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抓住互联网技术引擎，我国实现了“弯道超车”，互联网消费与信息技术牵引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的能量得到充分积淀。基于新商业力量的崛起，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站到了世界前列，智能化改造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也较为厚实。但在核心技术领域，如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机器视觉与传感技术及产品应用与集成上，我国还严重依赖于人。祛除这一软肋，培育出一批智能制造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需采取一系列超常规做法。
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最主要阵容正在快步提速。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日前的全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电视电话会上表示，通过对近两年206个智能化改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前后对比，发现生产效率平均提升了30%以上，最高提高两倍以上，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0%左右，最高降低60%。为此，工信部准备在2018年再新遴选出100个左右试点项目，到2020年共遴选300项以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和150家左右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提到智能制造，很多人立马会想到信息化，即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但这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智能制造还包括自动化，即通过淘汰、改造低自动化水平的设备，增强高自动化水平的智能装备；也包括互联化，即通过建设物联网、服务网、数据网，实现智能装备的集成；还包括智能化，即通过传感器和机器视觉等技术达到智能监控与决策。综合来看，智能制造应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层技术密集叠加的成果。因此，作为产业链，智能制造覆盖智能装备如机器人和数控机床、工业互联网如机器视觉和传感器等、工业软件如ERP与3D打印等领域。另外，作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智能制造不仅贯穿于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还渗透于企业经营管理及售后服务中。智能制造也并不仅局限在企业制造能力上，还应体现在企业对关键技术装备、产品智能标准、核心工业软件等系统解决方案的输出与供给能力上。
与传统工业制造以产品与卖方为中心完全不同，智能制造则以市场与买方为中心，如根据对消费者线上购买行为的大数据分析，企业可精准掌握买方的消费偏好，捕捉市场消费主流与趋势，借此定向设计与开发。这种快速响应的智能制造，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作柔性制造或精益制造。通过云平台，企业不仅可分享所需的智能软件资源，还能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制造业生产方式正朝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从这个角度上说，智能制造也可称之为协同制造与泛在制造。
放眼全球，无论德国的4.0战略计划，还是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其实质都是智能制造，且这些国家在信息化与自动化层次上浸入很深，下一步必向互联化尤其智能化地带广泛蔓延与纵向挺进，特别是工业人工智能将上升为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智能制造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国家力量博弈与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过去20年来，我国紧紧抓住了互联网技术的引擎，实现了“弯道超车”，互联网消费与信息技术牵引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的能量得到充分积淀。不仅如此，基于百度、阿里巴巴与腾讯等新商业力量的崛起，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站到了世界前列，智能化改造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也较为厚实。看支持智能制造的具体技术进展，目前我国已在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等方面成功突破和应用了316台关键技术装备，有215套在十大重点领域急需的智能制造成套装备获得了突破性应用，围绕设计仿真、工业控制等方面开发出了500多套工业软件。
静态数据显示，时下全球智能制造产值规模为8700亿美元左右，我国1.4万亿元人民币的行业产值占比约24%。照专家的动态预估，2022年我国智能制造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届时全球产值增至1.51万亿美元左右，我国占比将升至30%。当然，这样的乐观预估是建立在对国外技术引进应用的前提之下，以及现有政策支持力度基础之上的。如果自有技术能进一步突破，政策杠杆撬动程度更强，不排除我国智能制造会以更快速度前行。
而当下，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自主性突破依然是推进智能制造的关键，尤其在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机器视觉与传感技术以及产品应用与集成上，我国至今还严重依赖于人，如工业机器人的减速器、伺服系统与控制系统技术与市场分别为日本与欧美企业所控制；国内数控机床主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高端数控机床主要依靠进口；目前全球范围有2万多种传感器，我国能完全生产的只有6000多种，近60%的传感器市场为美、日、德等国所掌控。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一方面将增大智能制造推广的成本，另一方面必会制约国内智能制造行业的规模化。祛除这一软肋，需要在人才培养、技术整合及政策创新上采取超常规做法。
还需强调的是，智能制造不应只停留在大型企业尤其大型国有企业身上，也不应局限于智能制造单元如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的构造上，而应注重培育出一批智能制造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由于智能制造投入大，中小企业的智能提升能力势必大受制约，但这部分经济主体恰恰是微观经济领域最活跃、最庞大的细胞，其智能程度的提高，将最终决定我国制造业“智造”阵容的真实规模与水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培育出的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只有10余家，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为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龙头企业集团，在传感器、智能仪表、控制系统及伺服装置市场锻造出一批“专精特”的设备配套供应企业；另一方面要整合和利用现有制造资源，建设云制造平台和服务平台，在线提供关键工业软件及各类模型库和制造能力外包服务，全方位建立起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智能改造的生态体系。
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发挥着造血与牵引的重大作用。除了公共财政必须超比例投放到智能制造的关键性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平台建设及创新应用示范等方面外，还要不断壮大中央与地方的政府性专项投资基金，同时发育培养各种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智能制造发展基金，以重点支持智能制造龙头骨干企业的成长与强身。此外，还要运用财政贴息、定向税收优惠等方式，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到智能制造领域。为了让社会资本能够更安心地扎根于智能制造领域，不妨尝试在股权设置、退出期限及回报率上做出一些特殊安排。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