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
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国的经济政策即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的税改将何去何从?中美经贸关系将通过何种机制来扩大合作……这些都已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6日,在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行的“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座谈会上,中方专家与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诸位学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双边谈判有助扩大中美经贸合作
蒋旭峰(新华社记者):未来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哪些领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如果中美之间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会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
内森·席特(Nathan Sheets):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协议的谈判来实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有效开展,就会拖累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双边投资协定去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要正确的、完整的去实施,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
另外,中国与美国还可以通过亚投行来拓展合作。之前一些媒体可能出现误导性的报道,影响了两国清晰的交流。但我很看好美国参与到亚投行方面的前景,因为亚投行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机构与机制。尽管美国很谨慎,但大家都看到了亚投行正在按照合理的方式在向前推进。我们看到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因此美国政府现在非常注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愿意去搞清楚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渠道与中国展开交流会更适合。显然,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贸体,中美双方都会理智、冷静地看待许多问题,并承担起彼此的责任。
查德·伯恩(Chad Bown):只要是能够让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可以受益的领域,中美之间就可以选择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当然,这些合作的拓展既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机制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中美双边管理机制来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个人非常重视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在签订一些双边协定时,会很看重一些具体的行业利益,譬如钢铁行业、铝行业等。另外,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会被放在重要位置进行考虑。因此,在涉及到多边机制规则变革的时候,中美之间的政治出发点可能会有所不同。譬如,美国政府不希望WTO的规则对它有一些限制,比如在反倾销问题上,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带来WTO等国际机制变革的契机。
王军(中国证券报编委):中美贸易失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请问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方面能否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杰弗里·斯考特(Jeffrey Schott):我认为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对于外国投资的审查,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对于
奥巴马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对此更加严格,因为他们很担心一些技术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过我想要澄清的是,总体来讲美国进行审查的国外投资只占少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留下“美国不欢迎外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这是对美国的误解。在涉及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时也是同样的道理,的确是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来自中国的投资在美国会受到审查。尤其是在一些企业收购案例上,如果美国担心相关的并购行为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才有可能进行审查。在整个跨境投资过程中,对任何国家来讲,这种国家安全的审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美国企业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审查,需要研究相关流程。最重要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公平与透明,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都是友好型的国家。
减税对经济影响不大
刘尚希(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特朗普正在推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但他的减税计划到底能否实现,实际上众说纷纭。你们如何评价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这样的减税政策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凯伦·迪南(Karen Dynan):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非常庞大,但是如果想要真正通过并实行,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首先必须要得到国会的同意;其次,在推进减税计划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经济的风险,在总体上把控供需的平衡。特朗普的完整减税提案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前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我们会协助政府去修改或者进一步去完善他的提议。我预计最后通过的减税计划或许会有较大规模,但绝不会像特朗普想象的那么大。从短期来看减税对经济的宏观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杰若明·泽塔梅尔(Jeromin Zettelmeyer):在美国,有人会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与美国历史上的里根减税改革进行对比,不过我认为美国当前的形势和里根时代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税率较高,现在是30%到40%左右;其次,国家的GDP总量以及税赋的GDP占比也不一样;再者,社会的大环境与失业率水平都不尽相同。也同样是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我认为此次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对经济的影响不会特别大。甚至从长远来看,减税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的推进减税计划,需要考虑到经济下行的风险,还要考虑到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一些冲击。因此,美国国会最后应该会认真地审议特朗普总统的提议。
平衡“技术进步”与“失业的增加”
田杰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部副部长):美国经济的发展短期来看可能进入了一个小的繁荣期,但是从长期来看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改观。这种长期增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可能要来自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创新活动的增加。然而,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却面临一个两难问题,即一方面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将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经济长期增长,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失业。你们如何看待这种两难困境?另外,对于美国出现的失业问题,特朗普经常把它归咎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但是实际上据我们研究,百分之七八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于国际贸易。
凯伦·迪南(Karen Dynan):的确,在过去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即贸易活动会与工人们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但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此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改变一些固有的政治认识。未来美国会尽量在技术的进步与失业的增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譬如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培训,甚至需要给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一场变革。目前我们的教育是更多倾向于年轻人,35岁或者更高年龄的人群往往被忽略了,而这一部分恰好覆盖了大多数失业和下岗的人群。当然我们也需要给这部分人群提供相应的
保险,能够保证他们在失业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能够接受一些相关的培训,获得相关的再就业能力。但不得不说,在解决美国的失业率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仍需要做出更多的研究与思考。
查德·伯恩(Chad Bown):在美国,有一些县或者是镇就只有一家工厂,所以如果这一家工厂经营不好就意味着会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失业的加剧、房产市场的下行等,这一方面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在如何提高生产率方面,也希望能够从中方寻求好的研究建议。
美贸易政策值得关注
张庆源(中国财富研究院):每逢美国总统的更迭,中美关系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步适应的磨合期,特朗普是否可以进一步保证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保持在一个稳健的轨道上?他提出的实体经济回归美国的战略,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
亚当·波森(Adam Posen):的确每一次美国总统换届,都有可能会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在8个月之前,当我们在观察特朗普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改变者。但事实上,一个总统在他竞选时提出的想法,并不可能在他当选之后完全照搬实现。而且在制度规则上,总统也会受到各方权力的限制。譬如在涉及到国家财政预算和减税计划方面,特朗普的决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会的制约。在涉及到贸易、能源、环境管制等方面,美国总统受到的制约相对少一些,但即便如此,我想特朗普身边的人也会给他施加一些压力,让他去会花一些时间去适应和学习相关的政策。如果特朗普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他需要时间去调整。
杰若明·泽塔梅尔(Jeromin Zettelmeyer):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曾经是一位商人,把美国这个国家当成一个企业来看待和经营也未必是坏事。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我们还会看他如何去表现他的贸易政策、他的定位以及一个商人会怎样去思考。商人会非常关注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当我们谈到贸易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非常复杂的商业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如果把对方当作竞争对手,作为一个商业领袖可能会有更多的务实精神,避免对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当然,我们也要更多的考虑通过制度、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
杜跃进(中国财富传媒集团董事、副总裁):我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他竞选和上任以后,一直很在意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要想实现中美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你们认为双方可以做出哪些方面的努力?
杰弗里·斯考特(Jeffrey Schott):要想实现中美经济的平衡发展,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要采取一些行动。美国必须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在贸易方面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尤其是在出口管控方面。目前来看,为了维持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美国可能在短期内不会在出口管控上做出太大改变。而且,相对来说涉及到出口管制的领域还是很少的。而中国在改革与开放市场这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据我所知,深化改革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持久的议题。近些年来,中国还大幅度的推进了金融服务方面的改革,提高了经济开放度,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的议题,也有助于改善贸易发展。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营商环境。另外谈到特朗普,我们也应该着重分析一下他的重点关注领域。特朗普上台以来很重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既涉及到商品,也涉及到服务。在这一方面美国要提高生产率,促进贸易的流动。
查德·伯恩(Chad Bown):我认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也会体现在农业方面。譬如,美国可能会希望中国对美国的牛肉市场重新开放,还有一些在WTO规则的框架下有关牲畜、玉米、小麦等农业补贴问题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本报实习记者张怡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