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交通违法而增录个人政治面貌和职业信息，其意在于确认受罚人的身份信息，以便于将其违法行为告之其他主管部门，采取多头处理的方式以“追加处罚”，从而增大交通违法的成本，让个人基于后果敬畏而约束自身行为，并出于畏惧而恪守法律底线。从本意上来说，此举符合征信体系“综合追加”的基本原理，在立意和出发点上并无不妥。

　　不过，让交警部门来增加采集被处罚人有关信息项目，让人有文不对题的错位感，在实施的效果上也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增加采集的信息项目是否准确，取决于交警执法人员的职业态度，以及当事人的配合程度。一个交通违法者的政治面貌是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清楚交待，那么很难对其真假进行鉴定。如果当事人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基于自我叙述的信息就完全可能失真。

　　另一方面，增录之后的信息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抄送相关机构”并有对应的措施。比如是党员干部身份的，其所在的单位和党组织，是否作出相应的纪律或者行政处分？如果没有后续的措施跟进，那么即便属于党员身份或者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属性，依然无法让其心中存畏。因而，增加被处罚人有关信息采集项目只是第一步，加强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还需要“后发优势”。

　　在诚信体系不完善的当下，此举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式，然而却无法成为常态性手段。因为有了以上最突出的两大缺陷，足以说明其缺乏长效性和可行性。在法律处罚之余，借助于道德的惩戒机制，达到德法并举的双重效果，不失为一种理想化状态。让一个失信者处于“寸步难行”的境地，也是完善而成熟的征信体系的标志。完善的个人信息作为最基础的部分，对征信体系的功能发挥具有兜底作用。然而，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征信体系，一方面要建立统一而规范的个人信息收集，并将其全面而集中归纳到个人代码之下。另一方面，则是担负社会管理和公共治理的相关机构，要将信息的共享共用作为一项基本责任，对失信行为及时按制度进行惩戒，更是一项必须履行的责任。

　　唯有做到了“失信必惩”，那么才能密织一张无缝可钻的大网。否则，碎片化的信息收集，无助于解决整个信息的开放与统一，而封闭化的失信惩戒，也会因为弹性空间太大而难堪大用。国内启动信用体系已有不短的时间，然而至令无法摆脱信息碎片化和实施分割化的状态，诚信体系建设仍然“行之在路上”。在总体模式和体系都先天不足之下，交警部门的“额外作为”难承重负。

　　从现实来看，目前各行各业都有自我设定的“黑名单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诚信体系已提了多年，顶层设计方面也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不过受利益主体的限制，未能有效打破利益界限，盘活所有资源形成高效统一的平台。2014年，最高法、公安部、银监会、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8部门共同签署《“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称，凡是失信被执行人，以及被法院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其他被执行人，将受到信用惩戒。显而易见，只有当所有的信息和出口都完全开放，利益樊篱被完全打破之后，增加信息采集的措施补强，才不会成为体系不彰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