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人怎么可能都满意

　　要是问社会存在哪些问题，估计每个人都有话要说；要是再问解决方案，各种建议会人言言殊；而要将众说纷坛“统一”起来形成决策，并且能让大多数满意，就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

　　大家都认为贫富悬殊——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大。可哪项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60%的人觉得应该提高工资标准，21%的人期望切实查处贪污腐败等行为，9%的人认为要打破垄断，加大行业的市场化。当然，解决问题可以“多管齐下”，但要找到最佳路径，殊为不易。

　　可见，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不可能让13亿人都满意”。这样的理论正确，往往与每一个人的期许有差距。谁都希望自己满意，结果必然有纷争——开车的人想省钱，会反对油价上涨，政策的制定者从节约能源和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更倾向于使用价格杠杆；地方官员出于拉动经济的需要，要引进大型化工项目，当地居民害怕环境污染，会竭力反对。

　　诉求的不同自然产生分歧，这很正常。有分歧不可怕，怕的是各个利益主体互不相让、难以沟通，以致对立和割裂。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和政府与民间、精英与草根的互不信任、彼此隔阂不无关系。

　　解决问题，在分歧中达成共识，其实就是决策。它包含着两种含义：既是一个计划的形成过程，即做出决定；也是一种结果，即最终方案。决策分析将一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解为三个层面：意向层面——决策表明政府的立场或姿态，即它承诺要做的事，比如，治理环境污染；活动层面——决策过程中政府采取的行动，比如，征收排污费；结果层面——政府行动的结果，即其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比如，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决策的过程，是一个计划、比较和选择的过程。一项决策的好与坏，是否能获得支持，取得满意效果，在决策的一开始就初现端倪。如果征收奢侈品税的动议，没有仔细考虑国民的消费能力，税负最终由谁承担，征收的成本和现实可操作性，只假设一个税率，然后自说自话地论证收益及效果，最后不经民众讨论直接出台，自然会因为缺少科学性和民意支持而“先天不足”。

　　不管是取消养老金双轨制，还是征收遗产税，最终的决策者一定是政治精英们。如果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公众参与，仅仅是少数人“智慧的结晶”，就很难产生“共识”。即便它秉持公心，为着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设计精妙甚至几近完美，也一定备受诟病。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良好的初衷或家长式的一片好心，都不是民众必然接受的理由，赢得支持的唯一方式，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程序公正了，决策才可能更科学更完美，更能赢得广泛的满意度。

　　就现实而言，人人参与决策很难实施，所以，才有代议制。召开两会，就是要对国计民生进行决策。称职的代言人，既会为他(她)所代言的阶层谋福利，争取政策的优惠，也会基于理性、责任和良知，放弃少数人的局部利益，而选择为公共谋福利。

　　好的代言人，应该让选民们知道，自己就某一议题投了赞成票还是反对票，理由是什么。并且，在决策形成之后，向选民们答疑解惑，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民众对决策的支持和认同。

　　让13亿人都满意并无可能，程序正义却能保证大多数人赞同。开放民主的社会，没有众口一辞，也不可能有所有人都赞同的举措，有的只是决策过程的科学透明，以及对基本价值——公平、正义的追求。(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