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一度令公众关注尘肺病群体。2月20日，一份来自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公益组织的建言书进入了公众视野。 建言书呼吁将相关诉求“捎去”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以帮助数量庞大的尘肺病患者。随后，作为该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调查记者王克勤通过微博发起倡议：寻找热心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尘肺病人递交议案、提案。
4位代表、委员微博回应倡议 这已不是王克勤第一次为尘肺病人寻找两会代表、委员。2012年，在他的促进下，就曾有人大代表牵头提交过一份议案。“今年希望做得更大一些。和去年的议案相比，这次准备的内容更系统、全面。”王克勤表示。
2月20日，王克勤第一次在其微博账号上发出呼吁：寻找良心人大代表和委员。 “去年为议案寻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更多是通过熟人介绍，私下打电话商量。”他回忆道。今年是换届年，很多新任代表、委员王克勤“对不上号”。“之前主动联系过几个，效果也不好。” 后来一想，何不通过微博找人？ 他觉得，主动找，别人未必愿意关注这个议题，不如通过微博平台对等地寻找、交流。 这条微博很快被大量转发。截至2月26日，其下方显示的转发数字为“6054”。除了大量热心公众，转发者中还包括了陈坤、贾樟柯等数位名人。“目前微博的反响挺大的。”他说。 网友的大量转发随即吸引了4位代表、委员的目光。2月20日下午，王克勤接到了第一根“橄榄枝”。“第一个回应我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他说。 2月20日19时52分，陈静瑜以微博转发并评论的方式，在其个人界面“陈静瑜肺腑之言”中高调回应了王克勤的诉求。“我愿意。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及肺病专家，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请发我邮箱，谢谢。”他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这次，他是主动站出来的第一人。”王克勤说。 2月21日20时58分，陈静瑜再次发布微博表示，已经收到了王克勤发来的尘肺病材料。“作为诊治较多中末期尘肺病人的医生，我深知尘肺病人目前的现状，我正修改起草《关于切实解决尘肺病患者医疗救助相关问题的议案》，两会期间我将动员更多的人大代表签名，以促进国家相关部门重视解决。” 随后，他再次建议，“尘肺病的防治涉及很多方面如政府监管、企业责任、病人救治等，但议案最好重点突出，使政府易办理，其他内容可另提议案。” 第二则高调回应出现于2月22日19时03分。微博认证为“谢子龙代表”的账号发布消息表示：那则关于尘肺病的微博引起了我的关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会尽最大努力把《关于切实解决尘肺病农民工医疗和生活救助问题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他的身份为一家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 据谢子龙的微博显示，发布消息的当天下午，他还特意前往湖南省职业病院，希望将该院的意见，一起整理成专门建议提交到全国两会，能从源头上预防尘肺病的发生，让患者得到健全的医疗保障。 两位代表表态，另外两人也进行了“支援”。 一则是2月22日22时，来自编剧赵东苓的私信。她在私信中表示：今年本想关注的地下水污染和著作权问题……如果有(尘肺病)这方面的建议并有其他代表牵头的话，我愿意尽一份力量。“还有一位来自香港地区的代表，也在与我们沟通。”王克勤介绍说。
为何替他们“喊话”？ 为何替尘肺病人“喊话”？对于这个问题，王克勤没有回答，而是讲起了一位尘肺病患者，名叫杨能芬。 在尘肺病人中，杨能芬的名字时常被人提起。面对媒体镜头，她曾为两个孩子寻找收养人的“托孤”之举被很多人熟知。 几年前，杨能芬的丈夫死于尘肺病。王克勤与杨能芬第一次见面是在2012年10月底。 当时，杨能芬病情比较严重，由贵州转至四川省华西医院治疗。“四川是我们救助的一个重要区域，华西医院治疗尘肺病很专业，医院的一些医生护士都是志愿者。”他说。 2012年10月20日前后，在成都参加完一个活动后，王克勤来到华西医院看望被救治的尘肺病人。据王克勤回忆，他正在病房间走动时，不知从哪冒出了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抓住他的手，哭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救救我的命。” 这次见面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突兀”，但也让他记住了这个尘肺病患者：杨能芬。之后，2012年11月，王克勤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尘肺病患者时，特意看望了杨能芬。这次见面时，是杨能芬的儿子推着轮椅，她坐在轮椅上。 “这个小孩个子和轮椅差不多高，推得很费劲。我就说，叔叔帮你推。但是他很要强，非要自己推着妈妈。” “他实在是太懂事了。每天给妈妈洗脚、擦胳膊、擦脚。很多十来岁的孩子，应该还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吧？”