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二季度，世界经济再度放缓，尤其是后危机时期实现强劲增长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也普遍步入经济下行区间，给世界经济增添了更难驱散的厚重阴霾。当前，美国经济表现为消费疲弱下的无就业增长；欧洲经济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和制度性风险循环下的衰退；日本经济表现为灾后重建刺激下的温和回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表现为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下的增速放缓。权威机构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为此，各国不得不对经济进行调整，将世界经济引入深度调整阶段，但是从调整的方式和内容来看，仍未把握住关键。
目前，面对世界性的经济放缓，政策放松几乎成为必然选择，顾虑到财政状况的压力和经济风险财政化，多数国家以货币政策放松为主，财政政策放松为辅。这样做的结果是以调节总量为主、调节结构为辅，以调节供给为主、调节需求为辅。然而，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在于增加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这就要求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不仅仅限于政策放松，而是体现出政策本身的结构性。也就是说，政策放松产生的流动性必须用于拉动生产、就业和促进出口。目前迫切需要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以此来实现真正长久的经济复苏，而不能为了取悦选民而将政策释放的珍贵资金仅用于调整利益关系，这种短视化的经济刺激手段将牺牲经济复苏的有利机会，结果必然是陷入长期低迷的恶性循环。另外，加强国际经济协调配合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目前只能在制度建设方面小步慢走，而在制度执行方面踯躅不前，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本国利益驱使。当前迫切需要解除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在扩大各国外需的同时，加速推动生产力进步。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促进实体经济和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目前世界经济中最优的政策选择。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主要问题辨析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符合今年“稳中求进”的政策总基调。虽然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但经济发展质量得到优化，同时，投资和消费质量也有所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长、就业形势良好、C PI增速回落、央行降息等因素有利于消费提速。从外需来看，进出口增长幅度不大，但贸易结构得到了优化，一般贸易和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提高、增速较快，贸易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改善，总体贸易形势良好。
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优化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自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回落，并首次出现季度增速低于8%。G D P增速逐步放缓，主要是国际经济形势恶化，世界经济总体放缓，在国际金融危机逆境中表现优秀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普遍下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流，直接打击我国出口，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在内需方面，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均出现回落，但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快增长，能源消费速度出现回落，说明虽然我国的内需还没有培育成熟，但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成效，节能减排进展顺利，此外，物价、就业、居民收入的形势向好，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在不断优化。当前7.8%的增速既高于我国7.5%的预期，也领先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的目标。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速双回落
2012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0710亿元，同比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0%，增速较1-5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速回落5.2个百分点。由于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较慢，西部投资回落幅度较大，成为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稳步增长相比，我国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和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较1-5月份双双回落，这对于优化投资结构不利。
三消费增速回落，多种有利因素促其提速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汽车和住房消费增速下降所带动，虽然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但消费信心仍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提振。从政策因素的影响看，我国新出台的消费补贴措施，有望拉动新一轮消费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和C PI回落从两个方向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央行降息也有助于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消费。综合这些因素判断，下半年我国消费增长有望提速。
四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继续放缓，政策调控成效明显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6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总体上来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速度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有降的态势，且增速回落得比较明显。从房地产价格来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个数均超过80%。同时，投机性需求得到了明显遏制，上半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下降了10%。此外，上半年保障性住房新开工470多万套，这对满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货币政策放松，市场流动性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到位资金愈发充裕，刚性需求经过几个月的积累需要阶段性释放，这些因素可能会刺激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价上涨。
五物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3.3%。今年以来，我国物价调控效果显著，除三月C PI涨幅小幅反弹外，下降趋势明显，尤其是二季度，C PI涨幅逐月回落，月度涨幅已降至3%以下。C PI涨幅逐月回落与食品价格的明显回落有很大的关系，6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6%，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下降约0.53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环比持平。今年夏粮获得丰收且创历史新高，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今年物价翘尾因素较去年低并持续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下跌，输入性通胀压力缓解。但要看到，资源价格改革、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世界范围放松货币政策产生的流动性增加，这些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也依然存在。
