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暴利药”的幕后推手？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天价药源于政府定价虚高。关于谁是“暴利药”幕后推手的问题，不少网友把矛头指向医院，认为是医生“收回扣”推高药价；也有人指责药品集中招标，不能有效挤掉药价水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认为，医院只是“暴利药”利益链条的下游，问题关键出在源头政府物价部门定价虚高。

        平心而论，药品定价，其实绝非易事。一方面，药品的研制开发，不仅有着不菲的成本和投入，更需要承担相应的失败风险，假如药品定价过低，必然会打压药品研发与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让药品的供应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一旦药价过于迁就市场，甚至完全随行就市，以药品生产商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难免形成过高的药价，从而限制公众的治疗和用药权利。不难看出，既要为药品研发制造企业留出利润，又要让药品价格能让公众承受，如何在双方的角力中取得恰当的折衷，并充分保障各方的权益，药品定价究竟该如何拿捏，的确颇有些技术含量。

       之所以“天价药”、“暴利药”会成为药品市场上的普遍现象，除了以药养医、医药回扣、招标猫腻之外，假如药品指导价真的能够定得恰当，并挤压出药品的暴利空间，就不会给“天价”、“暴利”留出太多的腾挪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药品指导价究竟如何定出？为何有了“指导价”，仍然能指导出“天价”和“暴利”来？面对“暴利药”，指导价至少难辞其咎。

       可见，药品指导价过高，即便不是“暴利药”的唯一成因，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唯有指导价留下了“暴利”空间，暴利药才有了合法攀高枝的可能。而按理来说，药品指导价的初衷，本在于挤出药品的暴利空间，从而将药品利润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合理可承受的药价供应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暴利药”提供了藏身空间的“指导价”，显然有悖其初衷与原则。

      那么，药品“指导价”何以走向其反面呢？除了指导价的定价机制，本身存在盲区和难点，例如，药厂的研发生产成本究竟几何，药价定价部门未必能真正探明就里。此外，这一过程中，由于巨额利润的驱使，药品指导价的审批更不乏存在寻租空间。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指导价容纳“暴利”的理由。

       在这方面，国外的药品定价机制，尽管未必适合直接拿来，其成功经验却不妨成为一种参考。除了美国药品更多基于市场机制形成药价过高之外，更多的国家倾向于采用政府参与定价的模式。例如，德国按照药品类别制定参考价，高于参考价需自费，低于则可通过医保报销；英国则要求制药企业提交年度财务收益预期，由国家报销的药品的资金收益率必须控制在17%~21%；日本的定价机制更为苛刻，同类药品，后上市药品甚至要比已是医疗保险的先上市药品价格下调4%~6%才能获得上市资格。这些规则和举措，对于药价的限制效应，自然不难预期。

       基于上述视点，如何从“指导价”中挤出暴利水分和空间，国内药品指导价的定价机制，无疑需要有更多的规则和约束，无论如何，药品“指导价”不应指导出“暴利药”。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