他说。 随后，他陪杨能芬去做彩超检查。当他将杨能芬抱到病床上时，再次感到“很难过”。“杨能芬个子挺高，但是我抱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把骨头，轻飘飘的。”王克勤说。 杨能芬仅仅是诸多尘肺病患者中的一个。“现在她得到了关注、救助，生活有所好转。然而，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关注。”他说。 于是，他决定替他们“喊话”。 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但王克勤认为，目前总数可能已远不止于此。 在救助工作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戴春看来，尘肺病人亟须帮助，以摆脱与之相伴相生的“贫穷”：一方面，尘肺病患者大多从事繁重、缺乏保护的体力劳动，往往家境贫困的人才会选择这些工种；另一方面，尘肺病患者发病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占到总人数的90%以上，正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患病后丧失劳动能力，家里断了生活来源，巨额治疗费使尘肺病家庭不堪重负。有的病人不得不带病打工，病情越来越严重。”戴春说。 她曾目睹湖南常德石门县新铺乡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中，兄弟5人中4人是尘肺病患者，两个已经去世，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新建了大量工厂，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农民打工潮。“因为当时劳动环境恶劣以及保护措施不足，加之尘肺病的潜伏期一般长达3至20年不等，使患者在近几年频繁出现。”戴春说。 此外，在我国市场经济初建时期，曾有长达10余年的“职业病防治失控阶段”和“职业病待遇空白阶段”。 “一些地区呈现出家庭式、村庄式的患病趋势。我们在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等地调研发现，一个家庭几个儿子加父亲全部患上尘肺病的情况多处发生。有的村子甚至一次性出现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尘肺病人。”她说。 “越贫困越尘肺，越尘肺越贫困。”王克勤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尘肺病人需要法律保护，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点滴推动，能帮一个是一个 谈及此次倡议期望产生什么结果，王克勤表示：“我没想着一提出来，马上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制度的出台都需要长期呼吁，然后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节点上实现。” 他将事态的发展归结为“量变”与“质变”。“显著的改变会发生在某个点上，但需要漫长的过程。我已经52岁了，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我觉得现实应该是这样的：点滴推动，做普通人能做的事情，能帮一个是一个。”他说。 他的观点得到了戴春的印证：第一道障碍就是难以证明患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尘肺病患者的身体现状使其禁不起复杂繁琐程序的消磨。第二道障碍来自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在事态的进展中并未扮演积极角色。 对于地方政府的救助行动，戴春评价“一些地区已经启动”。比如，四川乐山市对原工作单位不存在、未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患者，不论其发病原因是在该市内还是市外，均免费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二档待遇。 “但还是少数。”她认为，地方政府姿态的转变和救助行动，对解决尘肺病患者的医疗和生活问题起到了帮助作用，但仍然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 “政府救助大多停留在被动阶段，是在尘肺患者不断倒逼下，在媒体曝光压力下的被动参与。”她说。 其次，地方政府的援助效果仍然处于初级状态。“比如援助仍局限于将患者的家庭纳入低保，提供有限的医疗救治。加之尘肺病患者集中的地方大多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本来就极为有限，救助能力不足。”她说。 “与其在事发后被迫埋单，不如从源头上入手，从国家层面出台法规，使这个社会问题在公共卫生的范畴内得以解决。”王克勤说。 “关注和帮助的人在逐渐增多，这就是变化。但仅仅依靠地方的点滴措施或媒体、个案倒逼的方式解决，作用仍然有限。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政策和救援办法。为了这个目的，除了通过媒体的报道呼吁，也想通过两会‘喊话’，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王克勤说。 本报记者 骆沙 实习生 丁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