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1998年中国经济则已经影响了世界，到2018年，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引领世界。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纵观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兴衰历程，不难发现：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大国崛起和复兴的必经之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的历史机遇

　　回溯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几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强盛，都与“产业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伴生。18世纪6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使整个19世纪成为“英国的世纪”；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美国和德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霸主地位，人类社会也从“蒸汽时代”和“纺织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曾利用这次契机“弯道超车”超越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从美国开始，紧接着德国抓住机遇在1900-1910年间不仅实现了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而且加快推进电器、化工和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德国工业的面貌，以致在很短时间内赶超了英国。日本也紧随其后，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实力也日渐雄厚。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某些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最近以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和保罗·麦基里等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一次深刻的产业变革，变革的核心主要是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等相关领域，这三者的相互融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世界经济将迎来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周期。

　　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擦肩而过，延缓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演进轨迹和新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深深的启迪。历史的车轮已行进到21世纪，我们能否把握这一新的发展契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为下一阶段的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却“难以为继”；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高物耗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美、德、日三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中国应积极利用危机过后全球产业“重新洗牌”的市场机会，加快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海洋等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世界经济中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科技革命”有可能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突破，但基于我国“世界工厂”的制造优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产业革命”则有望在中国大地成“燎原之势”，在欧、美、日陷入危机阴影自顾不暇时，我们应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遭遇“去实业化”的迷雾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制造”在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却遭遇“去实业化”的迷雾，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中“去实业化”现象开始急剧蔓延。以高速膨胀发展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正在严重冲击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曾经以“灵捷制造”而著称的浙商群体、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晋商群体以及众多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房地产、证券基金、艺术品投资等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活动成为获取财富的快捷途径。

　　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出现了资本大量抽离“中国制造”的“去实业化”现象，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不动产投资、银行理财与信托投资领域，“中国制造”发展势头放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畸形的虚拟经济活动严重冲击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上有许多深刻教训：如荷兰在近代史上因海运业发达而带来商业繁荣，一度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后来由于对投机的狂热追求愈演愈烈，导致了诸如“郁金香风波”之类极端投机行为的爆发，整个国家从此走向衰落。英国曾因“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强国，但随着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国内的食利阶层日益庞大，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部门的投入不断下降，大不列颠帝国后来也逐渐走向没落。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场新科技革命曾让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伴随而来的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华尔街金融集团以各种手段贪婪地侵占社会财富，最终引发了至今仍在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与此投机盛行相伴生的是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躁动，各个阶层都在被欲望和焦虑所困扰。虚拟投资“一夜暴富”，追逐短期暴利，导致贫富分化差距拉大和社会心理失衡，这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社会危机。因此，消除虚拟领域的暴利，遏制各种投机行为非常紧迫，凡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投机行为，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法规予以约束和规范，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暴利税等举措，实现社会利润率平均化，促使社会资本尽快回归制造业，也促使陷入投机暴富梦幻中的企业家尽快回归实业发展，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借鉴与启示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崛起和腾飞都是凭借强大的实体经济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危机之前走向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再工业化”的华丽转身。这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过度依赖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这些产品都仅仅是就数量而言，产品附加值仍很低，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让欧美发达国家深感震撼和不安，由此提出了剑指中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尤其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再工业化”并非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致力于试图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技术等为代表，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由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和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轮子上的国家”（世界汽车工业发源地）一旦回归到“实业立国”的传统增长轨道，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美国的高端制造和实体经济也将很快迎来复苏。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于我们中国经济而言是最大的外部环境转换。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01年到2008年的全球贸易环境，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还推出了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将使我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任重而道远

　　2012年年初，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说：未来20年里，美国将利用新技术挖空中国的制造业，并重新在制造业领域获取“绝对竞争优势”。这一论调并非“危言耸听”。科技界有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这将重新构筑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今后将会进入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这将使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机器人技术”将在人工成本和易操作性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机器人不用睡觉，不用休假，也不会要求加薪，美国的机器人也许不久就将与中国的劳动力直接展开竞争；“数字制造技术”是指一系列的技术能力，包括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的能力；如果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综合集成应用于制造业，那将绝对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2011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组件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宣布，计划在未来3年里引入100万个机器人替代现有员工从事的工作，这些机器人将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工作，降低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提高生产效率。这意味着“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劳动力的时代并不遥远，“中国制造”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这也将彻底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中长期依赖的“人海战术”模式将面临终结，何况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殆尽。

　　过去30年我们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功依赖的是我们“勤劳的双手”，而未来30年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必须依靠我们“智慧的大脑”，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技术竞争”。因此，我们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快速增加创新投入，强化技术储备，否则将不可避免在未来制造业国际竞争中淘汰出局。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虽然很多产品标注为中国制造，但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在国外，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国内，相当一部分加工利润必须转移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据统计：我国90%左右的出口商品，都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产品附加值较低。

　　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致力于完成由“加工代工型技术模仿型自主创新型”的产业转型和跨越，缺乏核心技术的模仿创新将无法扭转我国制造业竞争的弱势地位。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虽也常有技术上的革新，但与其国外同行相比，大多仅局限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和工艺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先天不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缺乏明晰的研发投入体制，研发经费的资助缺少持续性与稳定性，对于需要庞大经费支出的核心技术开发，由于缺乏研发后的保障而惮于尝试。显然，如果不致力于推动能使我国制造业“独领风骚”的核心技术创新，将最终导致我国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跨越”，更遑论引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只有抢占产业技术的制高点，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点跨越，才能在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