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左)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的发布会公布了成都红会募捐箱捐款发霉事件的调查情况等。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正遭遇信誉危机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6月9日，讨论了自身定位和转变职能的问题。此前被不断曝光成员与红会有利益关联后，这个承载着“独立监督红会工作”使命的机构，准备对自身改革。他们反思，认为成立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便被赋予多重角色。过去半年中，委员们也承担多种工作。部分委员在进行监督，同时承载与媒体沟通职能；部分委员承担红会咨询顾问角色，还有部分委员在为红会的改革做课题研究。 “社监委和一般的咨询委员会的区别是什么？”6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14名委员开了年中会议，一个重要议题是“定位”问题。 按红监会此前计划，今天，他们将就此召开媒体见面会。 这个被认为承担监督红会功能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正处于信任危机风暴。 过去一个月内，全体16名成员中，9人已被一一“起底”，网友认为他们与红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难行独立监督之责。 多名委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红监会内部也一直在讨论和反思。 “不是委员之错，不是公众之错。”对于红监会今日之局面，多名受访委员认为，在成立红监会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用改革跑赢危机？ 红会遭遇郭美美事件后，想借助专家促进改革，另一方面，国务院要求社会监督，红监会在此背景下诞生 红监会成立于半年前。2012年的12月7日，16名委员由红会邀请上岗。 那之前，红会正经历着自己的信誉“低谷”，尤其是此前郭美美事件的余波。 6月11日，委员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回忆，2011年10月，她组织了一个红会改革的研讨会，刚到红会任职不久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参加了。 会上，专家们强烈批评红会，“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6点”。会后，赵白鸽邀请杨团等专家做红会改革的课题。 杨团说，赵白鸽在对红会调研后，发现了很多问题和疏漏，迫不及待要启动改革，甚至希望“改革跑赢危机”。赵白鸽希望更多体制外的专家参与到红会改革中。 而红监会成立的直接背景，则是国务院的要求。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红总会内部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国务院的要求，应与“郭美美事件”引发红会信任危机有关。 杨团从2011年11月开始做红会改革的课题。她的方案中曾提出，设立监事会进行内部监督，同时招募志愿者进行社会监督。 据介绍，监事会需要红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授权，而会员代表大会要到2014年10月举行，理事会也要等到明年，“这在时间上等不及”。社会监督委员会，目前是由理事会下设的执委会授权。 今年6月13日，红监会委员、北京大学陆正飞教授说，红监会的问题是权源不清，红监会的监督权是执委会授予的，“这就是比较尴尬的，执委会邀请我们去监督执委会”。 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的成立仪式上，赵白鸽介绍，红监会与红会，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红监会是独立的机构，“职责是要对整个红十字会的发展战略，人财物的管理、项目的管理，特别是民意的收集和表达，这四大功能。” 这个定位，超出了国务院对社会监督委员要“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请来“朋友”做监督 委员王永认为，如果当时能公示一个月，接受大众监督，各委员上报是否有关联合作，就不会有如今的质疑 “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红会邀请的……”6月，面对质疑风波，多名红监会委员对记者表达，自己不是公众赋权，无法代表社会公众。 红总会内部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红会从去年8月份开始筹备成立红监会，邀请的是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 6月2日，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说，当时是红会副会长郭长江向执委会推荐了他。他称2007年时就与郭长江相识。 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是以民间志愿者身份被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推荐。 6月3日，张勇说，蓝天救援队一次位于凤凰岭的演练中，他认识了刚上任红会不久的赵白鸽。 6月13日，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他此前就担任红会直属机构红基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主要做的是咨询工作。红会邀请他时，他第一感觉就是邀请来做咨询工作。 王振耀之外，北大副教授金锦萍也是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她曾做红会修订《红十字会法》的一个课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翟晓梅6月12日说，她会被邀请到红监会，是因为她是卫生部器官捐献专家成员，而红会也是相关单位。她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从专业角度提建议。 最终红会邀请了16名专家、知名人士组成。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红监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据介绍，对于媒体人士的选择，曾有人建议崔永元，红会讨论后选择了白岩松。 也有一些知名人士拒绝了红会的邀请。据了解，于建嵘、巴曙松、潘石屹等当时都拒绝了。 由红会聘请来的委员，能否独立监督红会，日后成为焦点问题。“如果当时能公示一个月，接受大众监督，各委员主动上报是否有关联合作，事后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6月2日，委员王永说。 2012年12月29日，红监会通过了内部章程，明确“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 章程总则中写明的职责同时还有：“征集并转达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行动战略和工作计划提出建议”。 “拿了钱，怎么监督你们？” 王永称红会曾找他做品牌咨询项目，他拒绝了。委员袁岳则帮红会作评估，收费6万元 成立后通过章程的那一天，去年12月29日，红监会同时也在进行着一次关注度很高的监督调查。 去年12月26日，网上曝出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管理不善，善款长毛。当月29日，委员张勇到成都调查，王永在北京做后方支援。 □新京报记者 李超 魏铭言 实习生 付宗恒 邝惠敏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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