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奶粉限购”事件牵动着正在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神经，“奶粉”之外，代表、委员将关注的焦点延伸到食品安全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携带300多件有毒食品和“毒品添加剂”进京，“这是开心果，经硫磺熏制，漂白的；这是去皮花生，经硫磺熏制，防腐的；这是人造鱼肚，用皮鞭制作的；这是肉松，经过染色，香精防腐；还有白木耳，经过硫磺泡制的……”

　　带有毒食品进京，朱张金想告诉来参会的代表、委员，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在农产品生产环节，许多农民不懂农药使用技术，错用、乱用，“目前，农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企业打工，真正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看不懂农药使用说明，不按照要求使用农药，乱用农药品种、超量使用农药的问题普遍存在。”

　　“人民群众在相对富裕的同时，对食品的安全越来越重视，从原来‘吃不起’变成了现在‘不敢吃’。”来自农业大省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金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仲尼带来了一份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提案，“奶粉限购事件在香港闹得很凶，不得不引起重视。”

　　通过比较香港和内地新闻，陈仲尼注意到，与香港媒体关注本地市场供给能力问题不同，内地媒体更关注食品安全，“后者其实才是大问题。内地家长去香港买奶粉可以理解。”他建议内地政府成立独立部门，专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加大对无良企业的惩罚力度。

　　一边是香港颁布法令限购奶粉、拘捕“顶风作案”者，另一边，我国内地奶农却因原料奶滞销被迫杀牛保本。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回应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奶制品安全问题的提问。

　　“真的痛恨那些丧了良心的企业，不仅害了消费者，还把民族产业给摧垮了。”牛盾觉得自己情绪有些激动，清了清嗓子，“以我国农牧民当前的知识水平来看，他知道什么是三聚氰胺？知道能往原料奶里添加东西？这不可能。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追问。”

　　农业部相关部门此前专门针对原料奶生产情况进行调研，“奶农从澳洲引进一头奶牛大概需要2万元成本，被收奶的不法分子加了东西，媒体曝光后，现在原料奶都卖不出去了。奶牛养在家里天天亏本，最后杀了牛，牧民抱着牛痛哭啊。”

　　与牛盾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则认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农业。宗庆后近10年的议案或建议中都包含有食品安全的内容，唯独今年，他没有再提食品安全。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食品都是农民种出来的，农业这方面不解决问题的话，设备加工企业实际是防不胜防的。”他建议，食品安全也应建立预警机制。

　　与他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要从源头抓起，加强对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监督。首先生产企业要把好第一关，销售公司要把好第二关，严防不健康的食品流入社会。”

　　尽管在食品安全的源头问题是否出在农业上有争论，但与其他代表、委员一样，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也把希望寄托在各个部门之间未来可能实现的“无缝连接”上。

　　他指出，农产品生产销售的每个环节都会牵涉到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农业部、工商部门、质检部门、卫生部门、发改委和商务部等，当务之急是要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政府管理机制，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段管理，但要无缝连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也持有相同看法。他说，多头管理正是食品安全的硬伤。当前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对于食品安全的行政优化和行政改革，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承担起全部责任，可以全面系统高效地执行法律法规。由一个部门来管并不等于其他承担责任部门不管，因为食品安全涉及的生产流程很长，涉及的其他领域也不能推卸责任，要责任明确，甚至落实到人。

　　谈及政府部门责任，周伯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一度哽咽，“畜牧业工作者包括奶粉生产厂家，以及政府部门都有责任，我也感觉到很难受。”

　　他把“人们对合格优质奶粉的需求”定位在“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的高度，他说，“我们已经出了三鹿奶粉这样的教训，到现在国内奶粉的信誉培育还未达到人们信任的程度。”

　　他透露，我国民众最近对进口奶粉需求加大，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正在要求各个部门采取措施，且这一专项管理制度行动已经启动，“从畜牧业奶牛的养殖到奶的收购到奶品加工，到市场的销售，要建立专项管理制度，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不放过，尽快使我们的奶业市场从被动局面变成主动局面。”

　　“培育出群众放心的国内合格品牌奶粉，我有信心、我肯定有信心！”周伯华委员大声地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