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雾霾锁城靠什么？

　　环保部通报，1月30日全国灰霾面积有所扩大，达143万平方公里。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和蓝色预警，北京也继续发布灰霾黄色预警，空气质量持续“严重污染”。

　　但这个消息没有激起太多公众情绪的狂澜。他们似乎在抱怨之余，开始接受北京毒雾锁城。毕竟，仅仅两周前，他们接受了一次更严重的洗礼。

　　自前年秋天美国使馆安装PM2.5检测装置事件以来，我国已有74个城市发布了PM2.5指数。目前，这些我们自主安装的检测装置一再地显示：多地空气显示“重度污染”，部分突破测量上限。

　　在一月中旬最严重的一次雾霭侵袭中，北京PM2.5接近1000，达极重度空气污染，超国际标准近100倍，国标30多倍。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多年前流传于沙尘暴时期的一句戏谑：我们每天呼吸着浑浊的空气，呼出着清新的二氧化碳。

　　当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练就一代人无比强悍的肠胃之后，您也许还得拥有和吸尘器媲美的肺。看着让人痛不欲生的PM2.5数据屡创新高，一些专家觉得即使这些装置爆表，责任也在于老天爷。

　　专家解释说，因近期大气层结稳定，近地层空气湿度大，地面气压场弱，风力小，夜间气温低，导致大雾出现。由于大气处于稳定状态，既无垂直运动，亦无水平流动，致使空气中的污染物无法扩散，导致霾产生。武汉进入新年后的第五个重度污染日后，该市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武汉空气污染加剧了。”据介绍，今年的数据如此难看，与新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有关。新标准纳入了PM2.5等污染物的监测数据，更为严格。

　　这些熟悉的辩解在传递如下潜台词：不是我们无能，是老天爷太坏。类似声音在北京遭受暴雨袭击、南方经历冻雨灾害时都听到过，也只有这样，才不会给各级领导添堵。但他们必须意识到：不管多为领导着想，毒气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您是显贵抑或贫民。

　　遥想童年时司空见惯的蓝天白云，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苍天，却塑造了不同的世界？

　　据测算，在北京，机动车尾气占了PM2.5排放量1/3。以目前使用最多的92号汽油为例，汽车发动机每燃烧1千克汽油，排出200克左右一氧化碳、8克左右碳氢化合物、20克左右氧化氮等污染物。在严格的汽车限购令下，每年北京私人汽车拥有量还在上升，庞大的公车队伍仍如脱缰野马般奔驰。

　　还有22%PM2.5污染源来自工业。工业生产不仅直接地向环境排放粉尘、烟尘、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而且排放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在环境中通过化学反应，产生PM2.5等二次污染物。

　　此外，北京冬季供暖严重依赖燃煤，温暖的代价就是空气质量的恶化。燃烧1吨标准煤将产生二氧化碳2.62吨、二氧化硫8.5公斤、氮氧化物7.4公斤。

　　必须承认，这些年北京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政府一直在做艰苦的努力，包括安装了数据难看但更真实反映空气质量的PM2.5检测装置，努力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搬出城区甚至直接迁往外地；此外，2011~2015年期间北京市将重点采取五大举措，控制大气污染，实施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将城六区建设为基本无燃煤区。

　　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上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激增尤其是机动车数量的飙升，治理的成果往往被新的污染源冲抵殆尽。而如此痛苦的博弈在中国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

　　如果没有新的政绩考核体系支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顺利推进，低碳绿色的发展往往在一些地区彻底沦为动听的口号。最终每一个居民都为此支付昂贵的账单。

　　自2008年起的连续5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中，经济最发达的“北上广”无一次名列前茅。2012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关于社会安全感调查显示，从未上过榜的环境一下成了继食品之后人们认为最不安全的，超过医疗、交通、劳动、人身和财产安全。

　　相对于公众对绿色生活的诉求，各地政府发展思路和模式的转变显得严重滞后，于是在环境危机袭来，只能采取临时性救急措施。在雾霭袭击下，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1月28日晚间，北京再度采取强制性减排措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将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但经过第一天的监控，共有875辆公务车违反停驶规定出行。

　　这个事实令人忧虑。而且我们相信：雾霾被吹散，这些恐怖的污染源会重新上路，等待下一次毒气锁城。

　　因此，比运动式救急方案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真正转变发展思路，将为公众营造绿色低碳生活当成信仰，形成刚性制度，全面纳入政绩考核，完善相关问责体系。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个污染城市的市长就此对公众道歉。

　　而对于追求富足物质生活的公众而言，也应更多地以公民的姿态登场，培育简约节能的生活方式，为碧水蓝天、空气清新的城市添砖加瓦。哪怕少开一天车，少用一度电。

　　否则，毒雾锁城会成为中国大都市的常态，而公众无路可逃。（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