六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就业形势良好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136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2 5 0 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3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比上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快于城镇的速度增长，但是增速回落的问题值得注意。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4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59%和79%。二季度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1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一季度末持平。虽然上半年就业形势良好，但也存在着压力，包括毕业生在内的劳动力总量增加，经济增速趋缓对就业产生影响等等。
七货币供应量及新增贷款同比增加，货币政策放松信号明确
6月末，广义货币M 2、狭义货币M 1、流通中货币M 0以及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均获得增长，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速趋缓，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出现“逆风向行事”势头，放松的信号已经明确，且在此基础上加快了节奏：三次下调准备金率及两次降息。宽松的政策下，信贷快速增长，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加，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强有力的支撑。
八进出口小幅增长，一般贸易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较快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进出口相抵，顺差689.2亿美元。上半年，我国对美国、东盟、俄罗斯、巴西等主要国家贸易有较快增长，但受欧债危机影响与欧盟国家的贸易严重受挫，并遭遇对方的贸易保护而出现贸易摩擦。从贸易质量看，我国一般贸易比重显著提高，增速显著加快，结构明显改善，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外贸总值的53%，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0.4个百分点。同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快于总体进出口增速11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进口价格持续走低，西部地区贸易环境改善后贸易额显著增加，总体贸易形势良好。
发挥财政在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财政的应对策略在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的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在审视本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应对之策，以把握这次机遇，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之际占据“制高点”。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考验，在现阶段，更要直面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解决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结构调整和需求拉动。结构调整主要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需求拉动主要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质”与“量”的双保险下，我国经济将顺利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因此，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内外需求的不断扩大。
一全面发挥结构性减税的结构调整作用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面向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既要有助于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又不会对经济基本面造成不利影响，中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案：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通过税负的实质性减轻而对经济总量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又通过优化税制而优化经济结构，能够很好地完成深层次结构调整的任务。但要防止走进结构性减税能“包打天下”的误区，因为这项政策对于结构调整的优势仅在于解决税制的结构性问题，这只是深层次结构调整中的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解决好能为全面的结构调整扫清税制障碍。
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性问题包括：流转税与所得税结构不当；中央与地方税收分布结构不当；各税种间和税种内部结构不当，例如存在着重复征税和税收真空问题；税收负担结构不当，表现为高收入利润者税负轻、中低收入利润者税负重的税负结构倒挂，在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税负结构不均衡；税收政策对投资、消费、出口的调节结构不当，对投资和出口的作用直接且明显，对消费的刺激有限甚至可能抑制消费；税收履行组织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时，存在着强效率、弱公平的结构性问题；税与非税的结构不当等等。
全面发挥结构性减税的结构调整作用，就是要让其解决好上述税制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结构性减税最终落脚点是各个税种，因此，需要通盘考虑各个税种，根据各自优势赋予其解决某项或某几项税制结构性问题的任务。
二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外需的促进作用
财政政策作用于外需的着力点主要包括，鼓励对外贸易，鼓励能够发挥本国优势的对外投资、到境外进行技术和劳务合作、资源开发等。由于出口受限于国际市场的需求，财政政策对出口的促进有限，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走出去”战略给予财政支持成效将更为显著。
首先，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需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的角度考虑，为出口企业减轻税负。在出口退税方面，对国家支持出口的产品，应保证做到“征多少退多少”，实现零税率，同时做到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且可预期，不宜频繁调整，还应尽量节约退税时间，加速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在其它税收优惠方面，通过对出口地区、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给予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通过税收激励促进出口产业链的形成且可持续发展。引导我国产品质量向国际标准靠拢，对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给予财税支持，以质量在贸易壁垒中取胜。
其次，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作用。我国政府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设立了外贸发展基金、合资合作基金，并给予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等财政支持，但是支持力度有限、申请条件严格、审批程序复杂。为此，需要改变现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应降低申请条件、减少审批环节。在此基础上，强调对“走出去”企业的保护和服务。一是按国际惯例建立海外投资的风险保障制度，财政出资设立风险保障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前者对因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引起的海外投资项目损失予以适当补偿，后者为企业的境外贷款、清算和结算提供担保及其他境外金融服务。二是财政出资建设“走出去”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收集和发布所有与境外经营、项目情况、法律制度、组织机构有关的各类信息，为企业提供便利快捷的信息服务。三是财政出资建设“走出去”的咨询服务平台，承揽海外市场调研、代办手续、业务中介、提供专家咨询与评估、纠纷应急处理、开展海外展销活动等方面的业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引导和多项服务。四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服务，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照顾，在对方国家缴纳的所得税给予税收抵免，在对方国家享受的所得税优惠给予税收饶让，但前提是加强税收征管，防止企业偷逃应纳税款。此外，还应允许企业在税前提留境外投资亏损提留准备金，并设立相应的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在海外的技术创新和再投资等行为。
