在非洲的投资。

　　“我们希望中国各种各样的团体来非洲地区建立港口、自由贸易区，开发海外商务合作和工业园区。希望加强出入境检查的合作，减少消耗出入境时间，这有利于投资商发现非洲地区的资源和机会。”尚恩·弗格特说道，也希望中国金融机构能在非洲获得政治上的鼓励，如金融和保险支持，希望能促进中国金融机构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文化和法律法规差异是挑战

　　中国承包商在非洲地区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理查德·劳迪表示，机场、高速、学校、医院、住房建设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全球正表现出发生概率高、涉及金额大、解决时间长的特点，而合同管理不善是争议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根据《2017德勒非洲工程趋势》一书，政府是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如果在非洲地区做基础设施项目，很有可能合作方当地政府也会和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打交道。

　　尚恩·弗格特称，中国承包商应注意在非洲地区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政府治理水平、市场环境差异、法律规制等各方面风险。

　　不统一的流通货币便是一大挑战。“目前在非洲有40多种不同的货币，有些货币在非洲地区不被承认，不能进行兑换。”尚恩·弗格特介绍，这会给投资带来很大的风险，很多投资者习惯用本国货币投资，却不接受非洲本地货币，导致货币兑换风险出现，甚至影响到市场购入。

　　此外，尚恩·弗格特补充道，技术转让问题也是一道潜在的风险，非洲地区要求实现技术转让，把中国承包商的技术交给当地承包商，并且整个项目的工程师必须签署技术转让合同。

　　基于上述风险，尚恩·弗格特建议中国承包商在非洲应当高度重视保证合同条款的清晰，合理分配双方义务和风险，明确项目执行的关键因素，对于风险应当做到早发现、早防范、加强沟通以避免发生重大法律风险。

　　杨丽梅则具体分析了中国承包商在非洲面临的其他六类风险。

　　首先是法律环境风险。她表示，非洲地区存在习惯法、伊斯兰法、大陆法、英美法系等多重法系，同时不同国家的法律健全程度也不同，因此她认为，要去非洲国家开展经营，首先应对该国的法律环境做好前期调研。

　　其次是经济环境风险。近年来，石油、天然气、重金属等国际能源价格调整，对非洲地区很多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的经济状况造成影响，导致政府财政紧张，影响到项目工程款的及时支付。对此，杨丽梅建议，应主动防范业主支付风险，提前了解业主征信情况，并尽量争取担保措施，及时和业主确认债权，形成有效的债权确认文件，同时以各种方式催促业主付款。

　　“货币贬值风险对于承包商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作为中国承包商，在项目投标或者合同谈判过程中，实际上会考量协商汇率损失补偿等机制，争取较大金额的外币支付，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提前锁定汇率。”杨丽梅说道。

　　另外，在商业注册风险下，她建议，如果主要的项目通过母公司项目承接，那么可在当地设立母公司的分公司，这样在管理时会更方便，但母公司和当地子公司经营的驻办机构，这两个不同的主体可设立相应的账户，分别缴纳税款，以防止税务混同。

　　在杨丽梅看来，劳务用工风险、歧视性政策风险等都不容忽视。

　　“无论是外籍劳工还是所在国的劳工，按照所在国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时完善用工手续，办理相关证件和保险，做到用工的规范化、程序化、书面化，可防范合法合规的风险。”杨丽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