三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外部环境下，我国扩大内需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拉动投资和消费，而是要带动经济长期可持续的繁荣，并保持住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如此来看，便不能单纯地追求数量，更要保证质量。在投资方面，就要求财政政策要侧重于支持能够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生产性投资和基础性投资；在消费方面，就要求财政政策要带动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加速增长。
首先，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生产性投资的带动作用。这里要明确的是，财政是支持而不是参与生产性投资，目的是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带动生产力的进步，实现经济发展“质”的飞跃。目前，包括信息工业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在内的世界前沿技术，都应该作为财政支持生产性投资的重点。另外，财政应大力支持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
其次，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基础性投资的带动作用。包括对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何振国2006的研究，当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 D P的比重为47.1%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为最优，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 D P的比重仅为13%-15%左右，距最优规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应该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发展初期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和参与风险分担。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工业的支持力度，收缩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支持，后者的发展应主要由市场机制的调节。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性质，财政应大力支持，但是必须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往往是腐败高发领域。
第三，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增加的带动作用。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增长三大职能，全面履行财政职能可以为居民收入增加打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加大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就业培训，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面，降低民营企业社保缴费门槛。在财政支出方面，完善财政支出机制，使其能够有效保障民生投入，提高财政减贫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采取措施治理财政支出政策的城乡“二元性”，消除以工资为基数计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放大的弊端。
专家建议：从宏观视角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从宏观视角寻找解决答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近日举行的由该所与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宋立指出，近年来货币政策“一收就滞、一放就胀”问题的反复交替出现，表明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匹配性存在明显问题。在中小银行缺乏，国有控股大银行大一统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收缩零售业务，加大对大企业集中授信及批发业务，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需求很难满足。政策紧缩时银行首先和主要收缩的是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而政策松动时，必须松动到一定程度才能惠及到小微企业。由此导致大水漫灌，虽然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但通货膨胀压力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当初，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政府提出各地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中小金融机构不安心支持当地中小微企业，转到大城市服务大企业。
宋立表示，中小金融机构并没有按照最初的设想去服务中小微企业，从微观角度看是合理的，属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逐利行为。“从企业视角看，银行是嫌小爱大；从银行视角看，中小微企业的效益差、信用差、金融生态差”。宋立说。
宋立指出，从结构构成来看，企业是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正金字塔结构，而银行则是以大型银行为主体的倒金字塔结构，企业需求与银行服务重叠部分是非对称的，既存在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过度竞争，也存在中小型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不足。
“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从宏观视角寻找解决答案。当前尤其要以问题较突出、影响经济稳定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制度和不发达地区金融体系重建为重点，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实体经济需要、顺周期效应较小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宋立建议。
宋立进一步指出，今后要改变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要靠政策推动的被动局面，并消除大银行体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广泛发展包括天使资本、种子基金、引导基金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为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 A g+
31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在北京发布《2012全球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同时发布30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获AAg+，人民币债券信用评级为A A A，债务“违约风险很低”。
在对美国的评价方面，中诚信国际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和信用指标依然强劲，特别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标杆作用，因此，给予美国最高A A A g的信用等级，展望为稳定。
在对中国的评价方面，中诚信国际充分考虑中国长期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强大的财政实力、未来较大的结构调整压力以及尚未充分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因素支撑中国外币债券A A g+的信用等级。同时重申人民币债券信用评级为A A A，展望为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排名靠后，其中，希腊获评C g，“在不利环境影响下，无法偿还债务”；葡萄牙获评B B g-，西班牙、爱尔兰获评BBg+。
中诚信国际表示，欧洲国家信用状况出现分化的趋势，南欧高福利国家信用环境不断恶化，北欧中心国家依然具有很强的经济竞争力和强大的财政实力，但面对整个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北欧国家个体信用状况还是受到南欧国家负面溢出影响而弱化。与此相比，新兴经济体在美债和欧债危机中表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该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未来展望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据介绍，中诚信国际此番发布的全球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体系，主要根据宏观经济实力、政府财政实力、对外偿付实力和事件风险敏感性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同日，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香港开业。其在香港发布的信用评级结果允许直接应用欧盟领域，这也标志着中诚信借道香港迈入国际市场。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